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经脉 精装

永远的中国：从家国天下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跟随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姜义华教授了解“中国道路”的前世今生

本书是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开拓者姜义华教授最新力作，对中华文明、中国历史和中国道路的最新思考。
谨以本书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
 

姜义华，江苏扬州人，复旦大学文科荣誉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学院特聘教授，当代中国著名历史学家。

中华文明走向现代的伟大转型，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方才真正踏上征程的。今天，我们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个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我们更要有着充分的自信来理解、把握和阐释我们自己的历史与征程。
本书指出，中华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知识体系、价值体系、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体系，以及话语体系，就是这个整体的主要经脉。我们的文明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不但源起于古老的传统，更是深深扎根于每一代人现实的斗争与实践中。

第一编  中华文明是有机的整体
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与整体性
中华文明整体性的百年裂变
走向现代：中华文明的伟大转型
以文明的尺度回溯改革开放四十年
改革开放四十年：伟大的解放运动推动中华文明走向新时代
当代世界多元文明视野中的中华文明
第二编  中华文明的经脉系统和知识体系
中华文明经脉系统的构成
中国知识体系的历史演进
中国传统文化：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
让儒学回归人文化成
不应漠视“国学”概念的非科学性
附：循名责实并非禅和子斗机锋
还国学一个正确的定位
第三编   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

“文明根柢”是我们的精神基因
中华文明的根柢和核心价值
中国责任伦理的形成与演进                                                                                                                                                                                                                                                                                                                                                                                                                                                                                                                                                                                                                                                                                                                                                                        
“中国人为和平之人种”
——《孔教经世法》序
 
第四编  中华文明的实践体系
大一统国家治理的历史与现实
附：“百代都行秦政法”
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与工业化蓝图  
礼仪之邦：传统社会自我治理
礼治的现代意义
     
第五编  中华文明的话语体系
构建中国自己解释历史的话语体系
正本清源：建立合乎实际的中国历史观
走出思想文化上的“被殖民”
拾人牙慧的“中国帝国”可以休矣
深入了解中国和世界：推进学术再创造
章太炎思想学术的现代品格        
章太炎与中国现代学术基础的奠定   
坚守文化主体性
——重读《华国月刊》
附录
重读南怀瑾《论语别裁》
张仲礼是真正有世界影响的学者
忆丁守和、王尧两位长者
何炳棣先生的寂寥与失落
陆谷孙：在英语世界中播撒中国话语种子
后记

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与整体性


一、一个历久弥新的原生巨型文明

中华文明至少已经延续了三四千年，是世界五大原生性的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一个没有中断、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
从远古时代到公元前20世纪左右，是中华族群、中华酋邦、中华文明的孕育与萌芽阶段。古史传说中的华夏集团、东夷集团、西戎集团、三苗集团、南蛮集团等，开始形成了具有政治管理性质的酋邦，创造了丰富的原始文化。
公元前20世纪前后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是中华族群、中华早期国家、中华文明基本架构形成阶段。夏族、商族、周族相继崛起，同西戎、北狄、东夷、南蛮各族联系日渐频繁，中华族群趋同性、内聚力增强，形成春秋、战国时代的领土相当广大的诸侯国，它们相互建成各类不同的政治联盟，开始趋向建立统一国家。在它们相互之间广泛的碰撞、互补与融合过程中，中华文明的基本架构和中华文化的核心观念逐步确立。
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公元3世纪初，是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与大一统的中华古代文明确立阶段。秦汉王朝时，具有共同地域、共同文字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及共同心理文化的汉族已经形成，西域、匈奴、西南夷诸族，与汉族的联系更为广泛而密切。
从公元3世纪初至公元13世纪中叶，是在新的民族混合与重组基础上，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中华文明辉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东汉王朝分裂为魏、蜀、吴三国，经过西晋短暂的统一，进入南北朝时期，匈奴、氐、羌、鲜卑等族入居内地，在激烈冲突中形成新的民族融合。隋、唐在这一基础上重建了大一统国家，毗邻的南诏、吐蕃、突厥等族也进一步强大。稍后又出现了五代十国分裂局面，逐步形成宋、辽、金、夏、于阗、大理、吐蕃并峙的局面。经过近千年新的大碰撞、大融合，以及同印度文明、中亚及西亚文明的相互交流，中华文明以及中华国家体制都获得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
公元13世纪中期至公元19世纪中叶，是大一统的中华族群、中华国家和中华古代文明普遍发展与局部更化阶段。推动历史进入本阶段的，是蒙古族的崛起与强大。其后，经过明王朝、蒙古及乌斯藏的新的磨合，至清王朝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包含现今全部版图在内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已经稳固确立。
公元19世纪中叶至公元20世纪中叶，是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面临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而开始向现代民族、现代国家和现代文明转型阶段。这一阶段，中华民族在空前危机与共同奋斗中形成了新的凝聚力，在新崛起的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基础上，开始向现代民族转变，结束了已持续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国家形态开始向现代国家体制转变。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空前广泛而直接的世界联系中，中华民族、中华国家、中华文明重新确立了自身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伟大复兴。

二、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多样性、复合型文明

中华文明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轴，以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为两翼，并借助传统商业、手工业予以维系，通过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予以提升的复合型文明。
中国传统农耕文明起源甚早，可能已有五六千年之久。自商鞅变法以后，中国农耕地区就一直以一家一户为基本生产单位和生活单位，以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根基。小农家庭中的人力、畜力、物力，能够较为合理而充分地予以利用，而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又特别能够节省与节约。土地可以买卖，劳动力、资金、资源等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固然会导致土地集中，社会两极分化，但它们又可使小生产者具有很高的生产积极性，并能够在受到严重摧残后，顽强地迅速恢复与再生。正是这种小农经济，奠定了中华农耕文明长时间绵延不断地存在与繁荣的主要基础。
同时，中华传统文明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与北方及西部地区的草原游牧文明、西南广大地区山林农牧文明的生成和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农耕文明区域虽较小，但人口集中，生息在这一区域的人口经常占全体人口的80%以上，因此，它构成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主轴。草原游牧文明与山林农牧文明地区人口相对较少，但地域特别广阔，极其广泛地影响着农耕文明和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这三种文明在长时间的积极互动中取长补短，形成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密切关系。在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相当发达的商业与手工业，不仅是将分散的广大小农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而且是将农耕地区、草原游牧地区、山林农牧地区维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它们不仅推动着传统农耕文明成为一个整体，而且推动着传统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山林农牧文明成为一个整体。至于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建立和巨大的发展，虽然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文明传统的经济根基，但这只是中华文明自身的提升，而不是中华文明的断裂与否定。

三、政治大一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柢
　　
自秦汉以来，政治大一统成为中华文明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隋、唐、宋、元、明、清，毫无疑问是大一统的国家;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西夏，虽呈分裂态势，但只是追求大一统而未达目的的结果，分治的每一方都希望以自己为中心实现大一统。这也许可以对应汤因比所说的“统一国家”与“统一和平”，但在中华文明中，它绝非一个短暂的发展阶段，而是整个文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诉求和主要支柱。
政治大一统国家之所以产生，首先是因为分散的小农经济，需要集中而统一的行政权力对于社会的全面支配，解决他们无法分别解决的兴修水利、防灾防荒、利益冲突等一系列共同问题;同时，是因为要在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及山林农牧文明之间建立起稳定的秩序，使它们不再彼此冲突，而能积极地相辅相成。
近百年来，人们在揭露和抨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黑暗统治时，经常漠视传统的政治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在西方民族国家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不少人曾试图将中国传统多民族统一国家改变为单一民族国家，将中国传统单一制国家改组为联邦制国家，将传统集权制改组为分权制，将传统郡县制改组为地方自治制，将大一统精英治国改组为多党或两党竞选治国。可是，一接触中国政治实际，所有这些构想都碰了壁，因为当这些方案付诸实施时，非但没有将中国引向大治，反而一再将中国引向大乱，引发极为激烈的社会政治冲突。

大一统的历史与现实
我们近代以来，对大一统的问题并没有好好地重新思考过。

一、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

孙中山在1894年组织兴中会的时候，兴中会当时提出的口号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这里就谈到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那个时候他把“中华”主要局限在汉族地区，所以要把满人驱逐到东北去。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的时候，还是用的这个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面加了“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一句，而原来兴中会1894年成立的时候，是讲创立合众政府，希望像美国一样，建立一个新的联邦制国家。
但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以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中国究竟要变成联邦制的国家，还是变成单一制的汉族的国家呢？其实在前面几年论战中间，当时站在同盟会对立面的梁启超、杨度等已经反复讲了，你们说驱除鞑虏是不对的。满人跟汉人，其实中国各个民族早已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所以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出现得并不早，它是到了1907年前后，最初由梁启超他们提出来，他们认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个八个字，原来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的时候，朱元璋用来反对元朝统治的。现在再重复用这样的口号，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第一个是国民都早已形成了一个彼此命运没有办法分开的这样一个综合体，所以叫中华民族。第二，现在再把国民都这样分裂开了，汉人一个国家，满人一个国家，藏人一个国家，蒙古人一个国家，这样做只能造成中国四分五裂，每一个新国家实际上都会被列强所控制，最后汉人只想自己成立单独的国家也不可能。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这个问题很快就提到实际日程上。当时就觉得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按照民族分裂成很多国家，也不能搞美国式的联邦制。所以当时提出了叫五族共和，用的国旗是五色旗，五种颜色是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族，让大家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

二、“中华民族”的概念与现实

中华民族这个概念在这之后也一步一步流行起来，它最终为大家所认同，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当时，面对着日本想灭亡整个中国，“整个中国”蕴含的就是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我们的国歌里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时中华民族就已经成为了所有中国人都普遍接受的共同的概念。我们党成立的时候，一开始，主要是受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民族问题理论的影响，即所谓民族自决理论，但是在后来，我们已经意识到，就像孙中山想把美国的联邦制搬过来一样，把苏联这套搬到中国来也不适合国情，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中国早已形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这个中华民族涵盖着中国所有的民族。其实，中国各民族这样一个命运共同体，不是到现在才形成，也不是到了1907年梁启超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才形成，实际上，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行程中，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各个民族早已形成了一个彼此命运紧密相依的共同体。
从基因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北方的汉族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基因其实很接近，南方的汉族跟南方的少数民族基因也非常接近。再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南方人跟北方人在体型上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北方单眼皮比较少，南方的双眼皮比较多；北方人比较高大，南方人体型比较小。所以，同样是汉族，也并不都是完全一样的，很多基因的差异就非常大。
由此可见，中国很早就已经形成了非常复杂的族群之间的混合，所以纯粹的汉族是很难找到的。少数民族中间同样也是如此。就像现在我们很多人大概都看不出来谁是满人。实际上，汉族中有非常多的其他民族。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大量的少数民族，我们的羌族、氐族以及匈奴族，进入中原以后，都汉化了；唐朝的李渊、李世民就有少数民族的血统，但是现在我们都把他们看作是汉族。

三、上下五千年

中华文明实际上有5000年的历史，至少现在有文字记载，差不多有4000年左右。当然更完整的文字是从商朝算起，而商朝的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根据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认为世界上有23个文明（后来又进一步扩大为30多个文明）。但是，除了中华文明之外，其他文明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中断。为什么中华文明不中断？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深入地去研究。
今天大家到拉丁美洲去看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它们都是只剩下一点古建筑遗址，虽然你看玛雅文明的金字塔，也确实会非常惊喜。在那么早的时候，建筑艺术、数学、物理等就应该都有很高的水准。但是，当时文明发展究竟怎么样？中断了，就不知道了。
我们去埃及去看，古埃及也是这样。古埃及文明更早，在六七千年之前。他们的金字塔，古代神庙的建筑，包括木乃伊，都可以展现出其文明水准之高，到现在还说不清楚那些金字塔怎么造起来，那么多的大石头砌在一道可以那么准确，必须依靠非常好的数学知识和工程技术，但这样的文明已经没有了。 现在埃及留下的东西当然还比较多，比如像一些古代的文献，可以被研究和解读。但随着异族的不断入侵，现在的埃及与过去的文明已经没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再看古代的两河文明。现在那个地方每天新闻不断，都在打个不停，这里有古老的苏美尔文明，比古埃及文明甚至更早一些，但那里也只剩下神庙了。到中东去看，那大片沙漠中间，那些民族能够创造这么古的文明，但又为什么中断了？

四、大一统：中华文明的力量源头

为什么那么多文明都中断了？因为后来在他们的废墟上面，其他的文明起来了。为什么中华文明一直能够这样传承下来？这里面靠的是什么？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一个普遍的认识，第一个是影响最大的亚当·斯密，他提出了，中国的发展早已就停滞了，至少从中世纪以来中国就是停滞不前的。 所以中国长期停滞的观点，基本上是从亚当·斯密那里来的。
第二个就是孟德斯鸠，他在《论法的精神》中间，讲中国是个专制主义的国家。第三个是黑格尔，他在《历史哲学》中间认为整个中国根本就没有进入到西方人所谓的历史时期。这几个观点，随着英法德的渐次崛起，普遍流行开来。包括马克思本人，他最初的关于中国的一些基本观点，也有这样一些东西的影响。马克思最遗憾的是一直到他重新研究东方的历史的时候，还没有一部像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那样的著作，让他来重新研究中国历史。所以，马克思晚年留下来大量手稿，但是你找不到他关于中国历史的内容。
上述的这些基本观念，不但长时间影响着西方的学者，包括马克思，甚至包括列宁，还包括我们自己，很多人也一直把他们说的这些东西当成了客观的真理，当成我们观察中国问题、中国历史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很多理论都从这里推论出来。回过头来就要问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像亚当·斯密、孟德斯鸠、黑格尔说的这样，为什么其他文明一个一个都中断了，而中华文明还能够这样一直延续下来？像中国的国家治理制度，如果真的是像亚当·斯密所说的，是停滞不前的，或者是像孟德斯鸠所讲，中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国家，那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够一直这样长期保持稳定，虽然中间有些动乱，但是很快又重建这套秩序，保证中华文明能够延续不断？实际上，比起其他的文明，我们中华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的，至少是不落后的。我们真正的落后，实际上是在近代，就是清代中叶以后，尤其乾隆、嘉庆以后，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了，而我们没有进入到工业革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特别是找到一条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以后，中华文明的活力很快恢复，在短短几十年间就快速赶上并开始渐渐超过。
2017年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九十周年，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如果我们不把目光仅仅局限在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而是看一看这90年来整个中国的发展，再看看毛泽东当年所说，当中国几万万农民成为一支非常有组织的力量，向着解放路上迅跑的时候，中华民族是怎样的迅速崛起的。正如我们习主席提出的：“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历史的实践证明中华文明是有巨大的潜力的。问题在于是否能把潜力激活，把这个力量激活了，我们其实是可以做成很多让全世界震惊的事情的。中华文明为什么可以这样，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中国一直有着一个大一统的传统，这是我们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源，也是了解中华文明为什么有这样强大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文明根柢”是我们的精神基因
一、别国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代替不了自己的独立探索

我们所处的时代，名副其实是一个思想特别多元、主义特别活跃的时代。面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人赞许，有人诋毁，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至于中国的未来，悲观者预言中国危机四伏，乐观者相信中国经济体很快就会超过美国，21世纪完全可能成为中国世纪。面对中国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人们提出了互相矛盾的各种建议，从怀念一律公有化、计划经济、吃大锅饭、凭票供应的“平等”，到力主全盘私有化、不受限制的自由竞争，以及人人在市场交易契约关系中的平等；从倡导新权威主义，到倡导与之截然对立的新自由主义；从确保人们成为“经济人”、实现利益最大化，到努力保障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法律至上的“公平”与“正义”，到道德至上的“正义”与“公平”……这些主张彼此牴牾，却都振振有词。
近代以来，中国人一直有个基本心态，就是胡适所说的“万事不如人”，对自己的文明不再充满自信。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抗击八国联军战争的失败，一次次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令毫无心理准备的中国人陷入了迷茫。很多人开始怀疑和批判先前所做的一切，试图全方位地找出差错、改弦更张。所以，从鸦片战争一直到1919年，我们基本上是以学习西方为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仁人志士逐渐意识到，别国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代替不了自己的独立探索，对于中国、中华文明这样一个巨型国家、巨型文明来说，尤其如此。比如说，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要搞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的那一套制度，一旦进入到实践当中，总会出现问题。梁启超1919年到欧洲，首先反省的就是西方的个人本位，要知道，那恰恰是20年前他最热心宣传的思想。他发现，个人本位、利益最大化、物竞天择这些理念，与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的各种矛盾积累、甚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有密切的联系，于是他开始对西方价值观进行重新评价。实际上当时中国很多人都在反思，包括孙中山、章太炎、严复，等等。
十月革命成功后，一些希望中国尽快摆脱落后面貌的仁人志士觉得苏联的经验值得借鉴，转而学习苏联。我们一度把苏联那一套模式，特别是它的一些制度化的东西，当做我们的核心价值。苏联模式在一定时间内确实起过作用，比如迅速推动工业化。那个时候苏联模式对我们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1949年以后，我们更是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文革”结束以后进行了拨乱反正，但其实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到底要什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回过来谈论民主、科学等，也是希望补救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病。然而，当我们进一步了解西方之后才发现，西方的情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理想主义化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本身的观念、理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后现代的一些学者，他们对西方近代以来一系列核心价值的批判比我们要厉害得多。他们的反思是相当深刻的，有很多甚至完全突破了原有的框架。

二、中国历世历代所走过的道路，始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能脱离我们文明的根柢

现在，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中国历世历代所走过的道路，始终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能脱离我们文明的根柢。我把这个文明根柢归纳成三点：首先，是中国传统的“政治大一统论”的国家治理体制；其次，是“家国共同体论”；第三，是中国人“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笔者曾写《民族复兴的核心价值》这本书，此书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文明论”的一些启发。其实我在大学时代就接触到汤因比，但那时印象不深。1986年，我在日本看到了汤因比著作《历史研究》的日文版，共有23卷，读后深受震撼。
汤因比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以文明为单位来研究世界历史，可能比以国家或地区为单位更能抓住本质性的东西。在汤因比看来，各种文明尽管出现时间有先有后，但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这就是所谓历时性与共时性同在的问题。汤因比重点研究了各种文明由分裂到成为统一国家的问题，这让我很受启发。以汤因比的理论，在人类历史上，国家的统一基本都是比较短暂的，你看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古希腊、奥斯曼帝国……无一例外；但中国就不一样，两千多年来，她长久保持着政治和文化的统一，这是非常特殊的。我这本书的第一部分为什么要先讲《百年来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再造》？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中国文明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下来？这是因为，她的经济根基与社会结构根基是息息相关的。过去我们一直诟病这种“家国同构”的模式，但实际上，她使得国家与社会、与每一个个体都形成了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传统家国共同体固然需要根本性的变革，但它合理的内核不容否定，在现代社会动员、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稳定中，它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所以我在这本书中专门用一个部分阐述“家国共同体的传承与转型”。
汤因比给我的另一个启发是，他在研究了所有人类文明后发现，每一个文明基本上都有统一的教会、统一的宗教，但是中国却没有。中国的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法家也好，其实都是讲现世的。那么中国人讲什么呢？讲责任，讲个人对家庭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讲丈夫对妻子的责任、父母对子女的责任，等等。这是非常不同的，我们没有统一的宗教。所以，我认为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构成了我们民族在历史上能克服磨难的强大精神力量。
可以说，我对这个“文明根柢”的归纳，就是从汤因比对文明基本架构的理念中提炼出来的。
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要有一个大的视野，要有大的责任担当。中国今日之所以崛起，中华民族之所以复兴，绝非偶然，它有着极为深厚、极其稳固的文明根柢作坚实的基础。
“文明根柢”是我们华夏子孙共同的精神基因。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屈指可数且绵延不断的巨型文明，从来就有着自己独特的坚守，因此总能一次次在极其严重的威胁和极为剧烈的冲突中重新崛起。同时，它又具有天下为公、有容乃大的世界视野，勇于吸收世界其他各种文明的精华来滋养自己、充实自己，并致力于构建和维护一种协和万邦、天下文明的新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