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廉箴备要》：八闽典籍中的廉脉追寻

《八闽廉箴备要》（商务印书馆2024年出版）

　　廉洁是贯穿于八闽大地的文化底色。历史上，无数闽籍文士以文抒心、以廉明志，凝结出崇廉洁身的价值传统，其言其行，往往被后人收集整理，汇总成册。因此，透过八闽典籍，我们可以发现有一条“廉脉”赓续其中，代代不息，这不仅是八闽廉洁文化的直接展现，更是闽地人民千百年来对廉洁精神的向往与追求。

　　如何以一书观照八闽廉洁历史，展现闽地廉洁文化风貌，是《八闽廉箴备要》关注的核心问题。如何为闽地先贤的著述注入时代活力，使人自觉地学“廉”、近“廉”，以“廉”修身立本，是《八闽廉箴备要》力图实现的目标。因此，该书在内容上力求全而精，广泛收集闽地先贤著作，精选廉箴，保留前人的思想精华。时间上，该书横跨唐至近代千年历史，展现闽地古而有之的悠悠廉风。同时，近代闽地士人应时代之变、开时代之先，为廉洁思想的时代转化贡献出的闽人智慧，也是该书着力展示的重点。

　　在此基础上，该书对“廉”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将传统的“廉政”视角扩展至文化认同的维度，使传统廉洁思想成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养料。“廉”不仅是为官施政的准则，更是人生信条，是一种人人都应认同的文化体系。“廉箴”也不仅是为官员提供的训诫，更是贯穿于社会人生各方面的思想指引。以此视角切入，我们会发现闽地千载的廉洁风尚中，有三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即以“理”释廉、以“文”倡廉和以“教”育廉。

　　以“理”释廉，即闽地先贤以理学为根基，系统建构廉洁思想的理论范式，使“理廉”成为官员施政的思想准则。这一思想脉络，源于宋明理学对“理”与“廉”的哲学建构。作为闽学开创者，杨时开“理廉”之风，将道德规范与“理”结合，杨时认为“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无所往而不用直，直则心得其正矣”，并进一步指出“所谓直者，公天下之好恶而不为私焉”，将“廉”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让“廉”成为为官所必须遵守的道德信条。在后辈学者的赓续下，“理廉”思想不断丰富与完善，至朱熹终集大成。朱熹不仅在哲学层面进一步加强“理”与“廉”的连接，将廉洁从个人品德升华为贯通天人的道德品质，更是在为官期间倡导廉政建设，身体力行地践行廉政理念。尤为重要的是，朱熹晚年在福建广修书院、著书讲学，使闽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院文化。此后，书院成为学子重要的学习场所，自然也成为“理廉”思想的培植沃土，无数贤臣廉吏从此走出，又以其为官实例，激励着后学，最终形成绵延千载的廉洁文化传统。从此，内修理学，外施廉政成为闽地官员的鲜明特色，践行在其方方面面。如蔡清“心正，则百事可正；理明，而后其心可正”、黄道周“私则为欲，公则为理，去欲明理，独得其要”等言，既是“理廉”思想的传承，又是为官修身的箴言。李光地更是结合为官经历对《论语》进行注解，指出：“节用爱人，便是‘惠而不费’；使民以时，便是‘劳而不怨’。”

　　以“文”倡廉，是八闽廉洁文化的重要形式。廉洁思想随着闽地文学的发展而发展，二者密不可分，透视八闽文脉，是把握八闽廉脉文化特征与内涵的重要手段。八闽文脉悠长，名家众多，流传下来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不仅是宝贵的文学作品，其中传递出的廉洁精神，更是值得传扬与歌颂。闽地走出的文人名士，以“文”书写着自己的廉心廉行，既明其志，亦飨后人。自《诗经》起，诗便有“言志”的传统，因此，诗歌也成为闽地文人书写其廉洁志向的重要题材，其中不仅有李纲“处污秽而不染，体清净而不移”、林则徐“毕竟东篱存晚节，留香何止傲霜枝”等直抒胸臆的情感表达，亦有刘克庄“乍可郡无九年蓄，要令民受一分宽”的廉政追求。同时，借诗歌以传递正确的廉洁观，也成为闽地以“文”倡廉的一大特点，如蔡襄以“君子道合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倾”之言，明确清廉为官的君子之道，蔡清“操术必求精，济人不谋利”，更是传递出为官要业精心廉的价值判断。以传记、墓表、祭文等为代表的“传志”类作品，既是对先人过往一生的品评，又包含着撰写者浓厚的价值追求与导向，因此也成为闽地廉洁文化书写的重要载体。蔡襄在《祭弟文》中明确提出：“君子之论人也，在贤与不贤耳，不系其寿且夭。”显然，廉洁与否是闽人传志书写关注的焦点，能让闽地士人下笔立传的，必为廉洁贤明之士。如杨亿为已故贤相毕士安作墓志铭，称其“尚德兴廉”。又如杨荣为素以廉洁闻名的王彰作碑铭，赞之“惟公克忠，廉谨自持”。此外， 作自传以明自身廉行廉志，也是八闽廉洁文化中重要的文学表达，如李廷机在《仕绩》中就曾自述：“余在太学，不私用公帑一钱，即公费亦节。”作为古代中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的福建，刻书业的繁荣也推动了闽地小说、戏曲创作的繁荣，这些作品中往往也寄予着作者对廉洁的向往与追求。如曾为寿宁知县的冯梦龙，其所集撰的“三言二拍”不仅是文学瑰宝，更是其廉洁志向的投射。在书中，冯梦龙不仅直接记述了少府薛伟、御史陈濂等事，彰显出其对清廉官吏的推崇，还常在细微处赋予褒贬，如其所载沈炼为奸佞所陷，但得到社会广泛的同情与帮助，反映出其对廉洁清朗社会的理想追求。冯梦龙为官时期，也始终践行着廉洁准则，黄寿祺对其任闽期间的政绩高度评价，赞曰：“四载寿宁留政绩，先生岂独是文豪。”

　　以“教”育廉，是闽地廉洁文化得以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活力之源。这里的“教”，并非简单的知识教育，而是浸润于日常生活中，使人自觉内化的价值认同。八闽大地上，优良家风的耳濡目染，名士先贤的言传身教，在千百年间构建起独具特色的廉洁文化生态。家训、家书是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方式，更是历代治家经验的智慧结晶。福建自古就有浓厚的家庭教育传统，朱熹作《家训》《童蒙须知》，不仅成为家庭教育的典范，其中传递出“处世无私仇，治家无私法”“勿损人而利己，勿妒贤而嫉能”等思想，更是成为后世修养清廉家风的思想指引。如苏廷玉作《家诫》，告诫后辈“世之富贵家争产者多矣。曾见有长富贵者乎”，命后人“教子弟以诚实勤俭为本”。蔡献臣为其子所作家书，更是言辞恳切，劝诫其要“无昵于损友，无以酒食游戏相征逐”。除了家学家风建设外，闽地士人还常常把自己为官的亲身经历记录成书，经验教训总结为论，为后人清廉从政提供指引，这些材料也成为八闽廉洁文化宝贵的精神财富。如蔡襄作《安民》《废贪赃》等文，提出“贪赃者废之，清廉者奖之”的为政主张。林希元为考取进士的李东明作“三难说”以赠之，教导李东明“士有三难，曰审趋难，曰定志难，曰守初难。子方涉世，不可不知也”，为初入官场的李东明上了宝贵的一课。蓝鼎元更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将自己为官的心路历程与施政之道倾囊以授，如其在《闲存录》中结合亲身经历，谈论担任地方守令这一中层官职的心得体会，在其看来，“天下之官，最难为者莫如守令，最可为者，亦莫如守令”。难在何处？蓝鼎元痛陈“上官掣肘，僚属挠权，胥吏穿鼻，豪强拊背”之害，但他同时也强调，“若公而无私，洁己而无欲，则数者皆无之矣”。可见，在蓝鼎元看来，廉洁是为官的第一要义，是抵御所有威胁诱惑的最佳利器，其文辞真切，似在人耳边，读之定为后人裨益。

　　八闽典籍史料浩如烟海、崇廉尚洁文章卷帙浩繁，《八闽廉箴备要》从中钩沉提玄、探骊得珠，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廉脉”，展现出历史上闽地闽人独特的廉洁文化风貌，更揭示了闽地贤能廉士代代相续的深层动因，为当下廉政建设提供了文化的向心力。

（原载于《福建日报》2025年7月15日10版，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