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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京博士的著作《归有光研究》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非常高兴；她希望我写几句话聊充序言，我也很乐意。这首先是因为我觉得该书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值得出版和推介；其次是因为我与贝京博士的父亲贝远辰先生及她之间有一段递相问学的师生缘，令人难以忘怀。
归有光在世时科举经历和仕途都不太得意，但名声并不小。身后有一段时间几乎被世人遗忘，但到明末清初，由于钱谦益等人的大力推崇，他的地位蒸蒸日上，“明文第一”几乎成为对他的公认的评价。钱谦益重新编辑了《震川先生集》，将归有光批评复古派巨子王世贞的《项思尧文集序》放在突出位置，而将反映归有光与王世贞等交往的文章或删去不录，或置于文集中不显眼的地方，刻意凸显归有光与王世贞及复古派的分歧和矛盾，将他树立为复古派的对立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重新塑造了归有光。接着“桐城派”勃兴，桐城派领袖方苞、姚鼐等也对归有光大力称赞，几乎奉为不祧之祖，尤其赞赏他在根柢六经、取法《史记》、探索古文之“义法”方面的造诣。由于“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绵延达两百多年，于是归有光也一直被当作偶像受到尊崇。
近代以来，学术界大力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用以观察分析中国古典文学，在许多地方别开生面，构建了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体系。然而前人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论断对我们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各种概念范畴、品鉴习惯造成的思维定式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有些古人的论断，还会与新的理论模式中的某些套路相契合，被贴上新的标签而得以延续下来，钱谦益等对归有光的评价就是一个例子。尽管钱谦益本人在清代因受到乾隆皇帝的指斥而名声不佳，近代以来也因为他投降清朝的行为而为人们所不齿，但他通过编辑《列朝诗集》、重编《震川先生集》等工作而对明代文学所作的一系列论断，却影响深远。如归有光生前与所谓“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唐顺之、王慎中等从无交往，近代以来的许多文学史，却都把归有光归于所谓“唐宋派”，以与“复古派”对垒。从远处看，这无疑受到了钱谦益等人观点的影响；从近处看，则是多年来强调对立斗争、非此即彼、忽视事物的复杂性的思维方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反映。
学术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去蔽、求真的过程。当代人研究归有光，就应该在广泛收集和认真阅读归有光的作品及有关资料的前提下，以当代人的眼光，对归有光的文学成就和地位究竟有多高、他的思想观念和文学主张的真实情形究竟如何等问题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解答。近年来归有光也一直没有被冷落，由于他的作品被选入中学和大学的教材等原因，研究归有光的论著不时见于各种书刊，但大多是对归有光文学思想或文学创作的某个具体问题的探讨，尤其集中在对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名篇的分析欣赏上，显得比较零散。贝京博士的这本书对归有光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它注意归有光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避免了孤立地探讨某个问题带来的片面性。它首先从对“唐宋派”的释名入手，探讨了归有光的文学主张与“复古派”和“唐宋派”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指出了归有光文学主张的复杂性；归有光写过一些赞美“天属”之情的佳作，但他的伦理观念实际上非常陈腐保守。以往的研究者也许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难以解释，于是对他的伦理思想的陈腐保守性质似乎有意予以回避。贝京在本书中对归有光的伦理思想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作家的思想观念与他的文学创作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尊重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从而引发人们的更深入的思考，显然比套用某种现存的教条，将历史事实简单化要有意义得多；这本书中对归有光学习借鉴《史记》问题的辨析尤为精彩。自归有光在世之日起，评论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归有光对《史记》的学习借鉴，以及这一点对归有光古文创作取得一定成就的重要意义。归有光也确实留下了一些反复批点《史记》的遗稿，似乎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然而明代以来的评论者，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评论者，几乎没有人对这些遗稿作过研究，只是辗转引述归有光如何取法《史记》云云。贝京不嫌繁难，对归有光批点《史记》的文稿进行了认真分析，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归有光对《史记》的解读相当肤浅，他对《史记》的学习和借鉴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并不像许多评论者所说的那么重要。这一结论无疑是很有新意和说服力的。
总体上看，贝京的这本著作贯穿着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她不愿人云亦云地接受和转述一些现有的说法，也不想刻意拔高或美化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而是认真收集阅读第一手材料，尊重历史事实，还归有光以本来面目。她的研究也许对某些过分拔高归有光思想水平和文学成就的观点泼了一点冷水，但她并无意贬低归有光。对于归有光那些“事关天属”类散文，贝京就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力求充分挖掘出它们的内在价值，以及归有光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作品的深层原因。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以章培恒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她的这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贝京似乎从小就喜欢独立思考。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因为她是我的老师贝远辰先生的女儿。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当我们刚上大学时，因为同年级的同学中有韩少功等年轻作家，他们在小说、诗歌创作上已崭露头角，在全国已有一定影响，号称“文学湘军”，于是其他同学见贤思齐，一窝蜂地从事文学创作。我也去凑热闹，写了一些莫知所云的“作品”。折腾了大半年后，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于是转而开始认真读书。大约是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的理发室一边等候理发，一边阅读《资治通鉴》。该书排印二十册，我当时已读到第十几册，正好给我们上古代文学课的贝远辰先生也来理发，他注意到了我，和我交谈，从此他便不断关心我，使我受到了很大鼓励。我和喜欢古代文学的阎采平、黄仁生、黄泽梁等同学经常到贝先生家里去请教，贝先生和王师母从不厌倦。很多次我们去的时候贝先生家还在吃晚饭，但只要我们一到，贝京和她的姐姐、弟弟就会迅速悄无声息地离开饭桌，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时候贝京高才绕床，就沉默寡言，一副很有个性和主见的样子。转眼间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已在浙江大学工作。依稀知道贝京已读了大学，又读了硕士研究生，已在湖南师大任教。突然有一天，她来信说希望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我一方面很高兴，觉得这是报答师恩的一个机会，另一方面又很忐忑，唯恐自己才疏学浅，有负恩师所托。贝京顺利考入浙江大学后，克服了家务负担和因在职读书而带来的工作上的压力，勤奋读书，在三年时间内就圆满完成了学业，学位论文被答辩委员会评为优秀论文，令人深为欣慰。
古人为别人的著作写序言，或述作者之生平，或道彼此之交往，或刻画作者之个性，本来是风格多样的。但近代以来这样写序言的越来越少，几近于无。序言一般只对作者的学术见解有所揄扬即止，基本成为定式。因此我在写这篇序言时，曾为是否提及我与贝先生及贝京之间递相问学的师生缘而颇费踌躇。后来转念一想，这本书所研究的归有光，就是以不避琐细描写人间真情见长的。像我的这篇序言的这种写法，对其他学术著作来说可能不合适，但对这本研究归有光的著作来说也许是合适的。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写了吧。是为序。
廖可斌
2007年8月于杭州
归有光在世时科举经历和仕途都不太得意，但名声并不小。身后有一段时间几乎被世人遗忘，但到明末清初，由于钱谦益等人的大力推崇，他的地位蒸蒸日上，“明文第一”几乎成为对他的公认的评价。钱谦益重新编辑了《震川先生集》，将归有光批评复古派巨子王世贞的《项思尧文集序》放在突出位置，而将反映归有光与王世贞等交往的文章或删去不录，或置于文集中不显眼的地方，刻意凸显归有光与王世贞及复古派的分歧和矛盾，将他树立为复古派的对立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重新塑造了归有光。接着“桐城派”勃兴，桐城派领袖方苞、姚鼐等也对归有光大力称赞，几乎奉为不祧之祖，尤其赞赏他在根柢六经、取法《史记》、探索古文之“义法”方面的造诣。由于“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绵延达两百多年，于是归有光也一直被当作偶像受到尊崇。
近代以来，学术界大力引进西方的文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用以观察分析中国古典文学，在许多地方别开生面，构建了新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体系。然而前人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论断对我们的影响仍不可低估，各种概念范畴、品鉴习惯造成的思维定式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有些古人的论断，还会与新的理论模式中的某些套路相契合，被贴上新的标签而得以延续下来，钱谦益等对归有光的评价就是一个例子。尽管钱谦益本人在清代因受到乾隆皇帝的指斥而名声不佳，近代以来也因为他投降清朝的行为而为人们所不齿，但他通过编辑《列朝诗集》、重编《震川先生集》等工作而对明代文学所作的一系列论断，却影响深远。如归有光生前与所谓“唐宋派”的代表人物唐顺之、王慎中等从无交往，近代以来的许多文学史，却都把归有光归于所谓“唐宋派”，以与“复古派”对垒。从远处看，这无疑受到了钱谦益等人观点的影响；从近处看，则是多年来强调对立斗争、非此即彼、忽视事物的复杂性的思维方式在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反映。
学术研究就是一个不断去蔽、求真的过程。当代人研究归有光，就应该在广泛收集和认真阅读归有光的作品及有关资料的前提下，以当代人的眼光，对归有光的文学成就和地位究竟有多高、他的思想观念和文学主张的真实情形究竟如何等问题作出尽可能准确的解答。近年来归有光也一直没有被冷落，由于他的作品被选入中学和大学的教材等原因，研究归有光的论著不时见于各种书刊，但大多是对归有光文学思想或文学创作的某个具体问题的探讨，尤其集中在对归有光的《项脊轩志》等名篇的分析欣赏上，显得比较零散。贝京博士的这本书对归有光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它注意归有光的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避免了孤立地探讨某个问题带来的片面性。它首先从对“唐宋派”的释名入手，探讨了归有光的文学主张与“复古派”和“唐宋派”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指出了归有光文学主张的复杂性；归有光写过一些赞美“天属”之情的佳作，但他的伦理观念实际上非常陈腐保守。以往的研究者也许觉得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难以解释，于是对他的伦理思想的陈腐保守性质似乎有意予以回避。贝京在本书中对归有光的伦理思想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作家的思想观念与他的文学创作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尊重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从而引发人们的更深入的思考，显然比套用某种现存的教条，将历史事实简单化要有意义得多；这本书中对归有光学习借鉴《史记》问题的辨析尤为精彩。自归有光在世之日起，评论者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强调归有光对《史记》的学习借鉴，以及这一点对归有光古文创作取得一定成就的重要意义。归有光也确实留下了一些反复批点《史记》的遗稿，似乎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佐证。然而明代以来的评论者，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评论者，几乎没有人对这些遗稿作过研究，只是辗转引述归有光如何取法《史记》云云。贝京不嫌繁难，对归有光批点《史记》的文稿进行了认真分析，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归有光对《史记》的解读相当肤浅，他对《史记》的学习和借鉴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并不像许多评论者所说的那么重要。这一结论无疑是很有新意和说服力的。
总体上看，贝京的这本著作贯穿着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她不愿人云亦云地接受和转述一些现有的说法，也不想刻意拔高或美化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而是认真收集阅读第一手材料，尊重历史事实，还归有光以本来面目。她的研究也许对某些过分拔高归有光思想水平和文学成就的观点泼了一点冷水，但她并无意贬低归有光。对于归有光那些“事关天属”类散文，贝京就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力求充分挖掘出它们的内在价值，以及归有光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作品的深层原因。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上，以章培恒先生为主席的答辩委员会对她的这种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
贝京似乎从小就喜欢独立思考。当她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因为她是我的老师贝远辰先生的女儿。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当我们刚上大学时，因为同年级的同学中有韩少功等年轻作家，他们在小说、诗歌创作上已崭露头角，在全国已有一定影响，号称“文学湘军”，于是其他同学见贤思齐，一窝蜂地从事文学创作。我也去凑热闹，写了一些莫知所云的“作品”。折腾了大半年后，我才清醒过来，知道自己不是那块料，于是转而开始认真读书。大约是二年级的时候，我在学校的理发室一边等候理发，一边阅读《资治通鉴》。该书排印二十册，我当时已读到第十几册，正好给我们上古代文学课的贝远辰先生也来理发，他注意到了我，和我交谈，从此他便不断关心我，使我受到了很大鼓励。我和喜欢古代文学的阎采平、黄仁生、黄泽梁等同学经常到贝先生家里去请教，贝先生和王师母从不厌倦。很多次我们去的时候贝先生家还在吃晚饭，但只要我们一到，贝京和她的姐姐、弟弟就会迅速悄无声息地离开饭桌，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那时候贝京高才绕床，就沉默寡言，一副很有个性和主见的样子。转眼间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已在浙江大学工作。依稀知道贝京已读了大学，又读了硕士研究生，已在湖南师大任教。突然有一天，她来信说希望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我一方面很高兴，觉得这是报答师恩的一个机会，另一方面又很忐忑，唯恐自己才疏学浅，有负恩师所托。贝京顺利考入浙江大学后，克服了家务负担和因在职读书而带来的工作上的压力，勤奋读书，在三年时间内就圆满完成了学业，学位论文被答辩委员会评为优秀论文，令人深为欣慰。
古人为别人的著作写序言，或述作者之生平，或道彼此之交往，或刻画作者之个性，本来是风格多样的。但近代以来这样写序言的越来越少，几近于无。序言一般只对作者的学术见解有所揄扬即止，基本成为定式。因此我在写这篇序言时，曾为是否提及我与贝先生及贝京之间递相问学的师生缘而颇费踌躇。后来转念一想，这本书所研究的归有光，就是以不避琐细描写人间真情见长的。像我的这篇序言的这种写法，对其他学术著作来说可能不合适，但对这本研究归有光的著作来说也许是合适的。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写了吧。是为序。
廖可斌
2007年8月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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