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籍钩沉补史阙，视界拓新鉴文明
——评《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

《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26年出版）

　　大航海时代拉开了全球文明交汇的帷幕，16—18世纪，明清中国与欧洲世界发生大规模深度接触。来华传教士、外交官将大量中文稿本、抄本、档案带回欧洲，这些流散海外的一手文献，长期藏于欧洲各大图书馆与档案馆，在国内研究中常常处于缺席状态。张西平教授的《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一书，立足梵蒂冈图书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等欧洲藏地，以大量稀见原始文献为基石，对晚明至清中期中西交流史展开重新梳理与考释，填补了国内学界对欧藏中文文献系统研究的空白，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开拓新的学术视野。全书厚达700页，上起康熙朝的“礼仪之争”，下至菲律宾早期天主教汉文刻本，横跨中、欧以及东亚、东南亚多国，将文献整理、文本校勘与历史阐释熔于一炉，既是域外汉籍的深度整理著作，也是一部重新审视早期全球化背景下中西互动的学术力作。

　　传统的明清中西交流史研究，较多依赖国内存世刻本、中方官方档案，对于流传欧洲的中文手稿、传教士私函、外交文书利用相对有限。16—18世纪是全球化与近代化蓬勃兴起的时代。正如书中序言所言，“晚明到清中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全球化的初步形成给中国提供了一个世界舞台，二者结合使晚明至清中期的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中西文明相遇留下极为丰富的一手文献。这批材料随传教士、使节流向欧洲，对明清史、欧洲史研究都具备极高价值，却长期没有得到充分发掘。该书最大贡献，就是把这批欧藏珍本带回中文学术界的视野之中。著者并没有简单罗列馆藏目录，而是进入文献内部，对铎罗、嘉乐使华文献，“领票”原始档案，穆敬远案、苏努家族案档案，康和子山东传教手稿，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与乾隆往来国书等珍贵文本，逐一做文本细读、版本比对与史实考订。这种回到原始稿本的研究路径，跳出后世二手叙述的框架，得以部分还原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现场，修正过去依据后世刊本形成的若干既有认知。

　　依托全新的海外原始文献，该书前五章针对康雍乾三朝中西交流史上的核心疑难问题展开精准考据，完成了多项关键史实的补正与文本勘误，厘清了学界长期存在的认知误区，夯实了该领域研究的史实基础。康熙朝的“礼仪之争”是明清中西文化与宗教博弈的标志性事件，直接影响了清廷对外政策走向与西学东传的历史进程，而传教士领票制度、铎罗与嘉乐两任教宗使节的在华交涉过程，是解读礼仪之争演变逻辑、清廷宗教管控政策转型的核心关键。受限于本土史料记载简略、外交细节缺失，过往研究难以完整厘清礼仪之争从文化分歧升级为政治对峙的深层脉络，对领票制度的实施细则、执行流变、权责边界，以及两次教廷使节来华的博弈过程、各方势力纠葛、中西核心分歧等关键问题，始终缺乏清晰、完整的史实支撑。该书通过比对欧洲馆藏原始外交档案、使节手记、教廷文书与传教士通信记录，精准补全了领票制度的出台背景、适用范围、管控逻辑与执行漏洞，细致还原了铎罗、嘉乐使华期间的谈判交锋、清廷的强硬应对、在华传教士的内部分化与罗马教廷的决策流变，完整梳理出礼仪之争从文化习俗争议逐步转向国家主权、宗教权力博弈的完整脉络，完善了康熙朝中西政教博弈与对外政策演变的历史叙事。

　　在雍正朝政治与中西关系研究领域，该书第三章凭借独家未刊欧藏抄本，突破性还原了穆敬远案与苏努家族案的完整历史脉络，填补了学界长期存在的研究盲区。穆敬远案与苏努家族案是雍正朝禁教政策全面推行的标志性事件，深度交织着中西宗教冲突、清廷储位之争、宗室权力博弈等多重复杂矛盾，是解读雍正朝对外政策、宗教管控与皇权集中强化的关键切入点。传统清宫官修史料秉持皇权中心叙事，仅简略记载案件处置结果，对事件缘起、传教士介入储位之争的具体细节、苏努家族信奉天主教的完整过程、案件背后宗教与政治的深层纠葛均语焉不详，导致学界对这两起案件的认知碎片化、片面化，难以厘清雍正朝严厉禁教的真实动因。该书依托欧洲馆藏的当事人口供抄本、传教士往来私信、海外见闻记录等独家一手史料，与清宫满汉文档案形成双向互证，清晰梳理出穆敬远“与康熙第九子胤禟关系密切”“深深地卷入了康熙朝的皇储之争中”，苏努宗室家族笃信天主教、深度联结西方传教士群体的完整史实，精准阐释了清廷将宗教传播与宗室结党、皇权隐患相关联的深层治理逻辑，明确了两起案件既是宗教冲突事件，更是雍正朝巩固皇权、肃清异己、规范对外宗教交流的政治事件，彻底厘清了雍正朝全面禁教的历史必然性，弥补了清代前期政治史与中西交流史的双重研究缺憾。

　　康和子是书中很有新意、生动传神的个案。第四章专门研究康和子在山东的传教活动以及留存于欧洲的中文神学手稿。相比于利玛窦、汤若望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康和子在国内以往研究中很少被关注。这批藏于欧洲的中文手稿，例如康和子致信徒的文献，“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份完全用中文记载的传教记录”——《传教名录》，“目前在明清之际的西学汉籍中唯一一份详细介绍《圣经·旧约》历史纪年的文献”——《吾主耶稣及天下万民历代宗派图》。《天主圣教经文》让我们看到天主教地方传播的样貌：西方传教士深入山东地方社会，用中文撰写神学著作，面向普通信众开展传教。过去中西交流史研究常常聚焦北京宫廷，聚焦上层士大夫，康和子的手稿提醒我们，中西文化接触同样发生在地方州县民间社会。宫廷的西学与地方民间的宗教传播，共同构成清代天主教传播完整图景。

　　针对乾隆朝重大外交史议题，该书第五章聚焦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以严谨的文献校勘方法完成乔治三世致乾隆国书的多版本比对勘误，纠正了传世文本的长期讹误，为清代中期中英外交史研究正本清源。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18世纪中英首次正式官方外交接触，是传统中国朝贡外交与西方近代外交的首次正面碰撞，其核心外交文书——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致乾隆国书，是解读此次外交事件的核心文本。由于传世国书文本历经多次跨语言翻译、民间传抄与官方刊印，存在字句错漏、语义偏差、文意篡改、语境缺失等诸多问题，长期以来误导了学界对英国外交诉求、清廷外交认知、中英外交冲突根源的解读。该书全面整合欧藏英文原始底稿、欧洲早期中文抄本、清宫军机处馆藏译本等多个权威版本，逐字逐句开展文本比对、校勘考证，系统纠正了传世文本中的多处关键讹误，还原了英国使团访华的真实外交初衷、通商诉求与礼仪诉求，精准还原了乾隆朝天朝上国外交体系的运行逻辑与对外认知局限，为客观、公正解读18世纪中英早期外交关系、清代朝贡体系的困境与转型提供了精准可靠的文本依据。

　　相较于同领域研究成果，该书最核心的学术突破在于研究视野的革新与研究范式的升级，彻底打破了传统中西交流史“中欧双边单向互动”的狭隘框架，构建了全域性的东亚西学传播研究体系。该书第六、七章跳出传统双边研究的固有桎梏，首次将明末清初整个东亚、东南亚汉文化圈的西学汉籍纳入统一研究体系，系统整合多国散佚的西学传播史料，清晰梳理出17世纪至18世纪西学以中国为核心、辐射整个汉字文化圈的传播路径、流转机制、融合形态与区域差异，完整还原了西学东传的全域历史图景。西方传教士以中国为核心据点，将译介的西方科学典籍、宗教文献、天文历法、地理知识等内容，通过官方往来、民间贸易、文人游学、人员迁徙等多元渠道传播至周边诸国；同时，东亚各国对西学的吸纳、改造与实践，也反馈、影响了清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形态与走向。该书通过整体性、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填补了东亚西学传播网络研究的学术空白，极大拓展了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边界，为学界构建近代早期东亚文明交流的整体叙事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学科引领价值。

　　在研究体例与学术架构上，该书采用“叙录提要+专题论述”的复合型写作模式，实现了文献基础整理与深度学术研究的有机统一，兼具基础性、系统性与创新性。其中，叙录提要部分立足海量欧藏珍稀汉籍，完成了系统的版本考证、内容梳理、源流考辨与价值定位，对散佚海外的明清文献进行规范化、体系化归档，厘清了诸多稀见抄本的成书背景、流传脉络与史料价值，为整个领域的后续研究筑牢了坚实的文献根基。专题论述部分则依托整理成形的一手史料，聚焦康雍乾三朝中西交流的核心疑难问题，开展深度考据、逻辑阐释与理论升华，实现了基础文献整理与前沿学术研究的双向赋能、深度融合。全书以1500至1800年中西文明初次深度相遇为核心时段，以梵蒂冈馆藏珍本文献为核心支撑，兼顾微观文本校勘、具体史实考证与宏观格局建构，既有细致入微的史料辨析与细节补正，又有高维度的学术视野拓展与理论提炼，实现了基础研究与前沿研究、微观考证与宏观阐释的完美统一。

　　除了厚重的学术价值，该书还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为当代全球文明互鉴研究提供了丰厚的历史样本与重要的理论启示。明清之际的中西文明互动，是历史上不同文明对话的早期典范，既有互学互鉴、融合共生的良性交流形态，也有因认知差异、文化隔阂引发的矛盾与博弈，生动展现了多元文明交流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该书通过还原真实的历史交流场景，客观呈现了中西文明相遇、碰撞、融合、博弈的完整过程，印证了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交流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动力，同时也揭示了文明隔阂、认知偏见、文化霸权对跨文明对话的阻碍作用。在全球化深度发展、多元文明交融碰撞的当下，该书的研究成果为学界阐释文明平等、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推动中外跨文化交流、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提供了鲜活的历史案例与坚实的学理支撑。

　　综上所述，《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是一部史料扎实、考证严谨、视野宏阔、创新显著的优质学术著作。该书立足海外独家珍稀文献，系统补正了明清中西交流史的诸多史实缺憾与文本讹误，破解了学界多项长期悬而未决的学术难题；同时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的局限，构建了东亚全域视角下的西学传播研究体系，极大丰富了明清中外关系史、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内涵与学术边界。作为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的创新成果，该书不仅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全新史料、全新视角与全新范式，更为新时代推动文明互鉴、传承中外交流文脉、构建多元共生的文明格局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兼具极高的学术价值与深远的现实意义。

　　（原载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6年08月28日16版。作者单位：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