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事出版 平装

出版业资深从业者三十年来关于出版工作的思考结集 

三十载出版思考，廿万字研究心得。
立足档案史料，分析考证新中国出版史上那些鲜为人知的重要往事；心怀无限敬意，真实再现老出版家们创立出版管理制度的伟大贡献。
回应现实关切，倡导发扬工匠精神、承担社会责任，以精品力作增强文化自信，从时度效三方面做好主题出版。 
 

前言
这本小书是我三十年来关于出版工作的思考。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市场经济的热潮席卷全国，大学生毕业之后经商下海的不在少数。“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时很多人认为读博士研究生并不是青年人的最优选择。也许正是由于愿意读书的人相对较少，我得以顺利考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师从吴泽先生攻读中国史学史专业博士学位。
1995 年金秋时节，我到北京访学，顺便到几家单位找工作。此前一年，我国全面实行大学毕业生“双向选择”就业，那时博士研究生毕业的还比较少，找工作远不像如今这般困难。我先是来到中华书局，见到近代史编辑室主任陈铮，他告诉我，中华书局当年没有进人计划，听说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需要编辑，你可以去看看。那时的中华书局还坐落在王府井大街上，与人民出版社仅一站路远。怀着对进入出版行业的期盼，我来到了位于朝内大街166 号的人民出版社，走进那座承载着厚重文化底蕴的苏式灰砖建筑，在传达室问明白历史编辑室主任的办公室后，便走上五楼，敲开房门。只见一位身着西服、英俊潇洒的中年人正伏案看稿，这是我与乔还田主任的第一次见面。老乔问了问我的情况，得知我是吴泽先生的博士生，相谈甚欢，虽然没有明确说一定要录取我，但给我的印象是很有希望。后来我才知道，当时的人民出版社编辑部门录用编辑，主要听取编辑室主任意见，只要编辑室主任决定录用，社领导和人事处一般都会同意。1996 年五六月间，我终于收到人民出版社人事处的录用通知书。就这样，我如愿以偿地踏入了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正式开启了我的编辑生涯。
那个时候出版社里有博士学位的编辑很少，许多熟识的人知道后总会问我：“何事出版？”为什么要去从事出版工作，而且是到北京？这本小书算是三十年后我对问题的答复吧。
何事出版？这是因为出版有意义。作为文化传承上的重要一环，任何人都不会否认出版的价值。古时候那些从事出版编辑工作的大都是有学问的人，且不说作为编辑的圣人孔子如何通过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以他亲手编辑过的六经传递他的文化价值观；也不说刘向、刘歆父子两人如何创立校雠法，用二十余年时间校对整理皇室图书并编成目录以传天下。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大多以入馆修书为荣。清朝乾隆年间设馆纂修《四库全书》，由饱学之士纪昀带领全国知名学者从事编辑工作。即便是那些入馆担任誊抄校对等辅助工作者，也是从落榜贡监生中挑选出来的，有的还需要保举人推荐。其中考核优秀者，往往有机会升迁或获得恩赏功名，这体现出清廷对于编辑校对人员的重视与礼遇。新中国的出版家也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师，如胡愈之、叶圣陶、胡绳、王子野、陈原等，他们既是出版家，也是著名学者。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有着极为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同时还著书立说，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将苏联的出版管理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新中国的出版管理制度，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何事出版？这是因为出版有意思。出版是一项既古老又时尚的工作，创新性强，有其独特的魅力。出版之古老自不必说，它曾经是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但随着数智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离不开手机、网络，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少，逐年降低的纸质图书市场销售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现象，以至于不少出版业内人士纷纷担忧起出版的未来。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全民阅读纸质图书，想与手机数码产品争夺注意力，虽然成效似乎不大，但有人呼吁总比没人呼吁要好。我觉得看手机也是获取知识的一种途径，也是一种阅读，尽管是一种碎片化的阅读，但如果不是做学术研究，也未尝不可。况且做学术研究也离不开数字化的支持，以前为了查找一条资料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不一定能找到。现在动一动手指，立马可以从海量文献里找到所需要的资料。从出版的词源看，出版原义为“公开”，无论是以纸质形式的公开，还是以电子形式的公开，都是公开的一种方式，都是出版。信息化时代出版几乎没有什么门槛，人人都可以公开信息—也就是出版，但“乱花渐欲迷人眼”，杂乱无章的信息中，孰是孰非，还是需要有专业人士—也就是编辑替读者把关。纸质图书可能会日渐式微，特别是休闲阅读、大众阅读类的图书，以后很可能会被数字化阅读所替代。出版的“意思”还表现在创新上。重复往往让人厌倦，工业流水线上，同样的动作，日复一日，每天都在重复着“昨天的故事”。而出版充满了创新，虽然从每一本图书的生产环节上看好像是周而复始，都要经过选题立项、编辑、发稿，到校对、印制、装订、发行，但每个选题各不相同，其中的编辑、校对又各不相同，即便从业再久的编辑、校对，也不可能重复着昨天的工作。出版的创新性还体现在选题策划上，编辑可以将自己的想法，通过作者，变成一本又一本的图书或者电子产品。
何事出版？这是因为个人的兴趣爱好。兴趣爱好若能与工作结合起来，无疑是人生一大幸事。当年我选择到北京从事出版工作时，其实对出版工作并不太了解。当时觉得北京是全国文化中心，出版是一份十分高雅的工作。“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诗用在编辑身上真是太适合不过了，日常工作中所接触交往的尽是些有学问的读书人、写书人，岂不高雅？而且上班工作就是看书审稿，这不仅可以满足我读书的爱好，而且还给工资，这样的工作想想都觉得很开心。及至进了出版社当了编辑之后才发现，原来编辑看稿与自己读书并不是一回事儿：做研究时读书，目的是读懂并从中汲取营养；而编辑是什么稿子都要看，无论你是否喜欢，看稿的主要目的是挑毛病，帮助作者完善书稿。所以，编辑看稿与自己读书完全不一样。这还不包括编辑有经济创收的压力，需要懂经营、会算账、能赚钱。当然，这是后话了。
数智时代的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有很多，刷手机、观短剧、搓麻将、玩“掼蛋”、读读书、做学问，就其实质来说，都是一种娱乐，我不认为他们之间有何高下贵贱之分，只要自己开心就行。我没有其他爱好，生活无趣得很，闲时以翻书为乐，偶尔做点研究，写点小文章，每当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发表出来，那种愉悦感也许与玩“掼蛋”或搓麻将时赢了一样。不过，与那些专门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做学术研究的“正规军”相比，我毕竟只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做学术研究，充其量只能算是学术界的“游击队员”而已，差距之大，不啻云泥。
随着党和国家支持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力度逐渐加大，许多高校纷纷开设出版专业，但这些科研人员毕竟没有从事过具体出版实务工作，对于出版的理解和感受与出版一线工作者有很大的不同。而出版一线工作者大都重实务轻研究，出版单位对员工的考核主要是产品（书报刊）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像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发表论文、出版著作或讲课时长作为考核指标。出版单位仅有的职称评审往往也只要求两三篇论文即可满足条件。没有科研的压力，如果不是出于爱好，谁愿辛辛苦苦地去研究学问呢？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出版竞争加剧，许多有学问的编辑纷纷离职前往高校或科研机构从事学术研究，出版圈里时有传闻说，某位学者型编辑跳槽去了高校，但很少听说过哪位知名教授跳槽到出版社来做编辑。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比起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来说，我有出版实务经验；比起出版单位的同行来说，我接受过学术研究的专业训练，著有《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和《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前卷》等书。《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前卷》是“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07 年荣获安徽图书奖，2008 年入选新闻出版总署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图书”第29 种），2009年荣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外，我还发表过几十篇历史学研究论文。为扬长避短，近十年来，我这名学术界的“游击队员”结合历史学的教育背景，选择出版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积少成多，竟有二十来篇文章先后公开发表。这些文章重点研究党创立并领导人民出版事业的历史，论述了新中国出版史上许多出版规范、管理制度和一些专业术语的产生背景、完善过程及在全国出版界的推广使用。由于读书写文章纯粹出于个人爱好，多为有感而发，没有KPI （关键绩效指标）的压力，少了功利之心，倒也不觉得辛苦，反而享受着做学问的快乐。
本书收录的文章除个别篇目外，大都公开发表过。《日本讲谈社研修报告》是我受人民出版社派遣，于2007 年7 月至2008 年1 月在日本讲谈社研修出版业务，回国后向全社员工的汇报材料。《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思考》是我于2015 年3 月16 日至6 月19 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厅局级干部进修班第六十五期学习期间撰写的研究报告，后发表于《中国出版》2016 年第7 期。收入本书的所有内容均进行了修改与完善。
清代著名学者康有为诗云：“吟风弄月各自得，覆酱烧薪空尔悲。”意思是作者往往将自己所写的诗词视若珍宝，而别人却用来盖酱菜坛口甚至当柴火烧，作者对此只有无奈和悲哀。当今人们讲究健康生活，酱菜里可能含有过量的亚硝酸盐，以至于吃酱菜的人越来越少，要想找到一个酱菜坛子还不容易呢。要是这本小书能被读者用来盖酱菜坛口或者当柴火烧，也算是物尽其用，是作者的幸运了。
三十年时间并不算短，回首过去，感慨系之。

陈鹏鸣，历史学博士，编审，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本书是一部探讨有关于出版行业流程内容、行业规范及其发展史的学术著作。书名有两层含义：一是为什么从事出版工作，二是出版里有什么事？内容主要梳理、考证新中国出版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如“消灭错误运动”、“三审三校”、自办发行等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分析这些制度对于新中国出版规范化建设的巨大作用。书中还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代表性出版人物胡乔木、胡绳的编辑出版思想进行研究，专题探讨了历史上重要书刊的编辑出版过程，并就如何发扬工匠精神、做好主题出版、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一定的思考建议。 

前言
人民出版社历史三论
一、从《人民出版社通告》看建社初心与使命
二、毛泽东题写“人民出版社”及使用情况考
三、人民出版社的十大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升出版质量研究
一、“公私出版机构均应加强编审工作”
二、“目前的报刊图书经常有错误”
三、“对我们的工作做一次彻底检查”
四、“订出一套制度和纪律来保证工作的提高”
“三审三校”制度研究
一、校对、编辑、编审的起源
二、党中央高度重视编辑校对工作
三、人民出版社创立“三审四校”制度
四、“三审四校”制度的推广与完善
“发行”词源与发行体制变革
一、“发行”词源与和制汉语
二、近代图书的寄销与邮购
三、书店何以名“新华”
四、发行与出版分业发展
五、出版社尝试自办发行
六、改革开放以来的发行体制改革
胡绳编辑出版思想研究
一、“为出版事业树立一个严格的标准”
二、“多方面地联系、发现和培养新的作者”
三、“要时时注意到读者的要求”
四、“应从编辑中产生书评家”
《新华月报》研究
一、《新华月报》的创办过程与办刊宗旨
二、《新华月报》的编辑思想
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
四、依靠读者不断提升办刊质量
胡乔木与《新华月报》
一、“增加使用价值”
二、最早提议将《新华月报》“分编成两个杂志”
三、版权保护要“为全国表率”
《毛泽东著作选读》版本考
一、《毛泽东选集》的出版
二、军队内部编印的几种《毛泽东著作选读》
三、《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的出版
四、《毛泽东著作选读》第二版
五、《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
档案里看邓广铭四写王安石
一写王安石，坚持己见
二写王安石，深受当时政治影响
三写王安石，力图摆脱影射史学
四写王安石，恢复其本来面目
出版单位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
一、社会责任是出版单位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
二、出版单位要承担好社会责任
以精品力作增强文化自信
一、编辑决定出版质量
二、新时代呼唤高素质编辑
三、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主题出版要体现时度效要求，做到三个“必须”
一、主题出版要体现时度效要求
二、主题出版要做到三个“必须”
学者型编辑更要发扬工匠精神
一、编辑要崇尚学术，力求成为学者
二、学者型编辑要有心无旁骛的敬业精神
三、学者型编辑要独具慧眼，勇于创新
四、学者型编辑要敬畏文字
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思考
一、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现状
二、为什么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三、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政策建议
日本讲谈社研修报告
一、初到日本
二、日本出版业概况
三、讲谈社的基本情况
四、讲谈社的出版与销售工作
五、研修体会
主要征引书目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