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跨语言的研究证明，名词和动词是人类语言中最基本的词类范畴。长期以来，致力于汉语语法研究的学者对名词和动词的研究很执著，尽管可能没有意识到跨语言的背景，但却有着朴素的语言感悟，进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二十年，研究视野的开阔，国外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借鉴，更是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过，就研究的范式和路向而言，汉语语法学界的兴趣点主要聚焦于其典型功能、典型语义特征和典型组配等方面的探讨，而对非典型现象则缺乏深入的考察和探究，这显然不利于全面地揭示其真实的语言面貌。的确，要对非典型现象进行系统的研究不是一件易事，这需要有一个参照平台，那就是对典型功能和特征的研究必须足够地充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往的研究为今天的非典型现象的考察作了必要的学术储备并奠定了基础。李晋霞博士及时地抓住这一学术契机，对动词直接做定语这一边缘句法现象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虽然本书研究的对象限于动词做定语这一特定的功能，但结论和方法对整个语法研究具有普遍的意义和启迪作用，为非典型句法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
李晋霞博士《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一书可资借鉴之处首先在于，作者在考察动词直接做定语这一句法现象时，并没有采用惯常的手法将研究对象放在句子的界面上进行透析，而是选择了“动词+名词”这一特定的短语句法环境，借助短语平台来剖析动词的定语功能的实现，从而发现了单纯从句子层面所无法观测到的语言现象。可以说，这一切入点的抉择反映出作者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首先，“动词+名词”构造是一个词法与句法的接口。按照功能语法的观念，词法与句法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从这个接口一方面可以静态地观测和描述动词在不同语法层面的功能表现，另一方面又可以动态地窥视动词的句法功能漂移、短语凝结成词等语法化现象。书中许多有趣现象的揭示都是基于这一独特的视点观测的结果。
其次，“动词+名词”构造是一个潜在的既可以表述动宾关系又可以表述定中关系的同形异义结构，存在着极大的歧解空间，但如果将这种置于名词前的动词投放在句子层面的话，那么我们很难观测动词由谓语到定语的游移路径和理解心智。从理论上推演，假如一种语法构造同时存在着几种相异的命题意义和语法关系的话，它们应该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层次。即共时平面所呈现出的横向的语义状况体现了语言的纵向自我分化的过程。“动词+名词”短语正是现代汉语中形式与语义不对称构造之一。作者借助短语平台的观测给出了制约“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优先理解为动宾抑或定中的16种主要因素，即1)名词的典型性、2)名词的具体度、3)名词的控制度、4)名词的定指度、5)动词的典型性、6)体貌因素、7)动词的常规用法、8)动词对施事的凸显度、9)常规语义组配、10)外部句法环境、11)重音与停顿、12)表达式的简单、13)三音节的影响、14)专业术语、15)社会模式和16)使用频率，并且力图透过表象作出适当的理论概括。作者指出，在这些因素中，语言内部因素往往是制约“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优先理解模式的驱动因素，非语言的社会认知因素是制约“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优先理解模式的决定因素。这是由语言的本质决定的。“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优势理解向劣势理解转化的可能性与语言形式对意义的表达能力成正相关，这种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认知及百科知识的违背。显然，这种概括是基于具体问题深入研究的结果，极有可能不仅仅只适用于“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构造，而是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最后，从短语层面较容易客观地对动词的定语功能进行科学的语法定位。已有的统计数据表明，双音节动词无标志做定语的几率并不低，但如何看待这一句法现象则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作者从典型性入手，在短语句法环境中探究动词和名词的典型性因素对“动词+名词”语法意义的影响，从而发现动词和名词的典型性由高到低的等级序列与“动词+名词”的结构类型由动宾到定中的认知序列成正相关。换句话说，定中关系的“动词+名词”是由非典型动词与非典型名词组配而成的非典型的句法结构，进而推论做定语不是动词的主要的句法功能。这一结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汉语动词句法功能的认识。
《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一书可资借鉴之处还在于，提供了一个研究非典型句法现象的路径。一方面，作者将典型的句法结构和非典型的句法结构视为一组最小的对比结构，以前者为参照来透视后者，凸现二者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的差异，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从非典型句法结构自身出发来考察其特点，归纳和演绎并用，描写和解释并举，揭示影响语言的一些隐性因素和组合规则。这种研究思路和操作策略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值得大家的关注。
李晋霞博士天资聪颖，思路敏捷，我们研究兴趣相近，颇得切磋之乐。现在她的《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书成，我先睹为快，写下自己的读后感，聊表欣喜之情。
张国宪
2006年6月
李晋霞博士《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一书可资借鉴之处首先在于，作者在考察动词直接做定语这一句法现象时，并没有采用惯常的手法将研究对象放在句子的界面上进行透析，而是选择了“动词+名词”这一特定的短语句法环境，借助短语平台来剖析动词的定语功能的实现，从而发现了单纯从句子层面所无法观测到的语言现象。可以说，这一切入点的抉择反映出作者深邃的洞察力和敏锐的学术眼光。
首先，“动词+名词”构造是一个词法与句法的接口。按照功能语法的观念，词法与句法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从这个接口一方面可以静态地观测和描述动词在不同语法层面的功能表现，另一方面又可以动态地窥视动词的句法功能漂移、短语凝结成词等语法化现象。书中许多有趣现象的揭示都是基于这一独特的视点观测的结果。
其次，“动词+名词”构造是一个潜在的既可以表述动宾关系又可以表述定中关系的同形异义结构，存在着极大的歧解空间，但如果将这种置于名词前的动词投放在句子层面的话，那么我们很难观测动词由谓语到定语的游移路径和理解心智。从理论上推演，假如一种语法构造同时存在着几种相异的命题意义和语法关系的话，它们应该代表着不同的历史层次。即共时平面所呈现出的横向的语义状况体现了语言的纵向自我分化的过程。“动词+名词”短语正是现代汉语中形式与语义不对称构造之一。作者借助短语平台的观测给出了制约“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优先理解为动宾抑或定中的16种主要因素，即1)名词的典型性、2)名词的具体度、3)名词的控制度、4)名词的定指度、5)动词的典型性、6)体貌因素、7)动词的常规用法、8)动词对施事的凸显度、9)常规语义组配、10)外部句法环境、11)重音与停顿、12)表达式的简单、13)三音节的影响、14)专业术语、15)社会模式和16)使用频率，并且力图透过表象作出适当的理论概括。作者指出，在这些因素中，语言内部因素往往是制约“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优先理解模式的驱动因素，非语言的社会认知因素是制约“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的优先理解模式的决定因素。这是由语言的本质决定的。“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优势理解向劣势理解转化的可能性与语言形式对意义的表达能力成正相关，这种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认知及百科知识的违背。显然，这种概括是基于具体问题深入研究的结果，极有可能不仅仅只适用于“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构造，而是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最后，从短语层面较容易客观地对动词的定语功能进行科学的语法定位。已有的统计数据表明，双音节动词无标志做定语的几率并不低，但如何看待这一句法现象则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作者从典型性入手，在短语句法环境中探究动词和名词的典型性因素对“动词+名词”语法意义的影响，从而发现动词和名词的典型性由高到低的等级序列与“动词+名词”的结构类型由动宾到定中的认知序列成正相关。换句话说，定中关系的“动词+名词”是由非典型动词与非典型名词组配而成的非典型的句法结构，进而推论做定语不是动词的主要的句法功能。这一结论大大深化了人们对汉语动词句法功能的认识。
《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一书可资借鉴之处还在于，提供了一个研究非典型句法现象的路径。一方面，作者将典型的句法结构和非典型的句法结构视为一组最小的对比结构，以前者为参照来透视后者，凸现二者的句法、语义和语用的差异，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从非典型句法结构自身出发来考察其特点，归纳和演绎并用，描写和解释并举，揭示影响语言的一些隐性因素和组合规则。这种研究思路和操作策略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尤其值得大家的关注。
李晋霞博士天资聪颖，思路敏捷，我们研究兴趣相近，颇得切磋之乐。现在她的《现代汉语动词直接做定语研究》书成，我先睹为快，写下自己的读后感，聊表欣喜之情。
张国宪
200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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