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平装

    引入民国文学观念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的开山之作。

    西南联大“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旷达胸襟与精神气度，为西南联大文学提供了丰腴的土壤与温润的氛围，使得西南联大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基地。     
    在民国文学研究勃兴之势下，作者独辟蹊径，采用典型研究法，试图把西南联大做成民国文学研究的范例，这无论是对于考察对象本身，还是对于整个民国文学史的建构，均有独到的贡献。

                                              序
   初识李光荣先生，是二十年前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作时，光荣在文学研究所樊骏先生门下做访问学者。我们都是性格内向的人，当时又都忙于各自的事情，交流不算多，但光荣执着的学术追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都参加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的工作，交流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每逢见面，光荣必谈学术。记得大概是2004 年徐州理事会期间，光荣说起自己想做西南联大文学研究，樊骏先生与钱理群先生都支持他做这一选题。西南联大集中了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冯至、沈从文等一批学者、作家，也培养出穆旦、杜运燮、郑敏、林蒲、王佐良、何达、袁可嘉、汪曾祺等一代年轻作家，西南联大文学是抗战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确有研究价值，并且光荣作为云南人，又曾在西南联大分校、本部的驻地蒙自、昆明学习、工作过多年，对西南联大的风土人情背景十分熟稔，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我也对他的西南联大文学研究满怀着期待。光荣肯下苦功，又有独辟蹊径的眼光与勇气，因而在学术探索中总能有所发现。有一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提交的论文近百篇，当我要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选编年会论文专辑时，毫不犹豫地选中了光荣的《彝族歌舞与闻一多〈悬解〉的诞生》，因为这篇论文提供了现代文学界未曾注意的新材料，分析中肯而有说服力。光荣在发掘材料方面下了极大的工夫，除了翻阅原始报刊、钩稽多种文献之外，还访问联大师生及其亲友，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第一手材料。他掌握的作品数量，可以辑成一套西南联大文学丛书，只是由于经费的缘故，才先出版了一部入选“中国文库”的《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年版）。2011年12 月，李光荣与宣淑君合著的《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由中华书局出版，可以说没有辜负樊骏先生与钱理群先生的厚望，自然而然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掌握了那么多的西南联大文学资料，以光荣的性格，他必定会继续探究下去。我得以先睹为快的这部书稿——《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即是新成果之一。这部著作之新不仅在于使用了不少新材料，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引入了民国文学观念，以此来考察西南联大文学，这无论是对于考察对象本身，还是对于整个民国文学史的建构，均有独到的贡献。
   光荣是较早提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学者之一。说来惭愧，自2000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学术会议，我大半在学术组负责会议发言的安排，吉林大学张福贵教授与西南民族大学李光荣教授先后报过关于中华民国文学史的发言题目，我当时担心政治上有风险，没有将其列入大会发言。直到2005 年我在考察鲁迅对20 世纪30 年代文学思潮的评价问题与正面战场文学问题时意识到了民国史视角的必要性，才觉察出自己以前担心与回避民国文学观念的幼稚，为此不禁汗颜。现代文学在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其起伏跌宕的历史脉络、多元交织的整体格局、复杂深邃的社会文化内涵与五色缤纷的文体风格，都打上了深刻的民国烙印。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谈民国文学呢？现代文学气象万千，可以从不同视角予以考察，民国文学固然不是唯一的视角，但至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效视角。
   几年来，光荣就民国文学问题发表过系列论文，如《论民国文学研究与当下史料工作问题》、《论中国现代文学概念的游移与中华民国史的缺位》等。最初从中国文学史断代史命名的通例来谈民国文学史命名的合理性，继而涉及民国文学的背景还原与意义追寻。这部《民国文学观念：西南联大文学例论》便已进入到背景与意义的层面。如在考察“西南联大文学的生成环境”时，就指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与云南地方当局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与科学规划，否则不可能有西南联大在昆明等地的立足与发展；“西南联大文学的学生团队”与“西南联大的民国文学宿将”两章揭示出西南联大尽管隶属于教育部的管辖，但办学仍有不小的独立空间，“党义课”实际上被置于搁浅的境地，教授会行使着民主的权利，训导处对学生的管理主要是审发贷金与补助，办理社团与壁报登记，对学生并无严苛的压制，更无残酷的打击，反倒是学生与政府发生矛盾之后，学校想方设法保护学生。所以，西南联大才有那么多的文学社团，社团所办报纸杂志与壁报才有多种色彩与多样风格。西南联大之所以能够坚持民主、自由精神，保持独立的个性，即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碑碑文》中所说“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三松堂全集》第14 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 页），从而给西南联大文学百花盛开提供丰腴的土壤与温润的氛围，正是孙中山创建民国时奠定的民国机制在起作用。
   有的批评者把“民国机制”说成是学者的想象，其实不然，“民国机制”只是民国制度及其功能的一种表述。民国不是铁板一块，有独裁与民主的冲突、党部与政府的罅隙、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此地与彼地的差异。龙云执政云南时，不仅大力支持教育事业，而且尽量保护有左翼色彩的学生，使得国民党特务欲抓捕学生而难以得逞，这种地方与中央的对峙与抗衡，在皇帝一统天下的封建社会是难以想象的，只有到了民国才有可能。西南联大文学不仅有现代主义，也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而这样的特征也是民国文化自由性、包容性的表征。民国历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了变数，政府数度更迭，政策起伏多变，道路曲折坎坷，抗战胜利之后，反内战的学生惨遭杀害，则是民国机制蜕变甚至日渐消泯的征候。
   民国时期的文学，只有还原到民国的历史时空中去考察，才能够理清其来龙去脉，才能读出其内含的民国意义与韵味。光荣的这部专著便是一个很有力的实证。抗战时期民国背景下在“彩云之南”孕育养成的西南联大文学，姹紫嫣红，魅力迷人，自然不是一两部专著能够说尽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光荣才称此书为“例论”。西南民族大学成立了民国文学研究中心，我相信，主持这一中心工作的李光荣教授，一定会在西南联大文学研究乃至民国文学史的建构中做出新的成绩。
   按说作序应该请学术前辈，而我只是比光荣年长几岁，难当此任。但我与光荣相交既久，且同代人的学术探索多有相通之处，所以也就不揣冒昧，勉为其难了。好在书卷打开，读者自然会有收获，无须在意我在前面说对说错。
                                                                               张中良
                                                                   2013 年12 月9 日于上海交通大学

    李光荣，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全国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30 余年，以西南联大为主研方向，兼及民国历史、文化和教育研究，是“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倡者之一。发表学术论文100 余篇，出版《季节燃起的花朵——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等专著4 部，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

    西南联大文学是民国文学的一个典型。本书引入了民国文学观念，通过分析联大文学创作背景、审视学生社团、阐述影响较大的文学宿将、剖析反战文学，来考察西南联大文学的生成土壤，以及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源，从而透过西南联大文学，在背景与意义的层面深入研究民国文学，这对于民国文学观念下的现代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这部著作之新不仅在于使用了不少新材料，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引入了民国文学观念，以此来考察西南联大文学，这无论对于考察对象本身，还是对于整个民国文学史的建构，均有独到的贡献。
                                                                         —— 张中良

1 前 言 民国意识与西南联大研究新视角
　
16 第一章 西南联大文学的生成环境　
17 第一节 战时社会环境　
44 第二节 学校教育空间　
58 第三节 “五四”精神源流　
73 第四节 新文学传统　
90 第五节 外国文学气息　
108 第六节 地方文化氛围
　
127 第二章 西南联大文学的学生团队　
129 第一节 西南联大学生社团的管理　
141 第二节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组织　
156 第三节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活动　
177 第四节 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特点　
207 第三章 西南联大的民国文学宿将　
209 第一节 朱自清在云南的文学活动　
244 第二节 闻一多在云南的文学活动　
281 第三节 沈从文在云南的文学活动
　
311 第四章 西南联大学生的反战文学　
313 第一节 西迁路上的硕果　
324 第二节 穆旦的抗日战争　
348 第三节 杨明的兵役批判　
358 第四节 战争的人性反思　
389 第五节 阻止内战的努力　
398 第六节 抗议暴行的呐喊
　
406 参考文献
　
413 跋

    西南联大是一所大学，但它绝不是孤立于围墙内的学校。

    以时代背景来说，它存在于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期，因日军全面进攻我国东部地区，民国政府实行战略撤退，因此有了长沙临时大学暨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后立即北返有困难，西南联大才继续留在昆明；因留在昆明，才有“一二•一”运动，直至最后的匆促结束。

    以隶属关系而论，它是民国政府创办的学校，它的顶头上司是民国政府教育部，它的经费由教育部划拨（非全部），它得执行教育部的指令，它的办学规模由教育部控制，它的大政要报告教育部批准或备案。

    以社会关系而论，西南联大的成功举办与湖南省政府、云南省政府及蒙自县政府、叙永县政府的支持分不开，与长沙、昆明、蒙自、叙永等地各界人士的热情、宽容和接纳分不开。西南联大还与民国社会各阶层以及世界各国文化人士保持着各种联系。

    以教育思想而论，西南联大固然延续了北大、清华、南开的传统，比如，强调基础教育和文理渗透，主张通才教育，肯定大师的影响意义，注重导师的作用和课外活动，坚持与世界教育接轨等，但民国教育部“战时如平时”和“抗战建国”并重的教育思想对西南联大办学也是产生了重大作用的。

    以文化关联而论，西南联大的重要职责是传承中国文化的薪火，而当时中国文化的主干是传统文化；而组成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是在“五四”新文化烈火中涅槃过的，因此西南联大的新文化力量较为强大；而学校的教授绝大多数出国留过学，他们带来了世界最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这就在西南联大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外国文化三种文化互相碰撞与融合的局面，其结果是推进了西南联大的发展。此外，云南地方文化也为西南联大提供了文化资源。

    以上关系构成了西南联大生存与办学的合力，西南联大正是在这种合力的作用下存在、发展并最终完成使命的。研究西南联大必须注意以上关系及其所形成的合力的作用，方能做到准确与深刻。而以上关系及合力是在民国的特定历史情境中出现的，所以研究西南联大要注意“民国情境”，具备民国意识，开启民国视角，使用民国方法。

    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同样是在民国框架内进行的。民国的政治制度、文化体制、社团组织、经济形态、出版印刷、书报发行、战争形势、社会状况、人口密度、文化程度、娱闲方式等都对文学的创作、传播以及艺术质量产生了影响。西南联大作家居于昆明，不同于重庆与其他城市的大学或作家的创作，他们虽然拥有更多的自由，但匮乏作品发表的报刊和出版的机构，又兼学生作家的经济条件限制，因此壁报办得热火朝天。在昆明，西南联大师生散居于民间，成为民众之中的普通一员，因而获得了真正的人民性，刘北汜、林元、汪曾祺、辛代等人的作品便是极具民众意识的。这不同于作家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所进行的创作。那么多作家（几乎是全部）融入社会生活，作为底层人民的一员，恐怕只有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能够做得那么彻底。云南地方文化和少数民族文艺对西南联大文学创作的影响亦不可忽视。民间生活使作家们广泛接触并吸收了民间文化，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冯至、汪曾祺、刘北汜、郑敏等作家的作品中就渗透着云南民间文化色彩。由于对彝族歌舞的欣赏，西南联大破天荒地组织了一次少数民族民间原生态歌舞的演出，演出催生出闻一多的歌舞剧本《〈九歌〉古歌舞剧悬解》。西南联大文学由于继承了古今文化，联通了中外文化，吸收了民间文化，因此多有创新和独特性。

    在西南联大文学中，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亮点，它直接联通于欧美现代派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现实主义则表现出深化的特性，它们对于现实生活的描写获得了更大的广度和深度，由于在表现中吸收了其他方法的一些长处，西南联大的现实主义风格显得不那么传统和纯粹，但更灵活和自由，也更深刻；浪漫主义则是西南联大的另一特色，郁达夫停止创作之后，浪漫主义鲜有力作，而在西南联大则得到了新的发展，早期的穆旦、赵瑞蕻，后期的闻山、秦泥即创作了优秀的浪漫主义诗歌。由于“九叶派”的关系，学界对西南联大的现代主义文学给予了较大的关注，成绩可喜，但对其他主义文学的研究则跟不上，让人感到西南联大文学就是现代主义文学，就是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和心灵痛苦的文学，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觉。

    抗战是民国当时最大的政治，也是西南联大命运的决定条件，同时是西南联大文学的核心内容。战争对西南联大文学创作，不是一般论者所说的文学背景，而是内容的主要部分。西南联大的早期，沈从文和林蒲对于湘西社会面貌的描写就是对抗战因素的寻找，而林蒲、刘兆吉、辛代、祖文、向长清等则直接描写了战斗；中后期，青年教师和学生有的去“飞虎队”当翻译，有的参加远征军出国抗日，他们创作了更多的作品直接描写抗日战争，有的老师则沉入了人生价值、生死观的思考，作品表现为哲理性，冯至、沈从文是其代表；后期还表现为反内战的斗争，王松声对于国军镇压人民群众的揭露，郭良夫、何达等对于“一二•一”运动的反映皆属此类。我们要注意的是，同是描写战争，西南联大不同于其他地方的作家，独具自己的个性和云南生活的色彩，我把这种特点称为“云南味”。

    如此等等，共同构成了西南联大文学的基本内容，决定了西南联大文学的基本面貌，形成了西南联大文学的基本特征。如果割断了古代文化、外国文化和“五四”新文化的关联，孤立地言说西南联大，所论未必是“西南联大文学”；如果忽视了云南社会文化的特点，品不出“云南味”，所论便不是“西南联大文学”；如果离开了民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离开了抗日战争和战后历史，所论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是“西南联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