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精装科学史译丛

　　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最清晰的表述和回答。

　　李约瑟问题作为科学史上一个经典问题，吸引了众多科学史家和对科学文化有兴趣的一般读者的关注。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本书的八篇文章中反复讨论了这一 问题，可以认为包含了他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最清晰的表述和回答。书中每一篇都反映出他组织大量材料来明晰地论述一个问题的过人能力。

　　李约瑟（Dr.Joseph Needham，1900-1995，全名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英国人，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长期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英国学术院院士（FBA)。 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30—40年代出版了《化学胚胎学》（三卷本）及《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他在这部七卷二十七分册的系列巨著中，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李约瑟问题”。荷兰著名科技史家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评价说，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鲜有一个朴素的问题能够引出如此壮观的成果。

　　本书包含了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本人对“李约瑟问题”最清晰的表述和回答。李约瑟借用化学反应中的“滴定”概念，对中西文明在社会和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比较，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科技成就在中世纪遥遥领先，西方却后来居上产生了现代科学。

 

　　《文明的滴定》是李约瑟最重要的文集之一，仔细阅读《文明滴定》之后，读者们会对他关于中国为何没有发生科学革命的最终解释产生迥异看法。

——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乌特勒支大学科学史教授

 

 

　　与默顿的代表作一样，《文明的滴定》可以说是当代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的先声。尽管在量化指标方面还略逊一筹，其论域的宏大和议题的深刻则超过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刘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所长

 

　　《文明的滴定》集中展现了李约瑟博士对人类文明演进的深刻观察和思索。文明的滴定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写照，更是其未来的必然归宿。

——梅建军，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

中译本序（刘钝）
导言
1. 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  
2. 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
3. 科学与社会变迁
4. 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社会
5. 论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6. 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
7. 时间与东方人
8. 人法与自然法则
附：台译本序

中国与西方的对比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考察前面提到的一些重大对比。首先，我们可以详细表明，中国的“长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是一种有机唯物论（organic materialism）。这可以从每一个时代的哲学家和科学思想家的言论中得到阐明。机械论世界观根本没有在中国思想中发展起来。中国思想家普遍持一种有机论观点，认为现象与现象按照等级秩序彼此关联。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做出伟大的科学发明，比如前面提到的地震仪。在某些方面，这种自然哲学甚至会有益于科学发明。假如我们已经确信宇宙中存在着一种有机模式，那么我们对磁石指向北极就不会感到奇怪。如果说在欧洲人听说极性之前中国人就在研究磁偏角问题，那也许是因为中国人从未被以下观念所困扰，即物与物必须相碰撞才能发生作用。换句话说，中国人天生就倾向于场论，这种偏爱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很早就形成了关于海潮原因的正确观念。早在三国时期就有人说过，没有远距离物理接触的超距作用是可能的。

　　其次，正如我们所说，中国数学的思想和做法永远是代数式的，而不是几何式的。他们没有自发地发展出欧几里得几何学，这无疑阻碍了他们在光学上所能做出的进展。但顺便提一句，在光学领域，他们也从未受过那种相当荒谬的希腊观念的阻碍，以为光线是从眼睛发射出去的。欧几里得几何学也许是在元朝传入中国的，但直到耶稣会士来华才扎下根来。但这一切并未阻碍中国人成功做出了工程上的伟大发明——我们已经提到两种：（1）发明了用偏心轮、连杆和活塞杆来转换旋转运动和往复运动的最有效方法；（2）成功制造出了最古老的机械钟，其中包括发明一种擒纵机构，即用机械方法来减慢一组轮子的转速，以便与人类的基本时钟即天界的周日视运动保持同步。在这方面，我们饶有兴致地发现，中国人的做法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是纯粹经验的。早在公元1088年苏颂在开封成功地竖立起那座仪象台之前，苏颂的助手韩公廉就写过一部专门的理论著作，从基本原理出发阐明了齿轮组的排列和一般的机械装置。公元8世纪初，当一行和梁令瓒第一次发明这种时钟时也有同样的情形出现，这比带有立轴横杆式擒纵机构的第一批欧洲机械钟早了6个世纪。此外，虽然中国没有欧几里得，但这并未阻碍中国人发展出并一贯使用现代天文学普遍采用的天文坐标，也并未阻碍他们随后设计出赤道仪，尽管放入赤道仪的仅仅是一个望筒，还不是望远镜。

　　第三，存在着波与粒子的对立。秦汉以来中国人所关心的原型波动说与阴阳这两种基本的自然本原的永恒消长有关。从公元2世纪开始，特别是经由佛教徒与印度的接触，各种原子论学说被不断引入中国，但它们从未在中国的科学文化中生根。同样，粒子理论的缺乏并未阻碍中国人取得非凡成就，比如早在西方人注意到雪花晶体的六角形构造之前很久，中国人就已经认识到了。粒子理论的缺乏也没有阻碍他们帮助奠定了化学亲和性的知识基础，这可见于唐、宋、元的某些炼丹术论著。没有粒子概念也许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没有那么大妨碍，因为毕竟是在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些理论才变得对现代化学的兴起至关重要。

　　有人说，中国人从根本上是一个注重实用、不愿相信一切理论的民族，对此我不愿完全否认。但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过分强调这一点，因为11、12、13世纪的理学家实现了一次美妙的哲学综合，在时间上与欧洲经院哲学的综合惊人地相符。也许可以说，中国人对理论尤其是几何学理论的厌恶反而带来了好处。例如，中国的天文学家并不像欧多克斯（Eudoxus）或托勒密那样探讨天界，但他们的确避免了统治中世纪欧洲的水晶天球观念。奇怪的是，16世纪末利马窦来华时曾在一封信里提到中国人的一些愚蠢观念，特别是“他们不相信水晶天球”；但没过多久，欧洲人自己也不相信水晶天球了。此外，这种基本的实用性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心灵很容易满足。在古典中国文化中即进行过非常认真的实验。例如，若不是中国的风水师们非常仔细地注意过磁针的指向，中国人就不可能发现磁偏角。如果没有相当准确的温度测量，如果无法在窑中任意重复氧化或还原的条件，制陶工业也不会那样成功。由于社会因素的阻碍，中国高级工匠的记录无法公之于世，因此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这些技术细节的材料很少。但这些文献肯定是存在的，有的只留下了书名，比如我们还会谈到的《木经》，有的则传下了手抄本，比如福建造船工人的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