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研究 第十三辑：岭南与中外文化交流 西学东渐研究

展现岭南地区东渐和中学西传的进程与演变，探讨中外文化互动对双方文化进程的不同影响。

1. 明清以降，岭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汇聚了天主教的各方修会以及新教传教士，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的集中地。因此，岭南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相关研究依然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而本书便是对此一主题的深入而广泛的探讨。
2.本书所收文章，都是写岭南与中外文化交流，但关注重点不一，既有对“人格”概念进行现象学考察这种理论性较强的主题，也有能够增进历史了解的主题，如西方笔算如何传入中国，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
3.除收录当代优秀学者们的相关学术论文外，本书还收录了珍贵的历史资料——波兰耶稣会士杜宁·斯波特《中国历史汇编》中的《神父流放于广州期间的事迹》和法国耶稣会士郭中传的四则书信，并且由梅谦立教授加了前言和注释。


 

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在广东省政协、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于2006年12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是国内首个“西学东渐文献馆”。文献馆一方面旨在对近代以来广东积累的西方思想文化资源及其与中国文化交融的初步成果进行充分利用和深入发掘，同时以西学东渐过程的系统理论研究为总体方向，统合和规整现有的中山大学各个学科的研究力量。通过对西学东渐方面文献资料的系统收集，力图在若干年内首先构建一个西方哲学理论东渐的专门研究乃至西学东渐的一般研究的文献中心，而后经过长期的发展，努力形成中山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特色理论研究方向，构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聚合点。另一方面，致力于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研究活动提供一个研究、交流、合作的场所。文献馆自成立以来，设立专门网站“中山大学西学东渐网”（原名为“中国西学东渐网”），大力购置各类文献资料，每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出版一份《西学东渐研究》刊物。

本书以“岭南与中外文化交流”为主题，收录了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团队及学术委员会的相关论文16篇。岭南是我国南方五岭以南地区的概称，大体包含广东、广西、海南、香港和澳门等地。明清以降，岭南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汇聚了天主教的各方修会以及新教传教士，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早接受和传播西方文化的集中地。本书试图分别从哲学、宗教、历史、逻辑和文学五个层面组织文稿，以期展现中外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互动交流。
本辑所收录的论文，不乏富有深度的讨论（如梅谦立、张任之、曾昭式、柯修文等），角度新颖的考察（如吴义雄、马永康、姚达兑、潘大为等），罕见文献资料的分析（如梅欧金、周伟驰等），详实具体的个案研究（如李兰芬、张清江、梅谦立、朱一文等），等等。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岭南地区的中外文化交流面貌：来华传教士关于礼仪之争的不同立场，西方思想传统进入汉语世界对中国传统的影响以及本土化的演变进程，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礼仪的介绍和文学作品翻译对欧洲法语和英语世界的影响，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西学渊源等。

对“人格”概念的现象学再考察……张任之
罗明坚和利玛窦论人性善……江 璐
利安当反对耶稣会适应策略的思想演变……柯修文撰；孙赫译
圣人与圣徒：艾儒略的传奇和精神遗产……潘大为撰；徐宇翔译
帝国边境的闯入者：在广州和澳门的教廷传信部代办（罗马当家），1700—1823……梅欧金撰；代国庆译
对《大明会典》的两种冲突诠释——1668年闵明我与潘国光在广州就祭孔礼仪的争论……梅谦立撰；汪聂才译
西方笔算如何传入中国——对《同文算指》（1613）的分析……朱一文
康有为创办的北京《万国公报》各期内容及其来源……周伟驰
清末纪年之争中的世界惯例与民族立场……马永康
“中国逻辑”话语体系建设与逻辑史比较研究……曾昭式
晚清时期西方人体生理学在华传播与本土化……吴义雄
民国广州基督徒知识分子与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以钟荣光、张亦镜为例……李兰芬 张清江
数字人文与世界文学：重释“歌德与世界文学”一案……姚达兑
附录
波兰耶稣会士杜宁•斯波特《中国历史汇编》中的《神父流放于广州期间的事迹》……梅谦立前言及注；李媛译
法国耶稣会士郭中传书信四则……梅谦立前言及注；张思远译

梁启超的纪年主张前后在变：首先，开始兼用君主年号纪年，但很快就转向废弃。这一方面与其流亡后接受革命思潮相关，另一方面则与其追求民主立宪而反专制相关。其次，对孔子纪年从支持到犹豫再到坚决支持。其中原因复杂，如不满于康有为神化孔子等。尽管如此，有两个原则贯穿其中：第一，纪年应该划一，简单易记。这是从西方纪年得来的启示。他将这夸大为“公理”“公例”并与国家自立相连，认定中国需要主动迎合，并以此来抨击传统君主纪年，甚而主张废弃历代君主纪年。这不免草率、激进。尽管单一纪元的纪年有其理性优势，但并不具有“公理”“公例”的客观性，只能算作一种惯例，而且历代君主纪年是历史事实，有助于标识一个时代的统治特色，有其作用。第二，明确指出中国不宜采用西方纪年，希望确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新纪年方式。这实即关注纪年的民族象征问题。在纪年象征上，他自觉结合国史记述来思考，而且还带有较浓重的政治考虑。早前倾向尧舜纪年，理据之一是尧舜为公天下之祖；最后支持孔子纪年，理据之一是能激起爱国思想，凝聚民心。虽然康梁都关注纪年的民族象征问题，但康有为偏重于文化，而梁启超更偏重于政治，特别是其希望借助孔子纪年来激发爱国思想，已带有其后关注民族国家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