“纯粹”的语言打造“纯粹”的身份

《印地语公共领域1920—1940：民族主义时代的语言与文学》（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

　　一个共同的辩论语言

　　印度社会的地区分野，以语言为首要标志并在语言邦原则中得到制度性承认。不同地区在历史、社会构成、思想文化传统和政治动力上，存在相当的差异。印欧语系的北印和达罗毗荼语系的南印构成大的分野，而作为北印心脏地带的印地语区，又是印度地区文化拼图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板块。印地语区西起拉贾斯坦邦，北至哈里亚纳邦，东到比哈尔邦，南到中央邦，中心北方邦，包含了今日印度以标准印地语为官方语言的9个邦及德里首都辖区，对于印度中央的政治格局具有压倒性影响。印地语区也是近年崛起成为印度主流意识形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腹地。

　　印度政治格局大转变的语境，让南亚研究学者弗朗切斯卡·奥尔西尼初版于2002年的经典之作《印地语公共领域1920—1940：民族主义时代的语言与文学》，在今日读起来更多一份相关性，也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阅读线索：读者将看到印地语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如何从一开始，就与一种排他性的语言和宗教身份纠缠在一起。

　　这本厚重的专著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印地语文学领域继19世纪后半叶兴起后，在20世纪20到30年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关键时期经历质的飞跃时的样态和特质。作者考察的对象是一个多维度的文学领域，包括整个印地语文学体系及其制度性安排：报刊与出版，教育机构与文学组织，以及公众。作者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来概括这些对象的内在联系，“印地语公共领域”的成立，在于存在一个共同的辩论语言。这一概念将文学领域置于更大的公共和政治环境中，把不同层面联结在一起进行立体的描绘与分析，探讨了语言、文学、性别、历史、社会与政治议题如何在公众意识的压力下，在那个民族主义色彩极为浓郁的时代融入“民族”的大议题。

　　一种僵化的文化理想

　　本书第一章“语言与文学领域”是最长的一章，作者追踪分析了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20年代北印度在语言应用和文学生产领域的制度性变化，这是后面章节所讨论的话语和作品产生的制度环境。书中呈现了这一时期北印度语言的多样性和不均衡的使用现象，而在殖民政府开展教育活动的背景下，围绕哪种语言代表本土语言的问题，爆发了印地语与乌尔都语之争——两者口语为同一个语言但书写字母不同。天城体印地语和阿拉伯文字母的乌尔都语，开始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分化的文化与宗教身份关联，并经历各自的语言标准化过程。扩张发展的文学期刊和学校教育为印地语提供了重要平台——它们推崇注重道德教诲的文本，排斥消遣性文学和实验性文学实践。同时，这个时代的文学样式和传统仍然是复杂多样的：具有开拓意义的现实主义小说与大量历史言情故事、社会戏剧和民间传统流行歌谣并存。但在出版市场上，印地语出版机构是20世纪初才加入的后来者，为它带来盈利的则是宗教图书和教科书。相比于乌尔都语有一个能支撑文学出版的成熟读者群，印地语文学出版主要是口头文学的印刷版。过于依赖教育市场，使印地语文学成为“教科书文化”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文化中，文本只有一种含义，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从而阻碍了批判性观点的产生，通过教育传播文学知识的目的是确保人们获得一种“纯粹的”语言和文化身份。印地语教育成为文化民族主义得以进入殖民体系的“一扇秘密之门”，但它强加了一种僵化的语言和文化理想，并在独立后的印度延续。

　　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过程

　　本书第一章的一些总体性判断，在后面章节不同层面的具体议题中得到展开论证。作者在第二章“语言、文学与公众关注”中，剖析了“印地语为印度国语”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建构的发展过程。成为标准印地语的克利方言印地语原本是市集的语言，为了担负“国语”的崇高职责，它经历了纯化过程：清除口语表达、乌尔都语词汇和地方性用法，采用梵语化的句法和词汇。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梵语化的、排他的和精英的严肃书面语言。其守卫者，存身于大学系所、文学机构和权威期刊的印地语知识分子，被作者称为文学建制派。但说纯正印地语的精英也只是从属性精英，因为不像孟加拉人形成了双语精英阶层，北印说英语的社会上层阶级与印地语精英存在区隔。纯正印地语在独立后，作为北印官场、职场和公共领域的语言和向上流动的工具，成为中产阶级的语言。

　　讨论历史书写的第三章“对历史的使用”是主题最集中的一章，包括对历史叙事长诗《印度之声》和历史小说《占西女王拉克什米巴伊》引人入胜的文本解读和深入分析。印地语的历史叙事借助东方学，确立了雅利安人—印度教徒的历史连续性，而穆斯林被重塑为通过征服和统治激发了印度教徒民族意识的他者。印穆相互依赖的叙事成为少数派声音。“我们—印度教徒—印度人”的民族历史叙事包括对穆斯林的排斥，通过文学作品广为流传。

　　利用和挑战

　　最后两章都涉及属下阶层（subaltern）对主流历史观和社会观的利用和挑战：女性利用民族主义话语中被强调的服务伦理，参加家庭之外的活动，从而进入公共领域（第四章）；农民运动对社会和经济不公的批判对印地语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农民也得到了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机会，但城市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仍然很难将他们置于平等的位置，也难以接受农民运动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第五章）。作者将最后几节留给了对印地语政治家的分析：他们虽然在政治取向上从右到左都有，但在文化上都是保守的，这让他们忽略独立和批判性声音，用自己的政治权威支持同样在文化上持保守态度的印地语知识分子，促成后者以文化和教育机构负责人身份形成印地语建制派并对文学制定规范性要求，妨碍了印地语文学界的进一步民主化和大众化。

　　批评力量被严重削弱

　　贯穿全书，作者呈现了被视为印地语文学“黄金时代”的二十年间，文学领域的规范性主张和批判性声音之间强大的张力，以及前者在文化政治上的胜利。民族主义者在印地语公共领域所形塑的规范，是统一的纯正的印地语，道德性文学，均质化的印度教徒文化，作为同质文化共同体的“和谐”印度——乌尔都语和印度-波斯文化，大众、口头传统或激进书写都被排斥在外。这个规范的普及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作者在20世纪90年代为研究寻找材料时，发现在关于民族主义运动的描述及文学史中，甚至连社会、文化、历史差异与冲突的记忆都被抹去了。作者不得不挖掘尘封的期刊，并利用非文学材料，尽力还原那个时期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学文化全貌。这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价值：基于极详实的史料，破解印地语学界主流文学史建构背后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神话。

　　对于关注印度地区文化差异的人如笔者，本书对于印地语区相比印度其他地区为什么在社会与文化变革上更为保守提供了一个解释：对于印地语知识分子和活动家，雅利安黄金时代的吠陀社会以其秩序与和谐提供了一个过于强大的社会典范，以至于他们无法从其他角度思考和想象理想社会，无法超越四瓦尔纳框架，哪怕是接受阶级话语的社会主义者。如果说同时期以婆罗门为代表的高种姓对瓦尔纳或改造过的瓦尔纳秩序的拥护在其他语言文化地区也不同程度存在，那么，在印地语区更突出的，是这样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模式通过梵化方案吸引了更广泛的种姓群体，使得整个印地语社会中批评力量被严重削弱，而婆罗门-梵文化秩序得到强化。

　　阅读本书，虽然因不熟悉印地语文学史，面对长串出现的作家名字时有些茫然，但不影响欣赏那些鲜活的场景。比如因参与者品位和期望不同而发生冲突乃至场面失控的赛诗会。这样一本内容广博、议题多维复杂的书阅读起来仍然觉得轻松，也要感谢译者建立在深厚的专业素养之上的流畅准确的翻译——作者正是她的博士生导师。

（原载于《解放日报》2024年11月10日10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