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诞生的标志之一

《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1644—1911）》（商务印书馆2025年5月出版）

　　20世纪初是中国终结传统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重要阶段，也是旧有学术门类向现代学科体系转变的重要时期，注定会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是在这一时期才开始绽放出夺目的光彩。即以本人所从事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而言，正是在这一时期全面展开并形成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学术快速走向国际舞台，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密切的重要阶段。大量的中国学者进入欧美学术界攻读经济史的学位，并以英文发表各自的成果。在这其中，陈兆鲲是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位。

　　陈兆鲲，字希尧，1886年12月出生于广东。1909年，他自费在康奈尔大学学习农业，第二年转学至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获得文学硕士，后改学经济学，师从美国财政学大师E.R.A.塞利格曼。1914年，陈兆鲲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是较早一批获得西方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之一。他的博士论文为The System of Taxation in China in the Tsing Dynasty, 1644-1911（《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1644—1911）》，以下简称“陈书”），很快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第143号,同时也收入 Columbia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y,Economics and Public Law第59号，由纽约的Longmans Green and Company出版社于同年出版。毕业之后，陈兆鲲回到国内，先是任职于财政部。1915年，陈兆鲲改任北京盐务署，兼任北京大学法科教员。1922年前后，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陈书共五章，前两章主要说明中华帝国的行政结构、区域规划以及征税部门对收支的调整。后三章则分析了中国税收的三个主要税种：土地税、盐税和商品税。作者认为，有清一代的征税体制中，中央表面上似乎有无限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不得不依赖于地方督抚。由于利益不同，直接导致了各省对财政收入的争夺，也导致一些财政收入富裕的省份存在隐瞒收入的动机与举动。在这种情况下，户部对省级财政的拨款权和监督管理权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了。全书最后，作者提出的建议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铁路交通的发展，交通贸易路线的改变会极大地影响内陆常关税的增收，中国必须尽快设计一项货物税征收计划新方案，以更好地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包括铁路在内的新式交通会改变土地的价值，未来必须对土地税进行调整，但由于体制的惯性，根本性变革的到来会比较迟缓。

　　陈书虽然篇幅不算长，只有5万字的规模，但却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陈书是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诞生的标志之一。20世纪前半期被学界公认为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的诞生时期。有学者将光绪三十年（1904年）梁启超所著《中国国债史》视为中国现代经济史学科的萌发，不过梁氏此书仅论述光绪时期20余年的史事，且重于时政而非历史，很难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亦有学者认为，吴廷燮于1914年出版《清财政考略》，是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诞生的标志。但该书以论代史的特征明显。陈书与吴书均出版于1914年，孰先孰后实在难以确定，而且这种同一年份内的先后比较似乎也无关紧要。显然，如果按照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史研究来看，陈氏之书完全按照西方财政学理论，系统梳理清代的财政制度，说它是现代中国经济史学科诞生的标志之一，当之无愧。

　　陈书是最早对清代财政制度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在清代人自己的理解之中，国家财政收入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并不相同。清代前期，主要的财政收入包括地丁钱粮、漕粮、关税、盐税，以及非常例收入的捐纳、报效。支出方面，则包括京师经费、直省经费和杂支。按时人的观点，京师经费包括京师王公百官俸银，兵饷，盛京热河围场、东陵、泰陵各官兵俸饷，外藩王公俸饷银，内阁等处饭银，吏部、礼部的养廉银，京官公费饭食钱，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备用银，宝泉宝源局料银，在京各衙门胥役工食等，繁杂非凡。到了晚清时期，随着海关、厘金、杂税杂捐的兴起，财政收支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财政支出方面则更显混乱。针对这种复杂局面，陈书按西方财政的范围做了重新的整理。收入方面，重在分析土地税、盐税、关税和厘金；支出方面，则将其分为军事开支、民政管理支出、皇室开支、邮驿支出、水利支出、政府的社会支出、杂项支出等。与此同时，书中还采取现代统计学的方式，制作了很多图表，列出大量统计数据，使得有清一代的财政发展有了较为清晰的呈现。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 日（1912年2月12日），临朝称制的隆裕太后替宣统颁布退位诏书，宣告清朝统治的结束。仅仅两年之后，陈兆鲲的博士论文即告完成，这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其中的辛苦，恐非专门研究财政史的学者能够体会得到。陈书正是在史料搜集不易、解读繁难的情况下，以扎实的史料分析、大量的数据和表格，清晰呈现了清代财政体制从清前期的农业型财政到晚清时期的工商业型财政的完整发展脉络。还可以指出的是，学术界关于清代财政税收史的研究已经一日千里，但从整体上看，现在的研究框架和体系，大致都没有脱离110年前陈氏的范畴，这无疑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事。

　　陈书也是第一部由中国学者所写的、面向西方读者的中国财政史研究专著。陈氏以近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经济史的角度入手，向西方读者较为清晰地展示了清代财政税收体制的复杂面相。对于现代的学者而言，其价值不仅在于按照西方学术规则、应用西方财政学理论来分析税收制度问题，还在于它将西方财政学引入中国过程中的开创性以及对当时中外学术交流的反映。正是因此，经济学三大刊中的两个（《政治经济学》（Vol.23，（Jan. 1915），p.102）和《美国经济评论》（Vol.5，(Mar. 1915），pp.119-120））在当时都刊载了对陈书具有正面意义的书评。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陈书完美无缺。比如本书重在财政收入，而对财政支出关注不够；又比如，本书聚焦于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缺乏关注；由于篇幅和字数的原因，各方面的论述都略显简略，等等。但我们很难对仅有5万字篇幅，又成书于110年以前的这部著作予于苛求。无可置疑的是，它的学术史地位早已奠定。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5年07月16日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