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辞赋，同源共流

《汉赋与汉代辞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

　　章太炎说：“小学亡而赋不作。”换言之，知小学而始可言赋。然而相比于汉赋与制度、汉赋与经学思想、汉赋文学接受等研究，从小学角度对汉赋进行研究的论著始终不算多。其实就“小学与词赋同源共流”（阮元《扬州隋文选楼记》）的观点讲，以小学切入汉赋研究实为“正途”。在近代学者对小学与汉赋的讨论中，刘师培的观点亦颇具代表性。他在《论文杂记》中讲，“昔相如、子云之流，皆以博极字书之故，致为文日益工”“观相如作《凡将篇》，子云作《训纂篇》，皆史篇之体，小学津梁也”，汉赋家皆深明字学，学者亦当着眼汉赋与小学的关联。

　　于淑娟《汉赋与汉代辞书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6月出版）一书中，作者经以小学主线，纬以字形、词汇、修辞、结构、制度等因素，线条明确，串联内外。于此小学视角之下，作者将小学的载体——辞书，纳入研究比较的对象，从“汉赋与辞书发展的同时共运”“汉赋家与小学家的身份重合”“汉代赋作与辞书的异质同构”三个方面入手，角度精当，立论深刻。作者的研究既是对百年学术史的回应，也是对汉赋生成、文本形态等更进一步的“祛魅”。而这一研究势必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汉代文字尚未完全规范的时代文化背景、作家的文字知识与主观意图、不同时代版本的传抄等等，作者对这些因素皆有考虑，研究过程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发现。

　　该书对汉赋字词句的编排方式做了细致深入的求索。作为小学家的汉赋家在创作时大量运用玮字，这与汉赋口诵特征等因素密切相关，一般认为是取诸音而不取诸义的书写情况产生了众多异文。但经过考察，作者指出，汉赋联绵字中大量同词异形的现象有其内在规律，字形选择也包含了对字形含义的斟酌，受到所描写事物属性的影响，比如“胶葛”与“胶轕”运用的场景就不同，从楚辞到汉赋，描写车马时多用“胶轕”而非“胶葛”。这让我们重新认识到兼有小学家身份的汉赋家在创作时的精审，并不是一句“赋家好异”的笼统之言所能解释的。同时，作者的研究更加注重历时性考察，尤其注重前后汉赋用字、用词、句式对比，此类对比中有传承借鉴，也有创新突破。比如书中指出早期汉赋叠字连用为主，以规模气势为高，至东汉则散用为主，运笔更为自然，这和汉赋由铺张扬厉转向宏富雅赡相关。这种对变与不变的把握本质上是深度贴合创作主体，以创作论的角度去研究汉赋的文本肌理，可谓切中肯綮。

　　想要说清楚汉赋是怎么写成的着实不易，而此时汉赋和辞书的对比研究就体现出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了。理解了辞书的编纂逻辑，其实也为我们理解汉赋提供了一种思路。书中提到汉代辞书有两个系统，一个是蒙学识字课本，另一个是经学及小学类著作。汉赋家几乎都精通小学与经学，汉赋和辞书之间有双向互动的关系。以联边为例，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联边现象在汉赋中俯拾皆是，作者精辟地指出，汉赋联边产生了字形图像化、声韵音乐化和结构层次化的艺术特点。作者还探讨了联边的文字学理据、文学渊源及其与时代审美风尚的关系。汉赋形成初期的辞书中，也存在大量联边现象。《尔雅》的《释诂》《释言》《释训》中的联边现象，并非基于理性认识后的归类，而是自然形成的联边现象。至史游《急就篇》，因其字书性质，注重字形归类，形成直观形式上的联边，它的联边有编纂者特意组缀的因素。《凡将篇》《急就篇》等早期辞书注重记形、诵音、明义的现实功用，联边字形易于强化记忆，读音多双声叠韵易于记诵，同类义训的形式利于明晓字义，这体现了汉代小学家精心编排、连类成文的语言文字能力，它与汉代文学创作、欣赏的心理机制是相通的。作者的分析非常透彻，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把汉赋联边的渊源、修辞特点、艺术影响都说明白了。

　　从小学角度对汉赋的考察有“与故训相俪”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赋家在锻字炼词上下的功夫，同时也不应当忽略汉赋在句式、章句和结构等方面有与辞书更深层的关联。以两者的深层结构而言，作者讨论了四个方面：一是浩大浑融的空间结构，二是有序排列的三维时空，三是美颂讽祝的精神旨归，四是人文精神的兴举。在这里，作者的研究比起前贤更进一步，无论是时空观念，还是审美、文化层面的对比，都直抵汉赋和辞书的内在逻辑，引用作者的话说：“汉人浩大的时空观念、清醒的政教意识以及日益勃兴的人文精神，是汉赋与汉代辞书深层结构的共同之处。相同的思想观念与时代风气，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汉人的著述中：沉淀在铺张扬厉、洋洋洒洒的赋作中，也潜隐在实用明晰、广收博采的辞书中。”一隐一显，两相映照，葳蕤争丽。

　　除了文本内部的考察，作者还从文本外部，探讨了汉代的职官、文化教育以及经济等社会制度对汉赋与汉代辞书的影响。比如充分还原东汉时期经学极盛的语境，指出东汉中期对下层文官的课试虽已废止，但文士面临经学学习与课试要求，故而辞书编纂并不寂寥，进而指出辞书编纂与小学的兴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学的空疏浮华意味着小学的衰落，让我们看到后汉经学与小学的真实状况。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利用出土文献研究汉代文学方面也颇有洞见和阐发。本书充分利用出土汉代辞书研究传世汉赋，作者认为，以修辞中的对偶而言，汉赋和辞书在对偶修辞上具有共时性。从西汉到东汉，汉赋中的对偶句由少到多，由粗到细；北大简《苍颉篇》也有对偶，其中没有反对，这和汉初大赋中很少出现反对的情况是一致的，而《急就篇》对偶形式的丰富与西汉后期大赋中表现出的对偶修辞手法的发展是同步的。作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偶成为最受重视的文学技巧之一，这和汉代赋家、小学家的贡献密不可分，这个观点颇具文学史意义，站在文学本位，让我们看到了小学家、辞书编纂在文学发展历史中的积极作用。

　　综观全书，亦有可商榷之处。例如，在“汉赋联边的字形图像化”一节中，作者指出对于联边的理解必须还原到古文的书写、阅读情境当中，此处作者以小篆举例“水部”字排列产生的视觉美感，对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是适用的。但必须看到，尽管西汉早期（武帝初年以前）简帛上的隶书明显接近篆文的字形仍然很多，而之后这种字形就大大减少了（见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因此对汉赋书写的直观图像化特点分阶段讨论会更加合理。不过，这并不能否认联边使汉赋拥有整饬有序的文字形式和反复强化的物象属性。

　　自汉以降，没有哪一个时代辞赋家和小学家、辞赋和辞书会有如此之多的相似处，因而作者选取的视角不可谓不精审，在汉赋和辞书互相发明、互相影响的过程中，我们得以窥见两者同时共运的深层内涵。本书很大的意义是回归作品语言本身，以汉赋与辞书的共时性、历时性对比，探究字形、词汇、修辞、结构、制度这些内外层次与汉赋、辞书的关联，层层递进，说服力强。这些对汉赋本身的内部考察剖毫析厘，或可稍慰刘师培“论文之书，大抵不根于小学”（《论文杂记》）之叹乎？ 当然也正如作者所言，在小学与文学的关系研究上仍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而此书毫无疑问为古代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视角与启示。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5年05月14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