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成语考释词典

　　我认识洁修同志二十多年了。起头是在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时候共事，后来是在《中国语文》编辑部共事。他做事认真，这是我早就知道的，可是他熟悉古书，却是后来才渐渐发现的。《中国语文》收到来稿，多有引用古书的，需要核对，因为除作者笔误外，还有从别人的著作里转引的，连作者也不知道引文有脱误。核对引文是枯燥无味而又很费时间的，只有洁修同志乐此不疲。后来我才知道，他正在从事一项巨大的工程，正在编一部大型的《汉语成语考释词典》，对他来说，查古书是家常便饭。
　　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过去了。问他进行得怎么样了，他总是说还差得远。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费事，他说：“您不会不了解这个工作的麻烦劲儿。第一，哪些是成语，哪些不是； 哪些成语要收，哪些成语不必收，这就不容易决定。比如‘奇形怪状’有出处，你收了，那么，‘奇谈怪论’你收不收，也收。好，如果有一天又看见‘奇声怪色’，你收不收，遇到这种情形，不得不自己划个界限，无法叫人人赞同。
　　“第二，成语是不是都得有出处？这出处得有多老的资格？一千年？五百年？五十年以前的文章能不能算出处，手头只有《红楼梦》的例子，敢不敢说没有人在三百年以前就已经用过？还有，有些词语包含一个典故，或者出于古人的诗文，但是它不见于一般文字，这可以说是出处是有的，算不算成语倒又成为问题，怎么办？例如‘廉远堂高’、‘渴尘万斛’。
　　“第三，很多成语的原始形式，也就是在它成为成语以前的形式，是不整齐的，比后来通行的形式多两个字，或者拆成两句，在逐渐变成成语的过程中又曾经有过多种异体，这些都是应该交代清楚的。例如‘寄人篱下’的最早的形式应该数《战国策》里冯谖叫人传话给孟尝君，‘愿寄食门下’；后来有《东观汉记》的‘梁鸿适吴，依大家皋伯通庑下’，到了《南齐书•张融传》才是‘寄人篱下’；可是《梁书•刘峻传》里又是‘寄人庑下’(刘峻就是注《世说新语》的刘孝标)；这以后，又有写作‘依人篱下’、‘寄人篱落’、‘傍人篱壁’的。一个成语的多种异体，自然不必每个形式都另作正条处理，可是合在一条之内，也还是要分别义项，以类相从。有的虽然形式相近，但是寓意不同，前人从不乱用，咱们也就不能混为一谈；有的词典在‘骑马找马’这一条底下注‘一作骑驴觅驴’，在‘骑驴觅驴’这一条底下注‘一作骑马找马’，这就不妥了。
　　“第四，一个成语往往不止一种涵义，必须仔细审辨，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例如‘拔本塞源’除贬义的毁灭根本的意思，还有褒义的除恶务尽的意思，而通行的词典多只注前一义，不注后一义。
　　“以上种种，主要都要靠材料来解决，而材料是要逐渐积累的，不可能一抓一大把。”
　　经他这么一说，敢情编一本好点儿的成语词典并不那么轻而易举。现在洁修同志的书已经编好，就要排印了。他高高兴兴的来请我写一篇序言，我就回忆他跟我说过的话，把它记下来，也让读者知道编这么一本词典是很愉快然而很不轻松的工作。

　　　　　　　　　　　　　　　　　　　　　　　　　　吕叔湘
　　　　　　　　　　　　　　　　　　　　　　　　　1985．6．25

　　翻开《汉语成语小词典》(第三次修订本)，在版权页上可以看到“1972年11月北京第30次印刷”的一行字。这样一本小小的成语词典，在几年里头，竞印了三十次之多，一直占据垄断地位，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显然，这种局面是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背道而驰的，恰恰表明人才被压抑，学术被窒息，广大的知识分子长期得不到“用武之地”。
　　就在这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全体干部和知识分子才得以从蹉跎岁月的河南回到了北京。过了不久，我逛东四新华书店，无意中买到了前面提到的那本《汉语成语小词典》。翻阅之下，不禁思绪泉涌，感慨万千，这对一个热爱词典事业的人来说，怎不见猎而心喜！
　　就从那时起，我下定决心，宁肯承担风险，干冒走“白专道路”的大不韪，也不能继续旷废学业，到了非在词典事业上做出一点成绩不可的时候了。我想，只要天假以年，今后能有二十年的“我春我秋”，抓紧人生最后这一段岁月，扎扎实实地埋头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工作，一旦资料积累得相当丰富之时，着手编一本源流并重、条条都有书证的成语词典，也就水到渠成了。
　　开头几年，我只能承受着无形的精神压力，利用业余时间多方借书搜集资料，每天晚上至少要看四五个小时的书，星期天和节假日也从不间断。受当时条件的限制，抄写资料无力使用卡片，只好抄录在笔记本上。这些抄在笔记本上的资料，是后来承《中国语文》编辑部的四位同志帮忙，分头替我把词头过录到卡片上的。即此一端，可见在那个时候，就是搞点资料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工作效率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到1978年，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编的《汉语成语词典》问世了，而我仍徘徊于搜集资料的阶段。我深知，资料工作不下十成死工夫，勉强编出来的词典，其质量是过不了关的。可是，资料工作又是个无底洞，以一个人的力量欲穷浩如烟海的古籍，那简直是白日做梦！这项工作持续到1981年仲春，已经算得上是“八年抗战”了，在形势所迫下，不得不暂告一段落，而转入编写工作。
　　在编写过程中，无可避免地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而最大的困难，归根结柢，仍是面临资料的匮乏。成语的穷源溯流固然要靠资料，征引例证要靠资料，条目的取舍也要靠资料，意义的鉴别、排比和分合更要靠比较充实的资料。缺少任何一环的资料，都等于无米之炊，要编好那个词条，是根本不可能的。曾在一本词典中见到诸如“焦心热中、酒入舌出、柳下借阴、撒水拿鱼、三寸鸟七寸嘴、薮中荆曲、褪后趋前、妆嫫费黛”之类的成语和俗语，由于连个取自现代作品的例证也没有，显得干巴巴的。有的看了注释也若明若暗，有的注释与实际用例有出入，甚至大相径庭。例如“胡天胡帝”条下释为：“指生活没有目的，糊里糊涂的混日子。”这层意思我们从《隋唐演义》第八十回所用的“胡天胡帝”(偷眼看那贵妃的美貌，真个是：……洵矣胡天胡帝，果然倾国倾城。)就看不出来，而且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如果诠释者想让这层意思站得住，那就需要拿出令人信服的书证来。
　　书证当然是以第一手资料为贵。拿“细水长流”来说，自清•翟灏在《通俗编•地理》中征引《遗教经》，后人即承其说，却一直不能撇开《通俗编》而径直引用《遗教经》。好像只有早巳作古的翟灏才摸得清《遗教经》的底细，我们在现存的古籍中迄今尚未发现。但是，在宋人的著述中却屡见称引，如中华书局点校本《苏轼文集》卷六十九中有《题遗教经》、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三中有《跋遗教经》。其实，翟灏所引述的应是《佛遗教经》，系姚秦时的鸠摩罗什所译，见于珍本善书《福寿宝藏》第十七函。然而它也只能是“一点一滴、不间断地做某件事情”这一比喻义的语源书证，其语型是“小水长流”，而后来从何时才衍变为“细水长流”，就更难于求证了；更何况此语今多用来比喻“节约使用钱、物，使不缺乏”，其较早的用例也从未见有人征引过。
　　近代改良派政治家谭嗣同曾慨叹溯源之难，他说：“阎潜丘考‘使功不如使过，本中有本，源复有源’，始叹稽古之难。曩读武侯‘淡泊明志’二语，疑为道家语，然不知所出。后遇于《淮南子》，惟志作德，以为即刘安语矣；及读《文子》，乃知是老子语。”(《谭嗣同全集》116页，中华书局，1981年)其实，《东观汉记》《后汉书》《淮南子》《文子》等都是比较常见的史书、子书，并不很难求索，倒是那些比较生疏罕见的杂书、野史之类以及无名之辈的著作里埋藏着至今未被人称引的语言材料，不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做“捞针”的工作，是很难发掘出来的。姑以“心旷神怡”为例，一般词典都引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的成语词典并冠以“语出”二字。可是，比范仲淹早三百多年唐代开元、天宝时一位名叫田颖的，在其《博浪沙行序》一文中就用了这个成语。田颖似不见经传，不仅《中国人名大辞典》未收录；在《全唐文》和《全唐诗》中也未收录他的诗文，可是，我们却从《白居易集•五三•田颖可毫州刺史制》及清•袁枚《子不语•二一•神仙不解考据》中见到了他的名字，足证唐代实有其人。田颖有《玉山堂文集》，系抄本，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尽管田颖比范仲淹的时代早得多，我们仍不敢断定这个成语在盛唐以前就没有人用过。比较慎重的做法是不用“语出”、“语本”等断语。
　　第二手资料往往不可信据，严肃认真的态度是逐一经过核实，凡查不到的材料宁缺而毋滥。例如“燃眉之急”，有人提出所谓《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的书证；可是不但在五十二卷的正文里查不到，在裴松之的注里也查不到，时代尽管靠前，也不能用。如果把自己都查不到的材料硬是当成书证来引用，岂不是自欺欺人！然而也还是有习焉不察的情况存在，例如“心裁”一词，老《辞源》引《文心雕龙•原道》是从《佩文韵府》迻录下来的，其后某些辞书承袭不改，文仍作“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设教”。如果稍微叫点真，刘勰的《文心雕龙》是用骈体文写的，一查范文澜的注本，原文本应作“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根本没有“心裁”二字；固然在其校注中说：“以敷”一作“裁文”，然而即使如此，也不能读成“原道、心裁、文章”，因为这种破读法是与“研神理而设教”不相对偶的；如以“道心”为一词，以“裁文章”为动宾句，那么，“心裁”一词又无着落了，也就无法得出“心中的设计、筹划”的释义来。
　　资料往往涉及作者真伪、时代、版本、伪书等一系列的问题，如不认真辨析，也会发生某种错误。例如征引《三国论》一文，如果材料来于《初唐四杰文集》，那么作者自然是王勃；如果来于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的影印本《文苑英华》，作者就可能安在卢照邻的名下，因为在该书第五册的目录上即署名卢照邻，而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卢照邻集》，在补遗中即据以载入。《三国论》究竟是王勃还是卢照邻的作品，就需要分析研究，不宜采取各为其是的办法。《文苑英华》的篇名总目是中华书局影印时重新编订的，原刻卷首之分类总目是否如此，不得而知；但从卷七五五(3955页)《三国论》题下缺名，更无卢照邻三字来看，显然是承前文《平台秘略论十首》而遗漏了“前人”二字，其“前人”即王勃，而在王勃本集中，《三国论》也是排在《平台秘略论》之后的。从另一方面加以印证，《文苑英华》题下多有应注“前人”而遗漏者，如卷三六一在《本政》和《爱直赠李君房别》题下均应注“前人”而未注，可是在篇名总目中就都括注了“前人”，其“前人”即韩愈。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旁证，故可断言《三国论》是王勃而非卢照邻的作品，即使以《文苑英华》为书证，仍应署王勃而不宜署卢照邻的名字。
　　总之，资料是编纂词书的基础和后盾，资料工作的充实不充实，直接关系到词书的质量。资料要靠长期逐渐积累，“不可能一抓一大把”。
　　回顾这本词典从搜集资料到编写完工交付出版的历程，是走了很多的弯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今天这本词典之所以能够编成出版，饮水思源，首先要感谢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由于党拨乱反正，给了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环境、时间和自由，我们才得以发挥某方面的专长；有了“用武之地”，才有可能专致志地投入这项工作中去。当我遇到困难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语言研究所的领导都曾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特别使我感念不忘的是吕叔湘先生，正是在吕先生的亲切关怀、热情鼓励和谆谆指导之下，亲自审阅选例，帮助我制订出条理明晰的编写体例，真可谓一手指禅而令人受用不尽。不仅如此，吕先生还为本词典定名和题签，并且写了一篇对编纂成语词典具有指导意义的序言。
　　给了我很大帮助的还有语言研究所的原党委书记、现已离休的老干部石明远同志。他从始至终都很关心这本词典的编写和出版；当我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时，他总是耐心开导和热情鼓励，使我增强了信心，也获得更多的编写时间，使这本词典提早交稿。此外，中国语文编辑部的一些同志，也曾给我以支持和帮助；古汉语研究室的王克仲同志也帮助审过C母的稿子，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受益良多。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应着重指出，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室的领导同志很重视这本词典的出版工作，决定把它作为商务印书馆建馆九十周年的献礼书，并且特意委派一位古汉语基础相当深厚的潘逊皋先生担任本书的责任编辑，而潘先生在审稿中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在他精心审稿中发现和纠正了很多缺陷和错误，匡我之所不逮，实为我之良师，特予表出，谨志谢忱！
　　笔者才识疏浅，加以“文革”十年浩劫，以致学殖荒落，更何况年幼失学，“半路出家”从事如此繁难的考释工作，力不胜任，自不待言。如果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和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恳切希望词典学界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多多提出批评意见，以期日后进行全面的修订，使这部词典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起来。
　　　　　　　　　　　　　　　　　　　　　　　　　　　　编著者
　　　　　　　　　　　　　　　　　　　　　　　　1985年8月31日于北京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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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附录
　　熟语汇纂
　　征引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