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涤非说乐府（外一种：读诗三札记） 精装碎金文丛

著名古典文学家萧涤非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说乐府名篇集萃。

萧涤非先生以一生成就乐府研究，用每一篇论文印证其师黄节先生的评价“知变迁，有史识；知体制，有文学；知事实，有辨别；知大义，有慨叹”。


 

萧涤非（1906－1991），江西临川人，现代著名文学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曾在山东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高校任教。长期从事乐府文学、杜甫诗歌、中国文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著有《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杜甫研究》《乐府诗词论薮》等。

萧涤非先生是20世纪乐府文学研究大家。他深谙民间文学是文学史之源，文学史的主体是文学，故将民间乐府与文人乐府双线并叙，探源得要；更以乐府体裁样式之变化为纲，以作品、作家为目，进行网状推求。本书收录他说乐府的代表作，以大观小，以小见大，内外取证，感会诗心。《读诗三札记》为萧涤非1929年听黄节先生授课所作札记，分讲曹植、阮籍、谢灵运三家诗，详解诗学技法，细致而精微。两书合编，以彰显萧涤非治学方法的师承与发展。

萧涤非说乐府
乐府之界说与分类
论五言出于西汉民间乐府不始班固
论汉乐府之声调
两汉民间乐府
东汉文人乐府
魏乐府概论
论南朝新声乐府发达之原因
南朝前期之民间乐府——晋宋齐
南朝后期之文人乐府——梁陈
汉乐府大作家鲍照
论木兰诗
关于“乐府”
《东门行》并不存在“校勘”问题——答王季思先生
关于《孔雀东南飞》的一个疑难问题的管见
评《羽林郎》解说中的错误
《胡笳十八拍》是董庭兰作的吗？
再谈《胡笳十八拍》
乐府的诙谐性
乐府填词与韦昭
说汉乐府《孤儿行》
即事名篇
从杜甫、白居易、元稹诗看《木兰诗》的时代
谈杜甫“三吏”中的《石壕吏》
谈杜甫“三别”中的《新婚别》
谈杜甫的《垂老别》
附录 萧涤非先生的乐府研究（林继中）
读诗三札记
前记
读曹子建诗札记
读阮嗣宗诗札记
读谢康乐诗札记

乐府的诙谐性

乐府是一种受过音乐洗礼的诗歌。这里所谓乐府，是指的两汉的民间作品。所谓诙谐性，是指的在这种民间作品里面包含的滑稽趣味。这种诙谐，有时简直可以说是一种信口开河，不近人情，不符合事理的荒唐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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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所说的这些话，都各有他的见地和真实性。当然，其中也有不专以民间作品为比较的对象的。不过我以为乐府和一般古诗最大的也是最微妙的不同之处，还不在上述几点，而在它的诙谐性。这是乐府所独有而古诗所绝无的。现在且略举例说明：譬如天上的光景如何？神仙的状貌怎样？这在古诗里是找不到答案的，而乐府的作者却很诙谐而亲切地告诉我们说：“仙人骑白鹿，发短耳何长。”（《长歌行》）一如亲见其人。“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凰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陇西行》）一如躬历其地。“天上”四句，亦见《步出夏门行》，全首是：“邪径过空庐，好人常独居。卒得神仙道，上与天相扶。过谒王父母，乃在太山隅。离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揽辔为我御，将吾天上游。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伏趺。”陈祚明评云：“东父西母，乃在太山，荒唐可笑。天何可里计？乃言四五里，见极近。最荒唐语写若最真确，故佳。”这种荒唐可笑的趣味便正是古诗所缺少的。
又譬如死者不可复生，原是不易的道理，所以古诗十九首说：“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认定死人便是死人，但在乐府里，死人便不难在作者诙谐的一支笔下超生复活。例如铙歌《战城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居然腐肉而作人语了。以极诙谐的笔调写极沉痛的情绪，故弥觉感人。汉以后，《战城南》拟作甚多，但都不及这篇。原因恐怕就是由于缺乏这种诙谐性，所以都太平实，和古诗无异。在乐府里，不但死者可以复活，枯鱼也能作书。如《枯鱼过河泣》那首：“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相教慎出入。”虽云涉想之奇，盖亦诙谐之至。桃李无言，花不解语，这也是常理，但在汉乐府中便都有了生命。如《鸡鸣》：“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傍。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以无情的桃李，讥相忘的兄弟，故钟伯敬云：“说得桃李有意气，有恩情，一‘代’字尤可笑。”又如宋子侯的《董娇娆》“洛阳城东路，桃李生路傍”一首，篇中人言花语，迭相问答，虽然也可以说是一种寓言，但其中正含着浓厚的诙谐气息，为古诗所没有的。《词径》谓“牛鬼蛇神，诗中不忌，词则大忌”。严格地说，牛鬼蛇神，诗中仍然是忌的，只有乐府，才真是百无禁忌，无奇不有。
说到天上如何？神仙怎样？本来死无对证，落得信口开河。死人复活，枯鱼作书，虽事所必无，而言之成理。最奇特的是有时在人事的描写方面也常常流露出这种诙谐、荒唐。往往与事实的真相不符。汉乐府有名的一篇《陌上桑》便是一个好例，这篇前半借旁观者忘形来反衬秦罗敷的漂亮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着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这在描写女性美的诗歌史上诚然可以说是极其别致，但也是非常诙谐的，令读者忍俊不禁。不过这诙谐还是事理之所有的。至于下文叙述罗敷对那位太守夸说她的未婚夫：“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这却难以令人置信了。罗敷的未婚夫是否真如所云，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步步高升，我们且不深究。根据上文，我们知道罗敷还是一位“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的女郎，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这样一个漂亮年轻的罗敷却要嫁一个很可以作她父亲的四十以上的男子？像这样委曲求全还能说是“秦氏有好女”吗？我们要问为什么一位四十以上堂堂二千石，却还是形单影只地等着讨一个还未及嫁龄的罗敷？……很显然的，这叙述是子虚乌有，是信口开河，是不近人情，不合事理。但从诙谐一点看，却仍然是成功的文字。因为作者必须如此夸诞，才能使罗敷扬眉吐气，压倒对方。罗敷越说越高，自然那“五马立踟蹰”的太守越听越扫兴，更用不着义正辞严的拒绝了。如果我们认为句句实在，那真成“痴人前说不得梦”。
类似《陌上桑》的还有辛延年的《羽林郎》，那是叙述一个豪家的奴才调戏当垆卖酒的胡姬的。作者似乎忘记了胡姬的身份，原是卖酒的女子，所以写胡姬的服饰时，未免过分夸张，说什么“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把世上最宝贵的珠玉，一股脑儿望一个卖酒的女子头上堆去，比杜甫《丽人行》里的虢国夫人还要富丽，这自然也是不合事实。但如以诙谐的眼光观之，则此种描写，转觉荒诞有趣，并不足为病。作者不过借此极力鼓吹一下胡姬的美丽而已。我们不能看死！
为什么乐府很多这种诙谐的地方而古诗却没有呢？这是由于两方作者的不同。即以古诗十九首而论，虽也是一些无名氏的作品，但我们从“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一类句子来看，不难推定它的作者是一些学士大夫，所以对于《诗经》《楚辞》都很精熟。他们写作的态度是严肃的、郑重的。凡是荒诞不经、违离事理的话，他们是不肯也不敢说的。至于乐府，原是当时民间歌谣，所谓“赵代秦楚之讴”，作者虽没有渊博的学问，但有的是热情，有的是直觉，有的是天真和大胆。他们用不着依经傍史，他们尽可以信口开河。所以古诗十九首告诉我们：“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原是正理。而乐府却对我们说：“主人服此药，身体日康强。发白复更黑，延年寿命长。”（《长歌行》）“采取神药若木端，……服此药可得神仙。”（《董逃行》）“仙人王乔，奉药一丸。”（《善哉行》）俨如世间真有神药，服食真可成仙，前举《步出夏门行》，也是一例。又如十九首里的“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两句，也是很正常的，但在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却幻变为“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四句了。是古诗抄袭乐府，还是乐府改用古诗，或者各不相关，我们都不必究诘，是一书札好，还是双鲤好，我们也不必轩轾。至少，在两相对照之下，我们觉得它们的面目确有不同。这不同，便是诙谐性的有无。而其所以不同，则由于作者的各异，一是文人，一出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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