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第二辑） 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

立足区域、地方、乡邦文献，触摸和了解更加真实的中国历史和社会。

 

虞和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主任。浙江宁波人，1948年9月27日生。现任宁波大学包玉刚讲座教授，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院长。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和中国现代化问题，已在国内和香港、台湾及日本发表各种学术著作和论文350余万字。并多次赴日、韩、港、台进行学术交流和参加国际会议。迄今已出版著作9种、资料书5种、译著3种。发表论文50余篇，绝大多数发表于《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社会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等学术刊物或重大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有9篇发表于港、台、日、韩国的学术刊物或国际会议文集上。
陈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泰山学院特聘教授。

《区域社会与文化研究》第二辑，分四个栏目，第1个栏目“乡邦文献与区域中国”系列讲座，收录6篇文章，大都是当代区域社会研究或相关领域有代表性学者于2021年6月在泰山学院的讲座。第2个栏目专题研究收入7篇文章，包括《西汉齐鲁区域文化与泰山五岳之长的成因》《泰山名贤宋焘的东林渊源》《政治文化视野下“钦差”语词的源流与用法演变》《从曲阜孔庙碑刻看清代尊孔崇儒》《近代无锡机制面粉业的兴起》等。第3个栏目学术史与述评含4篇文章。第一篇讨论缪荃孙金石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其他3篇为书评。最后一个栏目学人访谈1篇，是对社科院历史所研究虞和平教授的访谈。

“乡邦文献与区域中国”系列讲座
虞和平 从古至今宁波城市发展的内外因素  
李伯重 建构地方历史：乡邦文献与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  
陈 锋 契约与税收：清代前期的税契与契税
范金民 制度与惯例：清代江南文书解读
郑振满 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解读
常建华 明清山西洪洞乡邦文献与地方社会研究三题  
专题研究
刘兴顺 西汉齐鲁区域文化与泰山五岳之长的成因  
阚琉声 泰山名贤宋焘的东林渊源
公维章 清代民国时期敦煌的民间葬俗
张艺维 政治文化视野下“钦差”语词的源流与用法演变  
宫新越 从曲阜孔庙碑刻看清代尊孔崇儒
陈少卿 近代无锡机制面粉业的兴起
亓民帅 泰山石刻文献中经济史料的整理与初步研究  
学术史与书评
刘兴亮 缪荃孙金石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 ——以川渝石刻研究为线索
李贞光 王士义 山东汉代碑刻研究的一部力作——读刘海宇著《山东汉代碑刻研究》
王庆帅 谁叩空山访壁经？ ——彭剑追寻《大清帝国宪法草案》之旅  
唐 论 重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的尝试——评李怀印著《现代中国的形成（—）》
学人访谈
学术创新之道——虞和平先生治学访谈录

微观史（micro-history）兴起在中国是一个比较晚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史学界研究的主流是一些宏大的历史进程、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潮流逐渐改变，特别到了最近 20 年，微观史兴起，做“小”课题研究蔚然成风，这甚至引起一些学者担心是否出现了“碎片化”。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呢？微观史的兴起，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是国际潮流。 20 世纪后期，西方历史学界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 特 别 是 1970 年代海登· 怀特（Hayden White） 等对整体史提出了挑战，主张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他们提出的一些批评，点明了现有史学的弊端。微观史在此背景下出现，微观史成为了史学的主流，而“‘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大框架、大过程、大比较 —变得愈发不受欢迎”a。微观史的代表作之一是意大利学者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写的《奶酪与蛆虫》，它的副标题是“一个 16 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作者不仅在技术上解决了小人物研究的史料问题，还通过呈现这个小人物对世界起源、《圣经》真实性、教会腐败、文化多元性等问题的针砭时弊，引导读者对精英史观、史学宏观化以及计量方法等一系列史学理论问题进行反思。过去的研究关注从古罗马的凯撒大帝、奥古斯都，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但丁等等大人物，谁会关心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16 世纪意大利小磨坊主的生活、事件、文化，以及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呢？出乎意料的是，该书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掀起了微观史研究的巨澜。

微观史兴起的原因很简单。道理很简单，因为历史不仅是由大人物创造的，也是由众多的小人物创造的。若我们只了解大人物，而不了解普通的老百姓，那么这样的历史就不是全面的历史。对普通人民的关怀，中国学者也感受到了。2004 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科大卫发表《告别华南研究》，文中讲到他的经历。在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是大学生的他到了香港罗湖和深圳交界的一个农村中去做采访，一个老婆婆讲了自己一生的故事，一边讲一边哭，科大卫他们一起去的同事都一边听一边哭。科大卫感到“有点愤怒”，“我们在学校念的历史捆绑在一个与实际生活没有关系的系统下，没办法把这些重要的经历放进去，老婆婆的故事是没有文字记载的，我们不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人知道，这是我感觉到口述历史重要的一个经验”。他从此就开始了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就是研究普通老百姓怎样生活，他们彼此间的关系怎么样，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社会结构。他的努力取得很大成就，为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从而演变成在中国史学界以及国际史学很有影响的华南学派。

为什么说微观史研究特别重要？我们可以“清代中国的识字率”问题为例，对此略加阐发。1970 年代，罗友枝（Evelyn Rawski）等学者做了关于 18—19 世纪中国识字率的估计，结论是“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 30% 到 45%，而女性只占 2% 到 10%”。这是对全中国识字率所做的估数，我在关于明清江南教育的文章中也引用过这个估数。但罗友枝等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做第一手研究，而是通过参考近代调查所得识字比例，侧重考察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书籍出版等问题，间接推断出来的清代识字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可靠的清代识字率的数字，是港英政府 1911 年在香港新界地区做的统计。1898 年 6 月 9 日，英国政府与清政府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从中国强行租借了广东省新安县境内由九龙界线以北，至深圳河以南土地，连同附近 233 个岛屿，为期 99 年。1911 年时新界基本上还是一个农村地区。根据港英政府做的这个统计，当时香港新界北区男子识字率是 42%—56%，南区是51%—60%。这里说的“识字”，其实只是认字，而并不是能写文章或读比较困难的书，与罗友枝说的“拥有某种读写能力”意思相近。由此而言，我们看到，罗友枝所得出的 18—19 世纪中国识字率，虽然低于清末香港新界地区，但很可能接近珠三角地区的识字率。
——李伯重：《建构地方历史：乡邦文献与明清江南区域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