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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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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62.00

  • 出版时间:2005年05月本印时间:2013年09月
  • 版次:1印次:3页数:412页
  • 开本:16
  • ISBN:7-100-04252-6
  • 主题词: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
  • 人气: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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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言(一)

  本书是从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时的导师,国际著名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son)教授过去发表过的英文论文中挑选出的23篇文章翻译而成。这23篇论文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经济学,特别是对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的探讨;二是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分析;三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问题的研究。
  约翰逊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经济学家,美国文学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曾经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和美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等行政和学术职务。十分难能可贵的是,作为国际学术界顶尖的经济学家,他长期以来十分关心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对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做了许多开创性研究,这在国际经济学界是少有的。因此,译介这样一位有崇高学术地位的恩师、同时又对中国充满友好感情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
  一、约翰逊教授生平和学术观点介绍
  约翰逊教授出生于美国中西部艾奥瓦州(Iowa)云顿镇(Vinton)附近的一个小农场,自幼聪颖善辩。读高中时为参加一场全州的农业政策辩论,因所在云顿小镇的图书馆资料缺乏而写信求助于当时担任艾奥瓦州立学院(后改名为艾奥瓦州立大学)社会和经济系系主任的西奥多•W.舒尔茨教授。舒尔茨教授寄给了他两本书,并出席了他的辩论会,从此开始了他们两人长达60年的师生、同事、事业伙伴的情谊,成为美国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约翰逊教授1938年在艾奥瓦州立学院获得本科学位,1945年获得博士学位,1941年起受聘为艾奥瓦州立学院的助理教授。后来舒尔茨教授为了一件关于学术自由的问题离开艾奥瓦州立学院转到芝加哥大学任教,他随后也转到了芝加哥大学经济系,1946年起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
  约翰逊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农业政策、农产品的国内和国际贸易、人口和经济发展理论等。他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现在已经为农经学界普遍接受的理论观点,例如:提高农产品价格对农民收入的增长贡献甚微;增加农业补贴的结果是提高地租,增加农业产量,强化政府对农业的干预,对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其实很有限;要素市场的调整是使农民收入随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渠道。1947年他出版的《农产品期货价格》是期货理论的奠基之作。1950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杂志》的“分成地租和资源配置”,提出存在土地市场并且地主可以自由选择佃农时,“分成地租”是一种和固定地租或雇佣劳动同等有效的制度安排。他的研究比张五常教授在1968年用科斯定理来解释这一现象早了18年。他也是国际经济学界研究苏联和中国农业经济问题的权威。总共出版和编辑了22本专著和论文集,并发表了300多篇学术论文。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成就,而被选为美国科学和文学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通讯院士。
  二、我和约翰逊教授
  我和约翰逊教授的师生之情始于1980年的一次巧遇。那年秋天,他陪同1979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教授前来中国访问,当时我正在北大经济系攻读硕士学位,有幸在他们短暂的北大之行中认识了他和舒尔茨教授,并在他们的热心安排之下于1982年到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成为舒尔茨教授指导的最后一位弟子和约翰逊教授指导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从1982年到芝加哥大学读书以来,约翰逊教授一直对我关怀备至,从他身上我学到的不仅是为学之道,还有他执著事业、关心学生的品格。
  约翰逊教授和舒尔茨教授一样治学强调经验事实,并以解决现实的贫困和发展问题为出发点来研究经济理论。芝加哥大学发的讣闻中引用他的长期同事、诺贝尔奖获得者贾里•贝克尔的话说:“他研究的是农业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中的重要政策问题,他的研究结合了对数据的关注和细致的经济理论分析来获得对真实世界问题的重要洞见。”从1980年第一次到中国访问以来,他一直以这种治学方式来研究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2002年他写了5篇论文,对怎样提高中国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应对WTO的挑战,提出了建言。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也在他的鼓励下,选择了现实的中国农村改革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而且,在他的指导下,开始了以经验实证来研究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的尝试。回国工作以来,我在农村发展、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发展战略等问题上,一直没有忘记“理论研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理论研究以现实经验为出发点”作为选题和研究的导向。
  约翰逊教授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科研行政者。他担任了10年的芝加哥大学的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1960-1970),两度担任系主任(1971-1975,1980-1984),副校长(1975),教务长(1976-1980),经济系本科生主任(1985-2002),东亚研究中心主任(1993-1998)。他把这些为人做嫁衣裳的事作为自己事业的一部分,任劳而且任怨。芝加哥大学是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著名教授云集,尤其是经济系,教授人数虽然不多,但各有个性,在他担任经济系主任期间,居中协调,聘请、留住了多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赫克曼后来回忆,就是因为被约翰逊教授月下追韩信的真情感动而没有离开芝大到耶鲁大学去。1985年开始,直到他于2003年4月13日去世,约翰逊教授一直担任著名的发展经济学杂志《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的主编。他患的肌肉萎缩症从2002年开始恶化,2003年4月6日他过世前一星期我去美国探望。当时他说话和行动已经非常困难,但他还在处理这本杂志的来稿,看到他虚弱地坐在计算机前,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键,发信邀请专家审稿、给作者写编辑意见的一举一动,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种鞠躬尽瘁的精神是他留给我的最后的遗产。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约翰逊教授对学生的关怀。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除了我之外,赵耀辉、宋国青老师也都是他的学生,在国内和国外也还有许多中国同学得到他的帮助而完成在芝大的学业。他对学生可用中国人所说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来描述,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强调学生的责任,而他强调为师的责任。我在芝大读书时,他是系主任,工作非常繁忙,可是从来不计较自己的时间,有问题向他请教时,总是耐心的帮助,毕业以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帮助我和其他学生,给我们创造表现的机会。2001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设立D.盖尔•约翰逊年度演讲系列,每年邀请一位经济学家前去作报告,在他的建议下,我荣幸地做了这个讲座的第一讲,使我有机会将自己这几年的研究心得面对面地和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直接交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我自己现在也由学生变为老师了,他对学生的这种关心、支持永远是我效法的榜样。
  三、结语
  这本论文集得以出版,赵耀辉教授作了最多的贡献,从最早的构思、文章的挑选、翻译的把关以及和出版社的联系等等,都是由她一手负责。没有她的恒心和毅力,这本论文集将不可能面世。参加翻译的有郭建宏、李利明、李志贇、刘培林、夏业良、熊鹏、袁嘉和章奇。参加校对的有葛玉好、何英华、胡书东和王格玮。商务印书馆的刘学军博士在本书的计划和编辑过程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本书就不可能摆在读者面前。
  这本书的整理、翻译开始于约翰逊教授还在世时。他去世前的几年,每年都要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好几趟,我们在翻译、研究或工作上有问题时可以及时地向他当面求教。不幸的是约翰逊教授已经于2003年4月13日撒手人寰,永远离我们而去,未能让他在临终前看到这本书的出版是我们最大的遗憾!
  约翰逊教授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关心鼓励我们的好老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失去了一位关心爱护的长者,中国农经学界失去了一位热心支持的朋友。沉痛哀悼之余,约翰逊教授的风范长存我心,作为他的学生,他将永远激励着我为中国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和教育事业的前进不断努力!

                           林毅夫
                 2004年8月3日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中译本序言(二)
  有人对我过去若干年撰写的文章感兴趣,并且愿意把它们翻译成中文结集出版,我感到很高兴。我在芝加哥大学已经工作了50多年,在这样一所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任教是我的荣幸,更让我感觉荣幸的是与世界上几位出类拔萃的经济学家共事,同样荣幸的是我的许多学生已经成为出色的经济学家,能够对他们的职业生涯产生一些影响,我对此感到十分自豪。我还感到荣幸的是,在过去的一些年当中,我有过许多能干的中国学生,他们中的两位是这本书的编者,而我主要负责这本书中文章的挑选工作。
  本书收录的文章包括三类。大约有一半是关于中国发展中某一方面问题的,主要涉及农业、农村生活和人口增长。在我对中国产生兴趣之前,我花了许多年去尝试理解苏联和中欧的发展。1955年我曾作为一个农业代表团的成员首次访问苏联,我们到了苏联农村的许多地方,参观访问了30多个集体和国营农场。本书有三篇文章是关于苏联、中欧农业的,包括一篇论述苏联解体以来艰难的转轨问题。中国农业改革的成功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绝大多数国家改革的失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本书的第三组文章讨论的是更为一般的问题,主要讨论的是政府在农业和农村生活中应该起什么作用,以及在发达国家过去两个世纪中、在发展中国家过去半个世纪或更长的时间里,农业对实现人类福利的巨大改进所起的重要作用。我试图论证,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知识创新使我们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改善了世界食物供应状况,并且取得了工业产品和服务供应的巨大增长和进步,这些使我们的生活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在过去两个多世纪,特别是最近一个世纪以来知识的巨大增长,是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由于人口增长,我们才有了更多有能力创造知识的人;由于收入增长,才能有更多的人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知识创新活动。
  在讨论一般问题的文章中,我特别强调政府的政策对农业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重要性。政策不仅重要,而且十分重要。如果政策是鼓励人们通过努力工作、储蓄、投资和有效利用他们的资源来改善自身条件的,那么社会就能够取得伟大的成就。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农村改革通过政策的改变,给予人们生产的积极性,使人们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们的人力和物质资源,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改革使农业生产力得到空前的提高,使乡镇企业得到蓬勃的发展,由此带来的中国农村的变化速度,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正如邓小平所言,连改革的推动者们当初也没有预料到会变化得那么快。我在“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一文中引用了邓对此变化速度表示惊叹的一段原话。
  出于对苏联农业的组织及其绩效的研究,我曾经尝试理解中国的发展。但是,我对中国产生兴趣,主要得归功于我的女儿凯伊•安•约翰逊(Kay Ann Johnson)。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了中国农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以《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为书名出版。在大多数社会,包括我自己所在的社会,在女儿选择自己的兴趣爱好时,人们往往指责父亲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女儿,但是我们的情况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女儿感兴趣的东西。
  1980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当时T.W.舒尔茨教授和我应谢希德博士的邀请到复旦大学讲学。谢希德博士当时是复旦大学负责学术的副校长,后来成为复旦大学校长,最近担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在此之前,我作为芝加哥大学负责学术工作的副校长,在她访问芝加哥大学时接待过她。我和舒尔茨教授一行是1980年12月到中国的,我们在复旦大学讲学两周,随后访问了河北省的武功村,最后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间我和舒尔茨教授在北京大学讲了一些课。当时为舒尔茨教授担任翻译的是一个叫林毅夫的学生,他后来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然后返回中国。他起初在政府机构任职,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并且创立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在那次旅途中,女儿凯伊和妻子海伦同行(海伦现已过世)。那是我到中国的第一次旅行,至今我已经到中国30多次了。我为自己有这么多次机会以令人愉快的方式去了解中国而感到幸运,其中有无数次的访问(包括访问农村),有与来自中国与东亚的许多学生的交往,以及我在中国期间朋友和许多莫不相识的人对我的殷勤招待和帮助。自1980年以来,我还有幸在中国做了许多次演讲,并参加了许多次研讨会。
  毫无疑问,一个可爱的女孩使我对中国更加感兴趣,她的全名叫唐丽•海伦•约翰逊(Tang Li Helen Johnson),1991年我的女儿收养了她。过去的日子里,看着她成长是一件令人十分愉快的事情。她原是一个弃婴,被拾到后送到武汉一家著名的福利院。来到这个福利院是她的福气,因为那时她还是个婴儿,一而再地患了肺炎,而福利院为她提供了必要的救护。唐丽是她在孤儿院时的名字,她的养父母保留了这个名字。
  在1980年开始研究中国是再幸运不过的事了。那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因此我有幸相当直接地见证了高度成功的初期农村改革。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生的改革,都不能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功相媲美。能够观察和研究这一剧烈变化并尝试理解其巨大成功背后的原因,是十分有意义的体验。但是,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农村改革也存在许多明显的缺陷,在一些文章中我详细讨论了这些缺陷及其影响,以及怎样纠正这些缺陷。任何一个熟悉我的研究工作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批评的人。一些人说我特别喜欢批评,不仅仅对我自己国家的农业政策如此,对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农业政策也都如此。我的一本书的标题《失序的世界农业》(World Agriculture in Disarray)就表明了我对各国农业政策造成的后果所持有的态度。混乱的根源并不在农民,而在于他们的政府和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中国农村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了改革前政策的某些方面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有负面影响。认识到这一点是中国改革的过人之处,与此同等了不起的是,认识到了要想把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农业政策需要做出多大的调整。虽然如此,但是找到合适的政策框架仍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并且需要不断检讨,对需要修正的地方及时加以调整。幸运的是,中国的政策制订者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认识得很深刻,很到位。然而,中国目前的政策仍然存在大量需要调整之处。中国面临繁重的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调整任务。如果让农民分享到经济增长和快速的人均收入上升的好处,在未来的30年里农业劳动力的队伍就必须减少大约2/3。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应该只有10%从事农业生产。要使这一调整能够成功实现,农村和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就必须保持较高的年增长率。
  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必须完成的变革,比已经完成的更为困难。过去的改革在提高农村和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方面是非常成功的。然而,改革初期业已存在的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巨大差距缩小很少,甚至完全没有缩小。缩小该差距需要持续而稳定地减少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实现这一调整,同时维持农业产出的增长,使之大致等于需求的增长,就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尤其是对农业科研的投资和替代劳动力的投资。如果中国农业想在世界市场上有竞争力,并且想让农民充分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那么在未来30年内,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许多倍。我最后再强调一点。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试图说明一点:农民的福利不仅取决于他们拥有多少资源(包括人力的、物质的和金融的),还取决于要素市场的运作状况(包括劳动、土地和资本市场)。操纵产品价格是各国政府通行的做法,这种做法在短期内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很有限,而在长期则根本没有什么影响。产出价格水平的高低只会影响投入到农业中的生产资源的数量,但是对那些资源的报酬并没有什么影响,只有土地除外。确保农民充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途径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善要素市场的运作。这点在中国尤其重要,因为每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的市场(劳动、土地和资本或信贷)在中国都依然受到很大的约束,存在很多缺陷。中国未来要素市场表现如何,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业生产绩效和农民收入的提高。

                         D.盖尔•约翰逊
                     2000年9月20日于芝加哥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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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盖尔•约翰逊(1916-2003),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文学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土、北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曾担任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务长、副校长,美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等行政和学术职务。主要研究领域为农业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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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美国文学和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术顾问D.盖尔•约翰逊教授发表过的英文论文中挑选出23篇文章翻译而成的。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农业经济学,特别是对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的探讨;二是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对人口增长、中国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分析;三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转轨问题的研究。
  读者对象:供高校经济系师生及经济专业读者使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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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序言(一)
中译本序言(二)

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是否存在粮食问题?
中国未来的食物供给:中国会让世界挨饿吗?
农业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增长吗?
中国农村与农业改革的成效和问题
中国的粮食贸易:若干政策思考
中国农业调整:问题和前景
中国的农业与加入WTO
中国能否通过在农村创造非农工作职位来转移大部分农业劳动力
中国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保障
制度和政策对农村人口增长的影响——以中国为例
论对人口与食物问题的重新讨论
未来25年需求增长将制约食物产量的增长
人口与经济发展
人口增长与经济财富
人口、食物与知识

苏联集体农业的理论和实践
东欧和苏联农业的历史经验
前苏联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向市场经济转轨

经济增长与农业:两者如何相互促进
再论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政府在农业和农村生活中有限而必不可少的作用
农业与国民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