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评传（增订本） 平装仓修良文集

全面系统地论述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
章学诚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家，其对中国文史传统的系统阐释总结，超迈前贤，可为集大成式的史学理论高峰。本书资料翔实，论点有据，行文流畅，全面详尽地介绍了章学诚的行迹与思想，对其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仓修良(1933-2021)，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名誉会长、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浙江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宁波大学、温州大学兼职教授等。毕生致力于中国史学史、历史文献学、方志学、谱牒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曾主持“二十五史专书辞典丛书”的编纂工作，发表论文二百余篇。
叶建华，1987年硕士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导师仓修良教授），现为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民营经济发展中心研究员，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历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市场导报社社长等。长期从事中国史学史、方志学、浙江历史文化、浙商和民营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章学诚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思想成就的专著，资料翔实，论点有据，行文流畅，颇多精彩之处。章学诚是清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他一生坎坷，却能在学术文化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在史学、方志学、校雠学等方面，提出了一整套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真正做到了集古之大成，成一家之言。他在社会政治、哲学、文学、教育学、谱牒学等方面，也都提出过许多富有时代意义的独到见解。全书共分11章，分别阐述了章学诚生活的时代背景、生平事迹和著述、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史学理论、方志学理论、校雠学理论、谱牒学理论、文学理论、教育思想以及与浙东学派的关系等等，并对章学诚在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一章 “万马齐喑”的专制时代
第一节 专制政策及其对学术文化的影响
第二节 盛极一时的乾嘉考据学风  
第三节 在“乾嘉盛世”的背后
第二章 穷困潦倒的坎坷一生
第一节 “意气落落，不可一世”的青年时代
第二节 “不合时好”，不敢入仕的中年时代
第三节 为人幕僚，“坎坷潦倒”的晚年
第四节 集古大成，成一家之言的史志著作
第三章 倡言改革的社会政治思想
第一节 “三王不相袭，五帝不相沿”的社会变革思想
第二节 “以吏治为急”的政治改革方案
第三节 “时会使然”的人才论
第四章 朴素唯物论的哲学思想
第一节 “道不离器”的天道观
第二节 “效法成象”的认识论
第三节 “不负我生”的人生观
第四节 “天德天位”的伦理观
第五章 杰出的史学理论家
第一节 史学经世论
第二节 六经皆史论
第三节 史义论
第四节 史德论
第五节 史书编纂论  
第六章 方志学理论的奠基人
第一节 方志的起源、性质和作用
第二节 方志编纂理论
第三节 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
第七章 集古之大成的校雠学理论
第一节 校雠学的目的和任务
第二节 校雠学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节 校雠学的理论和方法
第八章 “史部支流”的谱牒学理论
第一节 谱牒学的性质和作用
第二节 谱牒学的起源和发展
第三节 谱牒的编纂原则和方法
第九章 别具一格的文学理论
第一节 文贵“明道”、“用世”
第二节 倡导“文德”  
第三节 “文理”说
第四节 “清真”说
第十章 蕴意丰厚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学以致其道”的教育目的
第二节 “通经服古”的教学内容
第三节 “尽人达天”的教学方法
第四节 可贵的治学经验
第十一章 浙东史学的殿军
第一节 浙东史学的概况
第二节 章学诚是浙东史学的殿军
结束语
后记
附记

结束语

章学诚不仅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杰出的史学评论家、方志学的奠基人，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出生在中小地主家庭，青年时代，不愿为科举之业，认为科举考试如同烦琐的法律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可是在他父亲去世以后，为全家生活打算，又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科举考试上，企图通过这一途径取得一官半职，以养家糊口。生活好像总是故意捉弄他，每次考试都是落选，直到41岁那年方中进士。又因学问不合世用，终究未进入仕途。他仅在国子监时任过几年国子典籍（相当于图书管理员），有的研究文章说他任过知县，那是毫无根据的。他的一生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尽管生活颠沛流离，但读书、著作却从未间断。由于从未有过固定职业，故一生中就以主讲书院、为人修志、担任幕僚而走完艰辛的人生旅程。正因为如此，他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寄生在地方官僚阶层并为他们服务，这使他与社会中下层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上的利弊认识比较透彻，因而他的学术思想与当时的正统学派相背离，并成为与其对立的“异端”。他把挽救时风流弊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并大声疾呼“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天下事凡风气所趋，虽善必有其弊。君子经世之学，但当相弊而救其偏”。为了发扬正确的学术风气，他对学术界的时风流弊进行了多方面的针砭。这种逆时趋而进的举动在当时被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但他毫不气馁，因为他在做学问上有追求真理的精神，有要在文史校雠上“成一家之言”的宏伟目标，这就成为支持他顶住周围人们对他歧视的巨大压力，忍受一生困苦磨难的精神支柱，直到终生。
从以上各章可以看出，章学诚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所作贡献是多方面的，无论是哲学、史学、方志学，还是文学、校雠学、谱牒学、教育学等，他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早年提出的要“成一家之言”的豪言壮语是完全实现了的。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的所有成就都是在十分恶劣的环境中取得的，许多著作乃是写于“车尘马足之间”，直至晚年，为了完成《史籍考》的编纂，还拖着多病之躯，四处奔走，双目失明后，著作也从未中断。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章学诚是真正认识人生的价值，因而他充分地发挥了人生的价值，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发展无保留地作出了巨大的奉献。可是像这样一位有贡献的学者，正因为他为了挽救学风，重点批判了烦琐考据的流弊，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一样，不仅生前遭到社会的冷落，死后也一直被埋没，甚至无人给他写个像样的传记，虽然《文献征存录》和《耆献类征》有一个几行字的小传，但却将姓也改了，变成“张学诚”了。究其原因，正如胡适在《章实斋先生年谱序》中所说：“他生平眼高一世，瞧不起那班‘擘绩补苴’的汉学家；他想不到，那班‘擘绩补苴’的汉学家的权威竟能使他的著作迟至一百二十年后方才有完全见天日的机会，竟能使他的生平事迹埋没了一百二十年无人知道。”这几句话生动形象，将章氏身后的遭遇描绘得淋漓尽致。当然讲得未免过于绝对。事实上，光绪年间安徽桐城有位学者萧穆，对章氏其人其书了解得十分清楚。在他的文集《敬孚类稿》中还留下《记章氏遗书》和《跋文史通义》两篇文章，前者是记述章氏著作流传的经过，对我们今天研究章氏著作有重要价值。后者则是对章氏代表作《文史通义》与刘知幾《史通》作比较研究，许多观点在当时来说，十分了不起。如讲两人虽同为论史，但所论中心和重点并不一样，“两家同一论史，而宗旨各殊。刘氏之书论史法，章氏之书论史意；刘氏之论为官局纂修，章氏之论乃一家著述。名曰同条共贯，实则分道扬镳，非深玩两家之书者或未之能深悉也。两人才识既高，而文笔犀利，又足以达其所见。而恃才傲物，轹古今，几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两人之书，两人之情性，既足遥遥相对，有时呈其笔锋，放言高论，不察事实，凿空蹈虚，以致全书得失具陈，醇驳互见者，亦往往有之。……章氏所论，有‘文章可以学古，而制度则必从时’，此真为千古之名言，后著作之家所当奉为严师之训也”。如此评论，即使在近代亦很少有见。谁也不会想到，对于这样一位在学术上有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近代最早宣传他事迹的竟是一位外国学者，那就是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编著的《章实斋先生年谱》。时隔多年，方有胡适、姚名达两人合编的《章实斋先生年谱》问世。与此同时，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也对章学诚史学、方志学上的贡献作了阐述，这样章氏之学术才慢慢为人们所知晓。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章氏之学者为数尚很少。80年代以后，对章氏史学、目录学、方志学等的研究论著逐渐多起来，问题的探讨也逐步深入，这本是正常的现象。可是有些人又开始议论起来了。有的说“五四”以后，梁启超、胡适等大捧章实斋，并援引某权威人物的话说章实斋是个“乡曲之士”，“读书不多的人，好发议论”，言下之意十分清楚。有的人则在著作中说，章学诚由于在考据方面搞不过戴震，故用研究理论以抗衡。有的说得就更直截了当，说时下研究章学诚在逐渐升温，评价越来越高，一顶顶桂冠都加在他头上等等。近来还有人在文章中说某某先生对章评价不高，显而易见，评价高的似乎就成了问题。还有的就某个问题或某方面材料就议论起章学诚学问的浅薄疏漏。对于这些，我们有必要发表自己的看法。
我们认为，学术研究首先不能抱有成见，不能因为章学诚在乾嘉之世大受冷落，我们今天也就不能对他作出公平正确的评价，否则就是吹捧。就以梁启超、胡适诸人的评论而言，他们的著作均在，就是在今天来看，也算不上是“大捧”。至于评价高与不高，也是相对的，若是他对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确实有重大贡献，为什么评价不能高呢？应当注意的是，一个人对社会对历史所作的贡献乃是客观存在，正确的评价就是在反映客观存在，这有什么不可以呢？这里倒是用得上章学诚自己提出的要求，应当“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我们的主观意图要尽量去反映客观实际，使主观符合客观，而不能去扭曲客观。再者，每个人做学问的路子并不相同，你是研究小学的，不能因为人家研究史学理论，就认为是空发议论，是没有学问的表现，这种说法如何能令人信服，难道人家也非得研究小学才算是有学问吗？他提出写史应当重视“史义”，即重视观点与立场，要求作为优秀的史家必须具备“史德”，评论作品必须“知人论世”，如此等等，都是实际问题，哪一点是空发议论？看来谁也无法否认这些观点在史学发展中的光辉价值。至于他在方志学、校雠学方面的成就就更加显著了，尤其是其方志学理论，80年代初当中华大地掀起修志热潮时，竟成为修志工作者人人传颂的启蒙教材。这个壮观的场面，显然是有些人无法知道，更难以想象的。
当然，所以会对章学诚产生上述这样那样看法，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有的是由于对章氏所处的时代及其遭遇和所作贡献均不太了解所致。当代学者王重民先生在《校雠通义通解》一书中也曾谈及此事，书中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陈义甚深，从当时以至现在，都有人认为是‘浮夸’，这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经历，是不相称的。例如：《和州志艺文书序例》，是一篇用社会文化史的发展观点论目录学方法与理论的专著，也是一篇国史艺文志的序录，放在《和州志》内本来有点不相称，但对这样的重大问题，当时的考据家们不注意，也不屑于讨论，而章学诚又没有地位，没有正式发挥议论的机会，所以就小题大做，把自己的议论写在自己所能写的地方。”又由于别人怀疑自己的理论，他又没有适当的机会去实践和发展，于是就把自己创立的史学义例用到修志实践中去，以此证明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故王先生的结论是：“章学诚的这种研究学问的方法与态度，是科学的，是正确的。”同样一个章学诚，不同的人研究，得出的结论悬殊竟如此之大，关键自然就在于是否抱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为什么有人说章学诚是“乡曲之士”呢？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不妨用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的话来作说明，这样或许会更加令人信服。白先生在《〈文史通义校注〉书后》一文开头便说：“《文史通义》是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部书，也是我喜欢阅读的一部书，但这书也确实不好读。我喜欢阅读，是因为它有功力、有见识，提出的问题耐人寻味。说它不好读，因为它涉及的学术领域相当广泛，它有多方面学术渊源的继承关系，还有作者所处的时代之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学术环境以及作者所特有的表达形式和语言。”试问哪一个“乡曲之士”能够著作出这样一部“有功力、有见识”、具有“多方面学术渊源”的杰出著作呢？单是这部著作，就已涉及哲学、史学、文学、方志学、校雠学等诸多方面的学问，何况他还有《校雠通义》及其他著作，其引书之多，也绝非“乡曲之士”所可比拟，至于学术上的许多杰出见解，更是任何“乡曲之士”所望尘莫及的。他的著作与见解便是最好的见证。至于说某位先生对章氏评价不高，那只不过代表那位先生个人见解而已，不会影响大家对章氏作出公正合理的评价。我们可以告诉大家这样一个事实，在排列我国封建时代十大史学家的时候，无论如何排定，章学诚总是其中之一，这就是我国历史学界对他所下的结论。
其实只要我们冷静地深入研究就可以发现，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影响早就已经越出国界了，章氏也已经成为一位国际文化人物。日本、法国、美国等国都有学者对他的学术思想进行研究，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还在20世纪初期便编著出版了《章实斋先生年谱》。1962年，法国汉学家Paul Demieville（戴密微，1894—1979）在其Chang Hsüeh-cheng and His Historiography（《章学诚和他的史学》）一文中，称章学诚是中国第一流史学天才，他可以与阿拉伯的史学家伊本·凯尔东或欧洲最伟大的史学家并驾齐驱。1966年，美国学者David S. Nivison（倪德卫）则著有The Life and Thought of Chang Hsüeh-ch’eng（《章学诚的一生与思想》）一书，全书洋洋洒洒数十万言，而作为文明古国的我国国内至今尚无一本如此巨著专论章氏之学。书中指出：“章学诚是中国造就的最有魅力的思想家之一。”“章学诚的许多史学理论，已经具有现代色彩。看起来他似乎是一个知识界的怪人，事实上并非如此，他像17、18世纪的其他人，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戴震一样，试图用自己的方法打破过去，提出新问题，用新的方法解决旧的问题。”书中还指出在中国学术界有许多人，“他们有的只是认识到章学诚学术的一部分，有的甚至误解。章氏一直没有被很好地理解，对大多数人而言，章氏只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不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思想家”。这些论述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吗？尤其是对这些研究中的实质问题，竟是位外国学者所提出，这就更加值得学界同仁们思考了。上述事实说明，章学诚早已经跻身于世界史学名家之列，他的学术思想早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知识宝库中可贵的财富，这自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总之，我们今天研究章学诚这位世界文化伟人的一生及其思想和学术贡献，不仅是研究传统文化的需要，更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项重要工作，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对章学诚学术思想中的封建性糟粕，我们理应作出应有的批判，而对其中许许多多颇有价值的思想理论和学术观点，则值得加以继承和发扬，使之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养料。这，或许也正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