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末开启的西学东渐进程中,西学基本以高度整体性的形象出现。对来华西方人而言,尽管西学包含许多学科,但诸多学问具有很强的统一性。由此,他们可以使用“天学”这一概念来综合哲学、神学、文学、科学等内容。与之相比,中学的统一性相对较弱。在明末时,他们所面对的中学,除儒家传统外,还有已融入中国传统的佛学、本土发展起来的道教以及大小不一的各种民间传统。为使基督宗教能够在中国传播,来华西方人面对多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得不做出选择。罗明坚、利玛窦等进入广东时,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还不多,选择穿上僧衣来建立他们的身份。此后,随着利玛窦对中国的理解逐步加深,利玛窦决定采用补儒的调适策略,试图与儒家建立盟约关系,排斥佛道,为“天学”在中国的传播打开空间。如此一来,西学传播的对象主要落在士大夫层面,这决定了西学东渐三百年的大趋势。即使如此,西学仍然一直面对着中国社会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也就是说,除儒家传统外,来华西方人还须直面佛家、道教和民间传统。尽管他们和儒家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遇可能比较被动,但他们逐渐意识到它们无法被忽略。实际上,佛道在中国本土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民间层面非常活跃。而早期的西学传播主体为在华传教士,所持的基督宗教立场是一神信仰,具有严格的排他性,尽管他们早期主要走上层路线,但也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佛道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因此,西方文化与佛道的对话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但目前对此的研究还甚为不足,往往被忽略,或者简单化处理。有鉴于此,中山大学哲学系、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西学东渐文献馆此前联合举办了多个以佛道与西方文化对话的工作坊,回顾从晚明到二十一世纪西学与中国各个传统之间的互动,以图挖掘三者的对话,呈现更为立体的西学东渐图景,并反思不同传统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本辑收录的11篇相关研究,试图着眼于从语言、翻译、哲学、历史等方面来研究佛道与西方文化的对话,时间上主要集中于明末至二十一世纪。
张晓林在《景净译撰作品中汉语神名的特点》中考证景教经典中的译名,论证了景教受到佛道思想的影响。尽管景教没有流传至今,但是景净的译名选择打开了一条反思宗教文化对话的新道路。
袁明俊在《佛教因明学视角下的晚明“佛耶之辩”》中处理了神创论问题,将黄檗宗禅师费隐通容对利玛窦神创论的反驳置于晚明因明学的背景之下来研究其意义。
肖清和在《“一道各表”:明末清初天主教与佛教有关道论的对话》中深入地分析晚明清初的传教士、中国基督徒以及中国反基督教者三个不同的群体关于“道”的论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
梅谦立、王琦在《明清耶稣会的“补儒绝佛”——以<丙寅会课>(1686年)中的“持斋”“戒杀放生”问题为例》中,较详尽地分析南京天主教学校青年所写的作业,指出这些作业意在批判佛教和民间信仰的持斋与戒杀放生。在附录部分,整理了三份文献资料,包括《正月会课:辩持斋十六条》《三月会课》《李之藻与放生会的冲突》,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闵心蕙在《“福音”的异质想象——明清基督教的中西冲突与本土化困境》中通过梳理地方文献,观察晚明以来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之间因“求福”引发的各式教案和中西冲突,认为清以降帝国内部的宗教秩序和底层社会的宗教实践,是描摹基督教本土化过程中内在紧张感的重要维度。
杨小婷在《晚明许大受行实考》中,通过挖掘新史料,考定了许大受的生卒与仕宦,极大丰富了许大受的人物生平与形象,加深学术界对这位佛耶对话的重要人物的认识。
梅谦立在《晚明的佛耶相遇:1643—1644年成都冲突之新见》中使用大量中外文献,较详尽地分析了1643—1644年期间在四川成都发生的佛耶冲突,并讨论了此次教案与密云圆悟的关联。
王喜亮在《试析清初来华方济各会的“文化适应”——以广州刻本<成人要集>为例》中重新评估了方济各会的宗教政策,提出该会放弃了早期单一的“下层路线”,转而采取适应中国文化的灵活策略。
吴青在《辟佛道 资国政:清初天主教徒张星曜<历代通鉴纪事本末补后编>诀微》中探讨了中国天主教徒张星曜如何系统地批评佛道思想,并且严格把佛道与儒家区分开来,试图重构儒耶的联盟。
李媛、姚达兑在《宗教寓言的东方回音:李提摩太英译<西游记>及其潜文本》中研究了李提摩太以《天路历程》为潜文本,对《西游记》的创意性翻译。李提摩太所坚持的“佛耶同源”理念,促使他从基督宗教的拯救观肯定了《西游记》的巨大意义。
李宜静在《跨信仰视域中的女性主义对话》中讨论了女性主义在不同宗教信仰中的对话情况,为今后跨文化对话的发展方向提供启示。
此外,本辑《西学东渐研究》延续以往的传统,继续整理西学东渐的新文献资料。附录为张颐的《六十自述(上)》。张颐对黑格尔哲学研究造诣极深,但回国任教后很少发表相关论文。透过其自述,有助于理解近代西方哲学研究者对待西方哲学的心路历程。
本辑《西学东渐研究》的出版,得到了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以及中山大学重点发展项目的资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