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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从上外的人才培养实践出发,为专业高等外语教育如何高效服务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方向建议。
本书是担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10年,并有着外交部高教司相关工作经验的姜锋教授,经过数十年外交、教育工作实践,而对中国高等外语教育提出的思考,形成的坚实理论。其中以“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为中心,尤其强调外语人才的培养,不仅在于外语能力,还在于通达各对象国文化、精通相关服务领域学科的能力。
定价:¥128.00
本书旨在从上外的人才培养实践出发,为专业高等外语教育如何高效服务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方向建议。
本书是担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10年,并有着外交部高教司相关工作经验的姜锋教授,经过数十年外交、教育工作实践,而对中国高等外语教育提出的思考,形成的坚实理论。其中以“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为中心,尤其强调外语人才的培养,不仅在于外语能力,还在于通达各对象国文化、精通相关服务领域学科的能力。
本书基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实践,从语言、学科、文化、政治等各个层面,对外语教育和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进行深入探索,提供有益思考。区域国别学是一门以外部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也是一门吸取多学科知识、理论和方法的交叉学科,外语教育正是其中重要的领域。上外作为外语类院校,较早提出要建设成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领域特色鲜明的世界一流外国语大学,以培养“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多语种 +”卓越国际化人才为定位,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做出积极探索。本书正是以“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这一人才培养定位为中心,展开相关论述,提出思考,提供实例,提升理论。
何为语言?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语言。语言由概念组成,语言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和方法。由语言构成的知识体系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体系。
语言学知识是人类知识体系中最丰富、最基础也是最为神奇的一部分,是我们所处之万物互联、智能互通时代的灵魂部分。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以及数字技术的变革,一个语言学兴盛的时代正在到来。2014年1月来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工作之前,我在德国柏林工作6年,其间经历过几件与语言研究和语言教育相关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件事是,2013年参观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举办的德国汉语教学历史展。自由大学罗梅君教授(Dr. Mechthild Leutner)和余德美女士(Dagmar Yu-Dembski,1943—2023)带领孔院团队对德国汉语研究与教学300多年的历史做了系统梳理,展览很成功。其间,德国东方学家米勒(Andreas Müller,1630—1694)声称发明汉语速成方法“中文钥匙”(Clavis Sinica)并待价而沽的神奇故事深深地吸引了观众。17世纪的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语言从基督教意义上神谕的载体变为人认识自己和自然的工具。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认为:解释不清语言,就解释不清人何以能认知世界,就无从谈论知识。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1716)相信,数字和字母的组合可以构成人类思想的“通用字母”,一种“普遍语言”将让人类各民族间的交际不再有语言的障碍。此时汉语被介绍到了欧洲,给寻求普遍语言的热情增添了活力,莱布尼兹和洛克等人都试图在汉语和汉字中找到启发,借助“普遍语言”或“元语言”实现人类普遍交流和普遍认知,回归到“前巴别塔”时代的神性境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莱布尼兹要向米勒请教快速有效学习汉语的方法。不过,史学家认为,莱布尼兹在学习汉语方面并未获得他希望得到的帮助,米勒最终也没能像他宣扬的那样公布汉语速成的方法。虽然米勒的汉语速学法被认为是商业炒作,但我们仍然能够从欧洲人17世纪热衷普遍语言探索的举动中感受到语言知识被赋予的崇高地位。当时的人们认为,语言是人回到神性世界的钥匙。
第二件事是,柏林各大学术研究机构每年夏天都要联合举办“科学长夜”活动,向市民公开展示各自的研究成果等等。向社会开放,是学术和文化机构的社会责任;而时间放在晚上,是为了方便白天工作的市民。洪堡大学地处城市中心,每至“科学长夜”,校园里熙熙攘攘,各类学术活动丰富多彩。该校亚非所也经常组织展示活动,有些年份还邀请来自亚非国家的专家介绍各自的语言和文化。因为内容陌生或是活动的形式单调,亚非所的展示不像其他“学术摊位”那么热闹,来此体验的人不多;而我差不多每次都去看看,一是有兴趣,二是这里相对安静。有一年的“长夜”上,亚非所展出了一些声音资料供参观者体验,是很多年前非洲人的录音,尽管听不懂,但从声音档案可以想象出说话人可能的遭遇,感受到殖民统治年代压迫者的傲慢和被压迫者的悲惨。俾斯麦时期(19世纪下半叶),德意志帝国进入了殖民扩张的行列,但帝国缺乏与殖民地区相关的语言能力和知识储备,也因此更缺乏能够经营和管理“殖民事业”的人才。这促使俾斯麦在1887年设立了“东方语学院”(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简称SOS)。学院挂靠在柏林大学(现称洪堡大学),但在联邦政府(外交部提供经费)支持下独立运作,主要目的是为各领域培养会目标地区语言、懂目标地区社会文化情状、能够从各方面参与殖民事务的人才。这样一项对帝国十分迫切的任务,是当时学科划分日益细化的传统大学难以完成的,它需要学科间的交叉协同和行政资源的协作整合,学院挂靠在柏林大学又独立运作的原因大抵如此。德国人的做法引起了英国人的警觉。英国人认为,德国建立东方语学院是在与英国竞争殖民实力;他们甚至把德国每设立一个东方语新教席比喻成新造了一艘军舰,并宣称英国人不应输掉这场由德国人挑起的“东方学竞争”。这段历史催生了后来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从德国东方语学院的建立、发展及由此激起的英德东方学竞争的历史看,19世纪欧洲外语教育机构的建立与欧洲的殖民扩张政策相伴而行,语言能力是国家实力政策的一部分,外语是实行殖民扩张政策的工具。
第三件事是一种印象,即历史上对语言研究的热衷给柏林这座城市留下了格外显著的印记。1753年,法国第戎科学院发起“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是什么?这种现象是否为自然法所容许?”的征文。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写下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一不朽名著,而德国人此时似乎更关心语言问题。
多年后的1769年,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面向欧洲设奖,征集对语言起源问题的文章。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论语言的起源》,在与当时多位不同专业、很有影响的大家的作品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语言学史上的经典。该书反对语言神授说,主张语言是人的本质所在;人之为人,皆因其有语言,悟性是人类内在属性,而语言则是外在标志。法德两个科学院关注议题的差异,也许为我们今天观察两个民族的异同提供了一些启发:法国人很关心社会问题,而德国人更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类所独有的“悟性”与语言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特征有助于了解不同民族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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