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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很有个性的儒家经典《大学》解读读物。
定价:¥98.00
一本很有个性的儒家经典《大学》解读读物。
儒门心法,尽在《大学》。区区两千言,自格致诚正,至于修齐治平,自近及远,由内而外,广大精微,简易赅博。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俱备斯编,实圣学之津梁、成人之阶梯。书稿《大学心法》,以《古本大学》为底本,秉“以经解经”、“以元典释元典”之法,多采《语》《孟》以明《大学》之旨,兼参朱子《集注》、阳明先生《大学问》《传习录》等,使读者得以窥见两千余年来《大学》义理之流衍嬗变。书稿更努力以现代学术眼光,挖掘《大学》之当代意蕴与价值,此“再诠释”工作,亦元典常读常新之意义所在。
《大学》是古典儒学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大学》、《中庸》本来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到南宋朱熹,始将《大学》、《中庸》两篇文章从《礼记》中抽出来,单独成书,并与《论语》、《孟子》两本书合为“四子书”,也称之为“四书”。这四本古典儒家著作,是传统中国读书人必读之书。南宋以降,“四书”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核心科目,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可谓无与伦比,乃至于对整个国家的文化形态、伦理观念、意识形态与政教模式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四本书是千年以来影响中国最巨的书,任何其他著作,论其对中国人渗透之深、影响之广,都很难与“四书”比肩。南宋以来,“四书”的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五经”(指《诗经》、《尚书》、《周礼》、 《易经》、《春秋》)。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在中国古典儒家的教育体系中,当然有其次第。朱熹曾经说到读“四书”的顺序:“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熹的“‘四书’次第说”,从儒家思想之逻辑体系与各书之旨趣风格来看,自然有其道理,然而亦不可过于拘泥、绝对地去理解这个“次第”。读《大学》为什么能“定其规模”?这是因为《大学》这部书提出了完整的儒家“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学的纲领与条目,即所谓“三纲领”与“八条目”。儒家的大学问尽在于此,可谓纲目分明。初涉圣学者,可经由“三纲领”与“八条目”,一窥“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找寻登堂入室之门径。此所谓“定其规模”也。读了《大学》,仿佛得着了儒家思想大厦的大体框架,有了这个格局与规模,就可以继续循序而进、 深入堂奥。再读《论语》,则儒家修齐治平的根本心法俱备,故说 “定其根本”。根本者,奠基之谓也,《论语》系统呈现了儒家开创者 孔子的心性修养之法与政治哲学,可谓内外兼备,熟读《论语》,则 儒学之根本培固深厚。再读《孟子》,体察孟子在孔子、曾子、子思基础上的超越发展之处,感悟孟子超迈、浩然之气象,此所谓“观其 发越”。不熟读《论语》,则根本不固;不熟读《孟子》,则不能得其 气象格局之大,不能体悟圣学之高远开廓。最后读《中庸》,将儒家 古典思想升华至本体论高度。此书言深旨远,体精理妙,堪称古典儒 家哲学巅峰之作。故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探赜索隐,入妙发微,进入一个更为幽深、高妙、超拔的思辨层次与形而上的哲学境界。
《大学》据传乃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这部书讲的是“大学之道”,“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学”是与“小学”相对应的概念。 朱熹在《大学章句序》这篇文章中说:“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 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 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 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 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 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小学”学的 是洒扫、应对、进退的日常礼节之学,以及“礼、乐、射、御、书、数”的基本技能之学(“六艺”),这些礼节与技能,皆是孩童必须经 历的行为训练和知识积累。但是这些“童蒙之学”偏于外在的行为规范的修习,偏于被动接受的记诵之学与技能培养,尚未触及更深层次 的心性熏陶与精神探索,也未延伸至对更为宽广和复杂的人类世界之理解与治理层面。十五岁之后入“大学”,学的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学,这是儒家所谓“成人之学”、“大人之学”,乃生命人格养成之学,着重于内在的身心性命的修炼,其目标是一个人生命 的自我觉醒与自我成就,是道德善的自我发现与最终达成。儒家的“成人之学”和“大人之学”,目的是要使一个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是要使一个人完成自己的生命,达成自己的使命。《大学》这部书,讲的就是成就人格生命的大学问及其修行心法与次第。
需要注意的是《大学》一书的版本,这是读《大学》首先要说明的问题。二程(程颢、程颐)都曾对《礼记》中的《大学》一篇的章节重新进行编订排序,朱子在整理编订《大学》时,继承了程颐对《大学》的编排传统,同时他又认为此篇在文字上有缺漏的部分,遂根据自己对《大学》逻辑的理解对文字做了一些增订。后世学者,对朱子根据己意擅加改动原典的做法多有诟病,对这种“六经注我”的原典诠释方式提出了很多批评。本书把经过朱子改订的版本,称为 “《大学章句》本”,而把原来《礼记》中的《大学》原本,称为“古本《大学》”。朱子有自己的思想体系,他在解释《大学》时,当然不免带上朱子理学思想的色彩,贯穿着朱子理学的逻辑。朱子的这一对《大学》的“再诠释”,从儒家思想史、中国哲学发展史来说,当然有其特别的价值,从中可以看出理学思想的基本脉络和源流。一篇经典,只有经过不同时代的不断的“再诠释”,方可成为真正的经典,每一时代的“再诠释”,都反映了不同时代对经典的不同思考角度,反映了时代学术精神的变迁。当然根据己意对原典擅加篡改,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这种“篡改”又是富有思想史价值的,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学派对原典的态度。但是,如果只看朱子的“《大学章句》本”,我们又可能仅仅了解了朱子的“再诠释”,而对原来的文字系统所表达的思想反而可能忽略了,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所以本书在阐释《大学》时,还是主张回到“古本《大学》”,根据传统版本来解释经典思想;同时,我们在解读过程中,也会提到朱子改订的部分,看看朱子改订文字的用意及其思想史意义。这样就兼容了两种版本。朱子之后的学者,不少都主张回到“古本《大学》”,如王阳明就持此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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