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雪散记 精装光启文库

光明书榜2020年8月上榜好书

 

钩沉一代学问，烛照幽暗人生，宋史名家虞云国随笔出新

《立雪散记》是宋史专家虞云国的最新随笔集，篇目由作者自选，共分四辑。“程门立雪”追忆先师程应镠，“尚余春梦”、“流金藏札”两辑描摹与程应镠有往来的前辈学人，“学史留痕”回顾作者本人治宋史的学术生涯。本书将为读者带来一场学林往事的盛宴。


 

虞云国，上海师范大学1977级本科，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曾任上海市教委中国古代史重点学科带头人。著有《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敬畏历史》《细说宋朝》《从陈桥到厓山》《南渡君臣》《水浒寻宋》等。

本书收录作者记述前辈学者与回顾学史体悟的文章共40余篇，分四辑。第一辑“程门立雪”，记叙乃师程应镠的人格、学问、著述与经历；第二辑“尚余春梦”，评述其他已故或亲接謦欬的师长的治学与为人，包括早期宋史名家张家驹与诗人江辛眉等；第三辑“流金藏札”，从书信钩沉程应镠与吴晗、冯契、宋淇等大家的学术交往与真挚友谊；第四辑“学史留痕”，收入作者众多著述中有代表性的若干自序，以期对立雪程门的学史经历做一番回望。
本书以尊师重道为主旨，以史坛旧闻为内容，文字雅达，叙事生动，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史随笔。

自 序
第一辑 程门立雪
为现当代知识人作谱传的史学思考
作为历史教育家与历史学家的程应镠先生
治史三昧
流金的书与人
让逝去的巨人重新活现
《流金碑刻题跋钞存》小引
程应镠先生与他的《国学讲演录》
程门立雪记
第二辑 尚余春梦
不容青史尽成灰
李宗恩与胡适在协和医学院的交集
一部几乎被遗忘的拓荒之作
尚余春梦足清谈
顾颉刚与谭其骧笔下的张家驹
呕心剩有遗书在
书迹与诗词里的靳文翰
追记书迹与诗词里的靳文翰
流金师与李埏先生的学谊
校雠蒙拾阮堂诗
江辛眉先生的逸诗与遗著
第三辑流金藏札
“所幸大家都还挺得住”
“带了一个不太世故的头脑”
遗札所见杨廷福先生的晚年学术
流金藏札所见之陈志让先生
入梦音容有旧知
施蛰存遗札与《金石百咏》及其他
“回想燕园和东湖的日子”
流金师《我和冯契的关系》书后
第四辑学史留痕
《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增订本自序
《细说宋朝》自序
《宋光宗宋宁宗》前言
《从陈桥到厓山》自序
《水浒乱弹》代序
《两宋历史文化丛稿》自序
《学史帚稿》自序
《古今多少事》代序
《宫花寂寞红》代序
《敬畏历史》自序
《放言有忌》自序
《三声楼读记》代序

1946年暑假以后，丁则良复员北上，参加了战后教育部仅有一次的庚款留学考试，录取为唯一的史学留学生，与他同时考取的还有原联大外文系王佐良、数学系吴文俊、物理系朱光亚，化学系朱亚杰与艺术学院吴冠中等，都堪称相关学科的一时之选。次年，流金辗转沪上，执教上海师专与法政学院等高校，丁则良在这年夏秋之际远赴英伦留学。他致流金的两通来函都写在苏格兰皇后号上。
先来说第一封信。《丁则良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附《丁则良先生生平及著译简表》1947年载：“7月，从上海乘船赴英国，船行两个月左右才抵伦敦”。而现存其第一封来信明确说是“九月九日下午上船”，“十日上午十时开船”，再据其第二封信所说“预计十月六日可到利物浦”。则《简表》显然有误，不仅起碇之期不是9月而是7月，航程也非“两个月左右”，而仅一个月不到。
……
在介绍船上饮食读写后，丁则良对“同行的人似乎都比我有钱”虽生感慨，转而“觉得也可以安慰自己”，比起那些带足罐头、装满行头的纨绔子弟，他尽管赤手空拳，却对自己过人的才学自信满满：“我带了一个不太世故的头脑去，将来总要打出一个天下来。”这种率真与自信，却让他后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第二封信的信息量远比前信丰富。其一，这年6月签署了《蒙巴顿方案》，8月印巴正式分治，开启了迄今未靖的印巴纷争，丁则良在赴英海轮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完全为英人一手造成”。其二，在英国问题上，丁则良既揭露了英人在平等外衣下的种族观念，也点明了当时工党政府执政危机在于能否顺利完成战后恢复（艾德礼政府后来在这点上做得颇为成功），还充分肯定了英国在艰苦条件下实行配给制的做法，将其提到“社会主义之精神端在于公平享受”的高度。其三，丁则良最挂怀殷忧的还是中国问题，他比较中印两国而直抒己见，认为“中国人之国家观念似不及印人”，预卜“中国今日之问题不如印度之单纯”。
信末说到的熊秉明，是数学家熊庆来之子，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这年也考取公费，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后旅法不归，在雕塑、绘画与书法诸领域融通中西，成为大家。那个“小徐”，或即他们共同友人徐高阮。丁则良写此信那天是旧历八月十三， 故有“中秋已近，翘首云天，固不胜莼鲈之思”云云，也折射出他感情化的另一面。
作为公费留学生，丁则良在信里强调两点。一是在比较香港与联大学生的英文水准与思想程度后明确主张：内地“像样的大学，能使学生之英文达到能说能写之程度，则出国之后，获益将远较今日之留学生为多，而其成就亦非若干买办子弟所能企及”。二是在探讨中印两国前途时尤其强调：“在今日尚未大一统之际，国家仍有其意义，而非到外国，似不能深切体会国家地位关系之大”。
这种国家观，在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普遍，其产生既与近代中国历经外患内乱息息相关，也成为1949年新政权成立之初许多海外知识精英毅然归国报效的主要动因。这种家国情怀，同样深刻左右了丁则良。据《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留美前夕，丁则良曾对他说：“我们不要学林语堂，搞学问专以美国人为对象；我们应该学胡适之，搞学问要以自己中国人为对象。”他自己在考取公费留学后随即致函何炳棣，表示决意进伦敦大学斯拉夫研究所修习俄文，改治苏俄史。何炳棣鉴于好友在国史研究，尤其宋史领域已崭露头角，驰函劝他修英国史，“不宜以大量时间投入新的语文；如能从高深的英史研究中了解并达到史学较高的意境，将较俄史更有裨于长期国史的研究”。但丁则良坚持己见，不为所动。他之矢志转攻苏俄历史和现状，与上述家国观似也密切有关。据其弟丁则民回忆，当他同年也考取自费留学资格时，丁则良就统一规划了兄弟俩的治学方向。他赞同则民专攻美国史，以美国作为年轻国家而迅速发展，其历史值得“供我们振兴祖国的借鉴”；而自己则认为，“在当时两个对立阵营的世界中，苏联是一个阵营之首，在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因而需要研究她，特别是考虑到祖国的发展前途，就更需要研究它。”足见他不听挚友规劝，乃基于“祖国发展前途”的考虑，与他致翁子与流金信里强调“尚未大一统之际，国家仍有其意义”之间有着内在的契合。
惟其如此，赴英以后，他不遗余力强化新外语学习，仅用半年就顺利通过俄文考试，转入论文阶段。在英短短数年，他研究俄国历史与苏联现状都大有收获。1949年秋冬之际，丁则良致信何炳棣，激动表示，“英国费边式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无光无热，就要建国的中共有光有热”，决心放弃论文，迫不及待地准备回国报效。王永兴也忆及：“全国解放的消息传到伦敦，则良极度兴奋，他向导师提出辍学回国，为祖国效力。导师劝他再读一年，就可拿到学位，则良不能等，放弃学位，回到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