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 精装

从世界范围来看，16-18世纪是全球化、近代化日渐繁兴的时代。其间中西文化的首次接触与交流，使这段历史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典范和共同的文化遗产，并留下了丰富的一手文献。这些文献由西方传教士和学者带到了欧洲，对今日研究明清史与欧洲史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张西平教授及其团队耗时多年，深入欧洲各国档案馆和图书馆，搜集、整理、出版了许多稀见文献。
本书采取述论结合的方式，梳理解读晚明至清中期的西学汉籍。作者发掘了利玛窦、卜弥格、白晋、毕天祥、康和子等来华西方人留下的一手文献，还就康熙朝“礼仪之争”中的领票及铎罗、嘉乐使华文献，雍正朝穆敬远案、苏努家族案档案，乔治三世与乾隆帝的往来国书等进行了比勘和研究，并详细考辨了明末清初日本、朝鲜、越南、菲律宾等周边国家的西学汉籍珍本。 

张西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博导。曾任国际儒联副会长、中外关系史学会副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海外汉学研究会创会会长、北外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汉学》主编、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长期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先后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如“梵蒂冈藏明清天主教文献整理与研究”“17—18世纪西方汉学的兴起”等。出版《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中、英、俄）、《欧洲早期汉学史》（中、韩）、《中西文明互鉴史》（中、英）等十余部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著作。2019年由西班牙外交部授予西班牙国民成就十字勋章，2021年由意大利外交部授予意大利之星指挥官勋章。

明清之际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及周边国家的王朝统治与市井百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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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恰逢中国明清之际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一时段历史的研究，每每苦于资料的缺乏。《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不仅能填补中国本土相关文献之缺，把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进程具体化，而且能真正贯通宗教史、科学史、艺术史、外交史和知识传播史。本书是张西平教授集三十年功力完成的著作，是他在这一领域杰出贡献的又一证据。
——任大援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我国近五百年历史的研究，一改过去以“封闭”“落后”等传统叙事构造的刻版模式，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因新材料与新观点的出现而面临范式转换的契机与更新的局面。在此方面，张西平教授做出了重要贡献。《欧藏明清之际历史文献珍本研究》也将成为推动新旧学术更替的重要著作，也是陈寅恪先生所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新材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新学术”的最好体现。
——鱼宏亮

15-18世纪是世界走向全球化的变革时期，深入欧洲各大档案馆、图书馆，发掘来华传教士带去的稀见文献，重新认识中国及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 

 

绪 言
第一章 梵藏康熙朝历史文献研究（上）
第一节 康熙朝稀有天主教文献述略
第二节 “礼仪之争”文献研究
第三节 铎罗使华文献研究
第四节 “礼仪之争”中“领票”文献研究
第五节 嘉乐使华文献研究
结  语
第二章 梵藏康熙朝历史文献研究（下）
第一节 康熙与在京传教士关系文献研究
第二节 有关康熙与白晋研究《易经》的文献
第三节 康熙朝天主教史文献研究
第四节 德理格、毕天祥研究
结  语
第三章 梵藏雍正朝历史文献研究（上）
第一节 雍正朝的天主教政策
第二节 穆敬远案研究
第三节 苏努家族案及其文献
结  语
第四章 梵藏雍正朝历史文献研究（下）
第一节 康和子其人
第二节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山东的传播
第三节 康和子在临清活动的历史文献
第四节 康和子中文神学手稿研究
结  语
第五章 梵藏乾隆朝历史文献研究
第一节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乔治三世致乾隆国书
第二节 梵藏乔治三世致乾隆国书
第三节 故宫军机处藏《英吉利国表文》
第四节 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本与故宫军机处藏本对比研究
第五节 乾隆致英王敕谕二封及英王回信
结  语
第六章 明清之际亚洲东部西学汉籍研究
第一节 西学汉籍在亚洲东部传播概况
第二节 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在日本的传播
第三节 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在朝鲜的传播
第四节 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在越南的传播
结  语
第七章 欧藏菲律宾早期天主教中文刻本研究
第一节 西班牙人东来
第二节 梵藏《基督教义》研究
第三节 《辩正教真传实录》研究
第四节 《新刊僚氏正教便览》研究
第五节 《新刊格物穷理便览》研究
第六节 《格致奥略》研究
结  语 菲律宾早期天主教
附录一 龙彼得所做梵藏闽南语《基督教义》文本对勘注音（节选）
附录二 《辩正教真传实录》第一章
参考文献
索引
后记

康熙晚年的废太子和诸皇子的储位斗争是康熙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在这场争斗中“朝臣在东宫和皇帝之间，或则结党，或则无法相处。诸皇子结党，把宗室王公、国戚、八旗与内阁的满汉大臣，一部分中小官僚和士人以及一些西洋传教士都卷了进来，涉及面很广”。这份文献（Borg.cin511.vol.8b.f）就是一个证明，说明在华耶稣会士穆敬远卷入了此案。
梵蒂冈图书馆的这份文献Borg.cin511.vol.8b.f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穆敬远的口供，第二部分是雍正时朝廷的审判，指出穆敬远“媚附塞思黑”，直接参与了皇子之间的储位之争，站在了皇九子胤禟一边，认为胤禟“有大福气，有将来必为皇太子”，其结果是雍正胜出后，他自然随着胤禟一起被朝廷处置。……即这份文献所说“穆敬远党附悖逆，情罪重大，应将穆敬远立法枭示，以为党逆之戒可也”。这份文献的真实性也被来华传教士的信件所证实。
德国来华耶稣会士戴进贤在1723 年10 月的一封信中也披露了穆敬远被雍正流放到西北的重要材料。他在信中说： 
被流放者中还有耶稣会的传教士穆敬远神父。他刚刚从广州回到北京。他受先皇之遣，去那里安葬艾逊爵神父的遗体。他向新皇呈交了一些那个省的官员原本送给先皇的礼物。新皇帝收下了礼品，但同时将他和他追随的皇九子驱逐出北京，流放到中国西部的一个边塞。据说，原因在于他是遭到新皇帝怀疑的那位皇九子的亲信，还因为有一次康熙皇帝询问他对皇四子的看法时，他直陈了自己的看法。
穆敬远虽是个人参与了储位之争，但这件事深刻地影响了雍正皇帝对天主教的看法，从而对中西文化交流史，对中国天主教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雍正禁教的原因，在京的耶稣会士和在福建的多明我会士相互攻讦。
冯秉正认为雍正禁教首先起于福安教案，他在信中说： 
点燃全面迫害之火的最初的火花是去年月在福建省福宁州福安县出现的。该地基督教徒由布拉兹德拉西埃拉神父和厄泽皮奥奥斯多神父管理，他们是西班牙多明我会士，不久前刚从菲律宾到达那里。一名信基督教的秀才对某个传教士不满，放弃了信仰，随之又串联了另外几名秀才，把自己的不满告诉了他们。他们联名向地方官递了诉状，其中有多项指控。从官员的命令中可以看到，这些指控主要是说欧洲人躲在幕后，却用信徒们的钱盖起了大教堂，教堂里男女混杂，还指定幼女当修女等等。无疑，最近几年来出现的这些做法其本意是好的，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这样做毕竟是对中国人习俗的无知或忽视，因为其它传教士—不论是耶稣会士还是散布于这个辽阔帝国各地的方济各修会、奥古斯丁修会的神父们及外方传教会的先生们—知道中国人非常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因此特别注意不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中国人的不安。因为鉴于中国人的特性，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一问题上的失误更能诋毁宗教、使它变得可憎可鄙了。
而多明我会士则“认为此次反教起于朝廷，而非福安，其直接的根源是耶稣会穆敬远错误地卷入了皇室的政治斗争中，导致雍正帝敌视天主教，因此对冯秉正的指责提出了抗议。其中尤以福安的多明我会士黄瑟伯、罗巴拉斯、德黄正国（Francisco Serrano）等人最为突出，他们曾多次在致他人的书信中反驳冯秉正上述说法”。
吴伯娅先生认为，雍正即位后，采取对天主教禁教的政策绝非偶然，而是从他的宗教信仰、国家安全、皇权思想等几个方面思考后决定的，而“雍正元年福建的福安事件，又成为雍正朝严行禁教的导火线”。张先清则认为雍正禁教其实和他的个人信仰关系不大，主要是从国家社会基层管理的角度来考虑的，与穆敬远案没有直接的关系。雍正自己在给戴进贤解释为何将其传教士送回广州时，将原因推到福安教案上，他说：“朕自即位以来，诸政悉遵圣祖皇帝宪章旧典，与天下兴利除弊。今令尔等前往澳门一事，皆有福建省居住西洋人在地方生事惑众，朕因封疆大臣之请，廷议之奏施行。” 
尽管雍正有此说辞，但笔者认为穆敬远案是导致雍正禁教的深层原因之一。穆敬远事件也说明在京城的耶稣会士卷入当时的中国社会内部的程度有多深，在雍正列举胤禩、胤禟、胤禵集团的罪行时，胤禟罪有8条，第2条就是“收西洋人穆敬远为心腹，夸称其善，希图储位”。这份梵蒂冈图书馆的文献Borg.cin511.vol.8b.f 最后一段也具体列出了穆敬远的罪行。
通过以上对Borg.cin.511.vol.8b.f中关于穆敬远案的中文文献校勘，我们可以看出《文献丛编》的《穆敬远供词》内容最为完整。梵蒂冈图书馆所藏文献的价值在于，在穆敬远供词后，雍正对穆敬远的处理和结论在《文献丛编》中未见，而在梵蒂冈图书馆文献最后两段提供了最后处理穆敬远的结论。从这个意义上梵蒂冈图书馆文献的学术价值还是很高的。

（摘自第三章《梵藏雍正朝历史文献研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