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惜与窃幸：鲁迅之死 平装

全景式、多视角呈现“鲁迅之死”。 


 

前 言
　
　　我写这本书，起先是为鲁迅死前四十四天所写的那篇题为《死》的文章中的“七条遗嘱”所吸引。这七条遗嘱写得简单而深刻，令人震撼。没有人这样写遗嘱，也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遗嘱。鲁迅到底是鲁迅，一生都是这么特立独行，当然他不是为了特立独行而特立独行。
　　可是细想，他的这份遗嘱的大体意思，在他的文章和行为中皆有体现。也就是说，他的这份遗嘱，本来就是他一贯的思想。于是，我就试着将这七条遗嘱一条一条地用他以往的言行加以解释和说明。另外，我们往往会把他的遗嘱当成他对中国社会、中国人所发表的一份“社会遗嘱”，而忽略了他的遗嘱其实只是写给亲属的一份“家事遗嘱”。而且这份遗嘱的性质有过两次变化：它本来就是鲁迅在病危的时候的真实想法，只是后来病情好转，而且他自以为他的身体没有什么问题了，就将它写进文章，这时这份遗嘱就不成为遗嘱了；再到后来，没料到他居然死了，这份遗嘱又变成他的遗嘱了。笔者对鲁迅的七条遗嘱这样解释，虽然不能说有多大的新意，但是总觉得也许没有人这样说过呢。
　　2022年11月25日，我应上海的闵行中学之邀请为学校的高中生做一个报告，觉得没什么新的内容可讲，便讲了“鲁迅的七条遗嘱”，不过，学生时间宝贵而且有限，只能粗略地讲一下。
　　2024年2月25日，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邀请我在“上海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做一个关于鲁迅的讲座，我还是讲了这个内容。这次时间较宽裕，可以讲得比较充分。组织方的老师说，他们的会员多在线上参与，现场人可能不多，但事实上，我看现场也都坐满了呢。有中老年，有青年男女，也有妇人带孩子来的，甚至还有个说是常带游学团到鲁迅墓、鲁迅纪念馆、鲁迅故居等景点参观的导游。
　　讲座之后，针对我所说的鲁迅向来漠视生命，然而当其临死之际表现出了很强的求生欲，有位先生和我交流，他说鲁迅以前就曾经说过他预料他活不久的话，那时候他就比较漠视生命了，并建议我有空将这段时期鲁迅对于其生命的态度研究一下。他说的鲁迅以前漠视生命的话，可能指的就是1926年11月28日，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豫料是活不久的。后来豫料并不确中，仍能生活下去，遂至弊病百出，十分无聊。”我对这段话印象也很深刻。
　　我觉得他的提醒是对的，既然说到鲁迅之死，把这个问题弄清，很有必要。也就是说，他以前怎么那么“想死”呢？这就是本书第一章所讨论的问题，即1925年他笔下屡次出现的“死亡想象”。我认为这与1923年、1924年周氏兄弟失和甚至大打出手，以及1925年鲁迅因参与“女师大风潮”被章士钊开除这两件事后的两次大病有关。我认为从“兄弟失和”给他造成的巨大的精神打击来解释《野草》中的《墓碣文》这篇文章的话，这篇向来就难以索解的文章应当能够得到比较合理而恰当的解释。
　　
　　接下来，就是梳理并还原1936年3月初和5月中旬鲁迅的两场病，到他1936年10月19日死亡，以及他死后的盛大葬礼。这种还原历史事件的事，我以前就做过，比如，我曾对1919年5月4日当天发生的事情做过较为详细的梳理。还原史实这样的事，看来与“学术”无关，因此一般人不愿意做，但我愿做，原因是“有趣”。
　　今天要呈现过去的事，这当然离不开当时报刊的报道，以及相关人士的回忆。对于鲁迅的死亡和葬礼，恐怕以《申报》的逐日报道最为详细，其他的报道多大同小异。《申报》的报道有以下四篇文章：①《我国文坛巨子鲁迅昨晨逝世，午在万国殡仪馆大殓，廿二日运万国公墓安葬》（《申报》1936年10月20日，9版）；②《五千余人昨日瞻仰鲁迅遗容，日俄两国均有电唁，今午入殓明午安葬》（《申报》1936年10月21日，9版）；③《鲁迅遗体昨午大殓，今午出殡万国公墓公葬》（《申报》1936年10月22日，14版）；④《鲁迅昨日安葬，执绋送殡者六千余人》（《申报》1936年10月23日，11版）。
　　老实说，通过这些文章也就大概可以了解鲁迅丧仪的全过程。事实上，后来我们关于鲁迅葬礼的回顾，多依赖这些报道。比如，鲁迅去世一周年（1937年）时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首篇文字就是《鲁迅先生逝世前后》，这篇文章对鲁迅的葬礼有一个整体的介绍，主要便取材于《申报》的这些报道。当时还是曹聚仁女友的邓珂云编写的《大众的殡葬》亦属同一性质。这篇文章收录在她编的《鲁迅手册》一书中，此书于1937年出版，只是“八一三”战起，“流行在外面的，不过二百余本”。1抗战胜利后，这本书于1948年得以重印。
　　到了2010年，上海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孔海珠老师的《鲁迅—最后的告别》（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书对鲁迅的葬礼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此书配有他的父亲孔另境当时拍摄的一些葬礼图片和历史图像，图文并茂。更有一些采访和考证，比如，孔老师对当时的十二名扶棺人做了准确的考证。当时，孔海珠老师还赠送了我一本书，我后来就这本书还在《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8月26日，7版）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回忆、图像与采访中的鲁迅葬礼》的文章，在《书城》（2011年第10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揪心的四日》的文章。
　　
　　我们固然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报道和回忆文章，不过，笔者认为，对今天的人们来说，这些材料中普遍缺乏一种对环境的描写。
　　当然，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不必或过多地描写环境，因为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不是问题，他们生活其中，看得到，也都知道当时的事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但是对90年后的我们来说，当时的一些环境已经完全消失了，我们要走进历史，感受当时的气氛，如何能够？鲁迅的故居，好在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可是，当时的万国殡仪馆、万国公墓，早已消失，如何感受？因此，光凭这些文章，我们要对当时的事件做到了然于胸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好在当时鲁迅的葬礼流传下来一些照片，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费了老半天劲，写了一大堆文字去描述当时的场景，结果人家看了半天还是没能弄明白，但是一张照片摆在那边，所有问题都解决了不是？但照片的问题在于，它只是场景的一个个切片，我们自然还不满足。
　　幸运的是，当年明星和联华两家电影公司都拍摄过鲁迅丧仪的纪录片，今天我们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就能看到其中的片段。可是，原来费了那么大的工夫拍摄的原片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为之感到困惑。原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王锡荣先生说，原片后来都找不着了，现在纪念馆看到的是从1949年后拍摄的鲁迅的纪录片中剪下来的，只有两分十秒。而这部纪录片中的鲁迅葬礼的镜头使用的正是当初鲁迅丧仪拍摄的原片，但原片已经没有了。这真是万分可惜的事情。否则，环境的问题基本可以得到解决了。
　　现在，我只能说，尽管我已经写得比较详细了，但我根据现有的文字和照片，还不能完全走入当时的场景中，感受到当时的气氛，这是我要老实交代的。
　　
　　笔者在呈现事件的时候，当然不能够脱离材料，而靠自己的想象去“脑补”，即便是很小的地方，都还是有了根据才敢下笔的。
　　鲁迅临死前一天的10月18日6点半左右给内山完造写求医便条，当天早晨要看报上的《译文》广告，许广平的回忆说他戴有眼镜，我们有谁看到过鲁迅戴眼镜的画面？可是，我们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上海鲁迅纪念馆藏文物珍品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就可以看到鲁迅的那副玳瑁边老花镜。可见，鲁迅看报写字当还是戴眼镜的。因此，我就把“眼镜”改为“玳瑁边老花镜”，这样显得更具体一些。
　　在万国殡仪馆的葬礼上，鲁迅的遗体后面，我们都知道布置了鲁迅的大幅遗照，这张遗照是1933年5月26日鲁迅在姚克的陪同下前往南京路雪怀照相馆所摄。但下面的供桌上还供有一小幅照片，这是什么时候照的呢？由于这张照片比较小，我们从当时的灵堂照片来看，模糊难辨，其他文字亦很少提及。看《世界日报》1936年10月22日报道：“正中是鲁迅先生的遗像，下面是沙飞刻的一张他的木刻像。”2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然后再眯眼远观灵堂照片中的这张模糊的照片，我认为，这张照片应当就是1936年10月8日，鲁迅去世前的11天，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和木刻青年闲谈的时候，沙飞为他照的一张持烟侧前照，当然不是沙飞的木刻了。再看鲁迅灵堂的历史照片可知，这幅沙飞所摄的照片的两旁各有一瓶花，是真花还是假花，当时不知道，不敢下笔，直到看到邓珂云所说“两旁供着两瓶鲜花”3才敢写成“鲜花”。
　　1936年10月22日下午二时许，鲁迅出丧的时候，人们常说十二名青年作家为鲁迅抬棺。其实这十二名青年，有的是作家，但有的只是编辑、翻译，有的甚至是搞美术的。一概称为作家不很准确，因此我会说成是“青年文艺家”。
　　鲁迅下葬时棺材所覆盖的有沈钧儒所写的“民族魂”三字的旗帜，以前总觉得大概是用毛笔写的吧。看到邓珂云编写的《大众的殡葬》，方知是“白缎黑绒”4，看来当时制作这一面旗帜，还是花了一点功夫的。
　　像这些鸡毛蒜皮的地方，虽无关宏旨，但有关感受。因此，很多地方，只是一两个字的问题，完全可以规避掉，或加以模糊处理，但我尽可能写得具体、真实、准确些。
　　
　　鲁迅死后，自然是铺天盖地的回忆和悼念文章。在笔者看来，这众多文章中，阿累（朱一苇）的《一面》、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唐弢的《琐忆》写得比较成功。
　　在人们悼念和赞颂鲁迅的同时，更有极少数的让人“眼睛一亮”的“明批暗戳”的文章。笔者梳理了鲁迅去世时《中央日报》《大公报》《盛京时报》《奔涛》《民鸣月刊》等 “中右立场”，甚至“敌对立场”的报刊是如何报道鲁迅的丧仪、怎样评论鲁迅的。鲁迅死后，与鲁迅有过节、生前不对付、身处不同阵营的一些文人，如周作人、钱玄同、沈从文、黄萍荪、向培良、苏雪林等，对鲁迅或“客观批评”、或夹枪带棒、或吹毛求疵、或阴阳怪气、或怒火中烧，反对其思想、丑化其性格、贬低其人格。这部分内容，笔者觉得蛮有趣的。具体的内容这里就不重复了。
　　
　　2026年，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之际，笔者通过这本小书，将鲁迅先生1936年从“患病”到“死亡”到“殡葬”到“评论”（哀惜与窃幸），做一番较为详细的梳理。为避烦琐起见，凡是本书中涉及的《鲁迅全集》中能查到的引文，一概不标注出处。
　　1936年10月24日，从福州赶到上海为鲁迅送行的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著名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5鲁迅曾说萧伯纳是“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映出来的“一个平面镜”。鲁迅之死也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民族的觉醒和希望，也照出了民族的暗昧和沉沦。鲁迅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鼓舞和感召着当时的人们在此后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埋葬腐朽独裁的蒋家王朝。
　　1925年5月3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是诅咒‘人间苦’而不嫌恶‘死’的，因为‘苦’可以设法减轻而‘死’是必然的事，虽曰‘尽头’，也不足悲哀。”鲁迅对必然的死亡并不感到恐惧和悲哀。非但如此，他还要人们“欢欢喜喜”地走向向来就为人们视为畏途的死亡。鲁迅在1919年2月15日的《新青年》中这样说：“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
　　“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 1934年，鲁迅在盘点了他自1921年以来所出版的著译书目后，说了这样的话。他当然知道他历年来文字工作的分量，但同时也并没有把自己看得多么不可或缺。
　　他虽要人们“忘记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伟大的人格、坚韧的风骨、深刻的思想、犀利的语言将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学习和铭记，他也必将永远活在一代代人的心中。
　　
　　2025年12月31日
陈占彪于觉浅堂

陈占彪，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巴黎第十大学访问学者。
著《五四知识分子的淑世意识》《五四细节》《烈士日记中的五四》《鲁迅背景小考》《鲁迅课堂笔记》《自由及其幻象：当代城市休闲消费的发生》《当代娱乐文化的伦理危机》《转角巴黎》等。编《五四事件回忆：稀见资料》《五四现场》《五四图史》《甲午五十年：媾和•书愤•明耻》《三岛蜷伏 日月重光：抗战胜利受降现场》《清末民初万国博览会亲历记》《思想药石：域外文化二十家》等。主编“琉球认同与归属文献丛刊”等。

鲁迅之死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民族的觉醒和希望，也照出了民族的暗昧和沉沦。鲁迅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他鼓舞和感召着当时的人们……
本书详细梳理了鲁迅去世前后的文献与史料，围绕“鲁迅之死”,兼及鲁迅去世前的两次大病、“七条遗嘱”，对鲁迅去世后的吊唁、葬礼、社会各界的态度及见诸报端、形诸文章的评论，都有如同回到历史现场的客观展陈，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全景式、多视角观察这段历史的窗口。 

前言
一 1925年的死亡想象
两次打击和两场大病
《墓碣文》可能的写作背景
“您好？您死了么？”
厦门荒坟间的别样定格
二 七条遗嘱
“真是几乎要死掉了”
一份家事遗嘱
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万勿与损人而主宽容者接近
本是遗嘱，不是遗嘱，终成遗嘱
三 意外的死亡
泡汤的长崎疗养
《死》
迁居“疑云”
致命的外出
握别
他万万没想到他会死
生命的最后冲刺
得了华小栓、魏连殳的病
四 送别先生
奔丧：抚尸痛哭关东汉  
通知北平家属
吊唁和出殡
落葬万国公墓
五 哀惜与呐喊
痛失导师：比死了父母还悲痛
抗日强音中的政治示威
鲁迅同志
六 窃幸与暗戳（一）：报刊篇
《中央日报》：“他一生的故事就是‘争闹’二个字”
《大公报》：“给青年不少的不良影响”
《盛京时报》：报道错误比比皆是
《奔涛》：“他骂他自己”
七 窃幸与暗戳（二）：文人篇
周作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
钱玄同：“青年们吹得他简直是世界救主”
沈从文：“年老力衰，气量窄小”的“领袖和权威”
黄萍荪：“充其量也不过是‘空头革命家’而已”  
向培良：“拼命幻想许多敌人”
苏雪林：“巨憝一死，文坛从此可望宁谧”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的当天晚上，内山完造在许广平的劝说下于夜十二时半回家休息，老友情况危急，神经紧张的内山翻来覆去，不能入睡。
凌晨五点的时候，鲁迅的气息减弱，情况不好，看护妇田岛赶紧给他注射，许广平请值守在鲁迅家里的内山书店的店员赶快通知内山完造。
内山完造说：“午前五时的钟声敲过了。一会儿，我就听到了老板老板的喊声。我吃了一惊，跳了起来，把窗子打开。‘请你马上来！并且请你马上请医生来！’于是，我当即叫用人去请石井医生和须藤医生马上来诊视；然后，我就急跑到先生家里去。那时午前五时五十一分。”
内山完造一只手握着老友的手，一只手按在他的额上，刚刚死去的鲁迅体温渐渐下降，许广平和他一同悲泣。不久，石井和须藤陆续赶来，但已无济于事。
鲁迅去世之后，内山书店派人到各处通知鲁迅熟悉和信任的青年。
鹿地亘所住的燕山别墅离鲁迅家不远，鲁迅就是10月17日外出到鹿地亘住处聊天的时候，着了凉的。鹿地亘知道鲁迅危笃，10月19日这一天早晨，他醒得很早，当时内山书店派人通知他。他快到鲁迅家的时候，碰到了刚刚从鲁迅家里出来的日本护士。他说：
有人来通知，我慌忙地在寒冷的外气里面跑了出去。在施高塔路转弯，从那斜斜地反映着晨曦的大陆新村的弄堂里面，我看见了一个坐了黄包车出来的穿着白衣的看护妇的姿相。我跑上前去，“五点二十五分”这句悲痛的回答刺痛了我的心胸，啊，我已经赶不及了！我看见的已经是再也不会睁开眼来的，—但是，和那两天之前，还曾听过他的笑声的一点也不曾改变的和平的容貌。这，是一种和他活着的时候，一点也不变样的，战斗到死也还号召着中国和世界的年青而诚实的心灵的容貌！
鹿地亘就是鲁迅出殡时的十二名扶棺人之一，他的名字一度出现在最初拟定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上。
胡风住的地方距离鲁迅寓所大概也较近，胡风也是较早到达鲁迅家的青年。据他回忆说：
1936年10月19日黑早，内山书店一个店员找到我的住处，打门把我叫醒了，告诉了鲁迅先生逝世的噩耗。我坐上他坐来的汽车赶去了。
赶到后，那儿几个人都在静默中。我瞻仰了遗体，才觉得果然是真事。那只好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许广平要我记录什么（似是记送讣告的亲友们的地名人名）。我背着门坐在先生的书桌前，没有注意到还有什么人进来。
不久，冯雪峰赶来。10月18日晚上，冯雪峰还和潘汉年商量，想第二天通过宋庆龄为鲁迅聘请一位更好的医生。10月19日，冯雪峰还没起床的时候，周建人就打电话说鲁迅生命垂危，他立刻打电话给宋庆龄。等他来到鲁迅寓所的时候，鲁迅已经断气半小时。冯雪峰亲吻了鲁迅的额头。
随后宋庆龄也赶到鲁迅家，这也是宋庆龄第一次来到鲁迅家。宋庆龄说：
一天早晨，我忽然接到冯雪峰的电话，在鲁迅家我曾见过冯一面。当我这次去鲁迅家时，冯同我走进卧房，只见这位伟大的革命家，躺在床上溘然长逝了。他夫人许广平正在床边哭泣。
冯雪峰对我说，他不知怎样料理这个丧事，并且说如果他出面就必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当时我想到一位律师，他就是年迈的沈钧儒。我立刻到沈的律师办事处，要求他帮助在虹桥公墓买一块墓地。沈一口答应，并马上去办理。
冯雪峰叫胡风到楼下草拟一个相当于讣告的公告。胡风当时情绪很激动，他说：“当写到由于肉体的无情的压迫，不管他放心不放心，他也不得不停止他战斗的笔并把它交给年青一代这样意思的时候，我感到了全身震动，好象这才全心感到了这一事件的无法估计的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命运和人类命运的绝大重量似的。”当然，后来我们看到的鲁迅的讣告，比较简单，并非胡风所写的这些内容。
宋庆龄除了联络沈钧儒为鲁迅买墓地外，还去了中央研究院蔡元培处，向蔡元培通报鲁迅去世的消息，并邀请蔡元培列名治丧委员会。蔡元培1936年10月19日日记云：“是日晨五时，鲁迅先生（周树人、豫才）去世，孙夫人来院告我，并约我加入治丧委员会。” 
黄源是先一天晚上两点后才睡，早晨快七时的时候，内山店员拍响了他家的门，此时他还在黑甜梦中，听到鲁迅死亡的消息后，“我好像触到了电，全身一震，眼前昏黑，一时失去了一切的感觉，木然站着” 。“好像是一把锐利的尖刀，深深的刺到我的心中” 。他赶紧换好衣服，和妻子许粤华一同坐车来到萧军的门前。黄源一人飞奔上楼，推开房门，萧军正在“睁着眼睛”睡觉，黄源半俯下身子给萧军说：
“赶快起来，周先生死了。”
又一个霹雳打中了另一个青年。
“什么？”他圆睁的眼睛注视着我，那乱蓬蓬的头，立刻离开了枕头撑起身来。
“刚才有人来通知我，说周先生死了！”
“你诓我。”
“我怎么能用这话来诓你，赶快穿衣服，车子在外面等着。”我有些焦急了。
鲁迅的逝世对这些鲁迅生前极为亲近的年轻人来说可谓五雷轰顶。而在几天前，10月15日，萧军、黄源刚刚看望过鲁迅，觉得他的精神尚好。因此对他去世的消息不敢置信。
车子在早晨清寂的马路上急驶着，萧军“几次要呕吐”。在鲁迅家的弄堂门口，车子停了下来，萧军“开着大步在前面走”，黄源“载着一颗过重的心好像被他拖着似地跟在后面”。两人直奔二楼，两个年轻人拉着他尚有余温的手，扑在床前，痛哭不已。
当时，身在现场的七岁的周海婴看到了萧军这个东北汉子，抚尸恸哭的感人场景。
七八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的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到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盘桓，为父亲消愁解闷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我不记得这种情景持续了多久，也记不得是谁扶他起来，劝住他哭泣的。但这最后诀别的一幕，从此在我脑海中凝结，虽然时光像流水一般逝去，始终难以忘怀。
萧军在另一处说过：“因为在生理上我有缺陷，从来没记忆过自己的眼曾经能够流落到眼睛外边来！”当年，他和萧红在艰难困苦、走投无路之际，鲁迅在生活上和写作上给予他们以无私的帮助和指导。现在鲁迅死了，他犹如失去了父母的孤苦无依的孩子一样。这个悲痛难支的东北汉子撕心裂肺地抚尸痛哭。
事后，萧军在纪念文章中似乎说到他当时的痛哭。他说：
先生！我们在这里痛哭，不是在哭你！是在哭我们自己！我们还没有长成，而喂养我们的源泉却涸竭了！我们真的要作个营养不良的孩子在这世界上生长了么？ 
我的声音即使再粗鲁和高大一点，你能听到么？虽然那时我摸到你的手腕，还有着生人似的温热！你的额却早已冰凉！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萧军哭鲁”，感天动地。许广平反过来劝慰他说：“别哭了，我们还是起来多做些事情吧！”
鲁迅曾赠送一册《海上述林》上卷给青年画家曹白，大概曹白去信鲁迅说到他对此书只能读懂“十之六”，并提到他的朋友也很喜欢这本书。10月15日晚上，鲁迅复信曹白鼓励了他的学习，并再赠送一部《海上述林》上卷给他的做雕塑的朋友陆离。10月17日夜，收到赠书的曹白给鲁迅写了回信，18日是周日，早晨他的朋友来了，曹白在信末补记：“早晨，我的朋友来了。我把《述林》给了他，他喜欢的只是跳，说不出一句话来！”下午信邮出。这一天，正是鲁迅呼吸困难、痛苦挣扎的一天。
10月18日的晚上，他去看好友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鹿地亘说鲁迅喘得很厉害。19日的清早，曹白还没有醒转来，就听到有人大声叫他说：“下面有一个日本人在叫你，女人，叫池田幸子的。”这让他十分疑惑，因为昨天晚上正好去过她家，而且她也从不到他这儿来，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呢。
我用两三分钟的工夫着好了衣服，脸也不洗，口也不漱，就这样惶惑的窜下楼去。
跑到应接室里，她把我的手紧紧的抓住。她厉害的抖着。她的两眼充满着泪水，她颤着声音和我说：
“鲁迅先生死了！……”
“啊！”我受到了铁锤的一击。
“五点多钟，他死去了……”
“啊！咳……”
抖，池田先生把它染给了我，我仿佛置身在冰窖里，感不到些微的温暖。哭，是要有热的，而我的身体却被这消息冻僵了。我直立在池田先生的面前，像一段枯了的木头。
这时，池田建议去找力群去为鲁迅画像，再找个人为鲁迅塑像。于是他们就跑到汽车行，租了一辆银灰色的小汽车，汽车在田野中奔驰。力群住在上海西郊，鲁迅曾经在信中指导过力群的画作，但力群从来没见过鲁迅。10月19日的早晨，力群刚起床，还没有穿袜子、刷牙，就看到接他的小汽车停在门前，接着是一阵紧急的拍门声，力群打开窗子露出半截身子，还以为曹白特地来看望他来了，显得很高兴，听到墙外的曹白说鲁迅去世的消息，去接他来为鲁迅画像的，一下子也呆住了，不一会儿，力群就急急忙忙带上纸和木炭条跳上汽车。三个人缩在车子里，再去接曹白的朋友陆离，也就是昨天早晨，刚刚从曹白那儿拿到鲁迅赠送的《海上述林》上卷的陆离。路上，池田唱起了《国际歌》。
我们都沉默着，让吸进鼻子去的气，郁结在各自的心里；过了一阵，我们这才把它难的吐出来：
“咳……”
但池田先生为了抗拒这可怕的郁结，她偷偷地唱起××歌来了：
“So do …… Si lai do so mi …… la Fa……”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也低低地附和着。—为了这猝死的巨友，为了驱除这难耐的沉闷，把这欢歌暂时作为哀曲，不，当做我们的痛哭罢。209
车子开到了陆离的居处，陆离这时候正在为4个月前去世的高尔基做浮雕。在震颤不宁中，陆离准备好做所用的泥和木板，他们4人同车来到了大陆新村9号。
力群后来回忆说：
一直到了大陆新村鲁迅先生的家里。一上三楼就看到我们敬爱的导师静静地长眠在床上了。一幅被子覆盖着他的遗体，过去从相片上看到的他那“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锐利的目光，现在却掩盖在深闭的眼幕之下，那熟悉的浓重的黑胡髭，增添了消瘦了的面容的慈祥感。在这慈祥的容貌里令人联想到他那“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伟大精神。此刻全屋笼罩了悲哀，萧军伏在桌上痛哭，在场的还有周建人、胡风、黄源以及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鹿地亘、内山完造。景宋先生含着泪花接待客人，由池田把我和曹白介绍给她，彼此握了手。在窗台上放着内山完造送给鲁迅先生的一缸金鱼还在无知地游动，墙上挂着一幅鲁迅先生喜欢的苏联木刻—毕珂夫的《拜拜诺娃像》。她在静静地凝视着躺在床上的鲁迅先生。我怀着悲痛的心情含着眼泪用颤抖的手画了四张鲁迅先生的遗容的速写。210
来到鲁迅家的曹白看到，许广平手中拿的正是他昨天邮给鲁迅的信。211信已收到，可是，收信人已经永远看不到他的信了。
当天早晨，另一位和鲁迅有交往的青年孔另境正在麦加里的寓所读早报，住在同弄的开明书店编辑宋云彬匆匆前来，告诉鲁迅去世的消息，孔另境匆匆来到大陆新村9号。
后门是敞着，走进门，人似乎很多，我也不和人招呼，直上二楼，踏进先生的卧室，一眼就见先生是安静地睡在那只旧式铁床上，面孔正向着门口，双眼阖着，身上盖着白色被单，床边站着一位年青的艺术家正在为先生捏塑面型。另外我似乎没有看见什么人，先生的夫人许广平女士，我记得也不在房间里，房间里是沉静异常，一种死的沉寂突然使我明白鲁迅先生确实已经死了，他已和我们分隔在两个世界里了，已经不再能和我们有说有笑谈天了。而这屋子里的一切，正和不久以前所见一般，上次他坐着和我们谈天的藤躺椅，仍安然地放在原来的地位，可是空空地没有先生坐着了。其他书桌书架，一切都还是原样，而先生却永眠在床上了，我的神经上的激动再无法压抑，我望着先生安详的面容而淌泪了！
床前为鲁迅捏塑面型的青年正是陆离，他所作的浮雕实物应当已经看不到了，但照片可以看到，发表在《文季月刊》1936年第2卷第1期上。
当孔另境正在鲁迅的卧房的时候，这时，一阵骚动，原来是明星影片公司的欧阳予倩、程步高等在姚克的带领下赶来拍摄鲁迅病逝的现场。姚克是1936年9月22日下午来到鲁迅家里，他赠送给鲁迅一本他所翻译的萧伯纳的戏剧《魔鬼的门徒》精装本，为五十本中之第一本。鲁迅对他那南京织锦的书面，很感兴趣。10月19日早晨，姚克朋友打电话告诉他鲁迅逝世的噩耗，姚克又接到了欧阳予倩从明星公司打来的电话，因为他们想到鲁迅家去摄制影片以留纪念，但公司没有人知道鲁迅家的住址，于是姚克就带着欧阳予倩他们来到了鲁迅的寓所拍摄影片。213许广平将鲁迅的书桌按其生前情形摆置，欧阳予倩他们拍摄了鲁迅的书房兼卧室及其寓所。
曹聚仁赶去吊唁时，看到鲁迅去世后的情形：“只见他遗体安详地躺在卧室靠左的一张床上，身上盖了一条粉红色棉质夹被，脸上也蒙着一方洁白的纱巾。他的口眼紧闭着，一头黑发也有几根白丝，浓浓的眉和须，面容虽然消瘦一点，却也并不怎样难看。”
鲁迅逝世后，当务之急是拟定治丧委员会名单。据冯雪峰说，宋庆龄来吊唁的时候，他们立即商量治丧委员会名单。据冯雪峰当年起草、所署日期为“10月20日”的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名单由蔡元培、马相伯、宋庆龄、毛泽东、内山完造、A.史沫德〔按，通译“特”〕莱、沈钧儒、茅盾、萧三等九人组成。在这份名单上的内山完造和史沫特莱中间，添加了一个人名，但是又被划掉了。笔者向王锡荣先生询问，他说这划掉的人是“鹿地亘”，随后再看这划掉的字确是鹿地亘，不过鹿地亘的名望的确有点浅。
冯雪峰说将毛泽东列名治丧委员会是他的提议，毛泽东的名字只有上海《日日新闻》（晨刊）上出现过，其他报纸都不敢登。2151936年10月20日上海《日日新闻》刊登了除马相伯之外，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八名治丧委员会人名，而且还特别强调“其中列有中国共产党巨人毛泽东氏之名，极堪注意”216。当然，彼时日本气焰熏天，日本报纸哪把国民党放在眼里？公然登载毛泽东之大名，小事一桩也。
《申报》1936年10月20日5版发表的治丧委员会名单为：马相伯、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沈钧儒、茅盾、A.史沫特莱、萧三。相对原拟名单，马相伯、宋庆龄提到蔡元培之前，毛泽东删掉，史沫特莱后移至倒数第二。
可是，一天后《申报》1936年10月21日2版的讣告署名，又和冯雪峰起草的那份治丧委员会名单人名顺序相同，当然仍然没有毛泽东。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份十三人治丧委员会名单，与冯雪峰起草的名单相比，没有马相伯、毛泽东，但又添加了曹靖华、许季茀、胡愈之、胡风、周作人、周建人等六人。
世人皆知鲁迅为一代伟人，现在鲁迅已经逝世，宜留其真实形象。做面模的、画画的、做浮雕的、照相的、拍电影的，纷纷赶来。奥田杏花从鲁迅遗容上制作了石膏阴模，力群赶往寓所为鲁迅画遗容，陆离为鲁迅制作浮雕面容，摄影师沙飞前来拍摄鲁迅遗容，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珍贵的影片。
鲁迅逝世之时，他的几个外地的朋友特地赶来为他送行。
在福建的郁达夫于鲁迅去世的当日10月19日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后，第二天就匆匆跳上开往上海的轮船。10月22日上午十时，他抵达上海，到家里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吊唁鲁迅。当天他随着送葬的队伍，将鲁迅安葬在万国公墓。
鲁迅下葬的两天后，即1936年10月24日，郁达夫在《怀鲁迅》一文中说了这样的一段著名的话：“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在杭州的许钦文在报纸上看到鲁迅去世的消息后，10月20日乘坐火车来到上海万国殡仪馆的时候已经天黑了，他没有遇到周建人和许广平，随后去鲁迅的大陆新村寓所看望许广平，许广平还没回家。“客室里的情形改变了，许多地方都已失却秩序；海婴君的玩具东一堆西一摊的乱放，挂着的图画歪歪斜斜，连墙壁都显出来了许多裂缝，颇有‘人亡家破’之感。但这只是表面的现象，许多藏在玻璃橱里的鲁迅先生用过的书籍，仍然排列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同他在世的时候一样”。
一直等到夜有点深，许广平还没回来，因鲁迅新死，两个用人待在家里感到害怕。她们说，许广平有可能在内山书店，其中一个年老的用人说让她到内山书店去看看许广平在不在，并要许钦文不要走，因为，他一走，另一个害怕，不敢待。这时许钦文才注意到，“她们的确在害怕，刚才到楼上去拿热水壶，上上下下，都是两个人一步也不离开的”。可见鲁迅固然伟大，但其新死，对家里的两个用人来说，还是感到害怕。
还有一些朋友因各种原因无法赶来。鲁迅平生交契最深的好友许寿裳在鲁迅去世的当天上午听到噩耗时，“不觉失声恸哭”，他说，“这是我生平为朋友的第一副眼泪” 。
在家乡乌镇的茅盾因为痔疮发作，疼痛难忍，无法赶赴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