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娜回忆录 平装

她是他一生的速记员与守护者。这本回忆录，是妻子眼中最真实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创作巨著到日常烟火，带你走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灵魂，了解一整个时代的风貌。 

我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看清楚你的过去，理解你的整个心灵！
妻子视角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独一无二的历史资料
十四年创作巅峰期的第一手记录，还原文豪背后的凡人面貌
相互救赎的爱情史诗，人性的深度描摹
忠实记录19世纪社会风貌和文坛交往
译笔动人、优美流畅

视角难得：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生活、疾病、情感、交友的珍贵记录
安娜以妻子和速记员的双重身份，见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巅峰期的全部历程——从1866年相识起，她参与了《罪与罚》《赌徒》《白痴》《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不朽名作的诞生过程。她以细腻笔触记录了作家口授创作时的状态，癫痫发作时的骇人场景，为债务所困时的狼狈，以及面对索取无度的亲戚时的无奈。她还生动描绘了陀氏孩子式的嫉妒、火暴的脾气、他对家人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或被文坛攻讦或受大众追捧等场景。这些第一手记录，是任何二手研究都无法替代的珍贵史料。

相互救赎的爱情史诗，人性的深度描摹
20岁的安娜与46岁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相识于最艰难的时刻——作家背负亡兄债务，面临版权被侵吞的危机。在26天内，她以速记帮助他完成《赌徒》，两人由此相爱。婚后，安娜以惊人的坚韧守护着这位文学天才：她陪他远走国外躲避债主，在他沉迷轮盘赌时不离不弃，在子女夭折时相互扶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将《卡拉马佐夫兄弟》——“自己的忏悔”——献给了她。这部回忆录记录的不仅是一段婚姻，更是两个灵魂在苦难中的相互成全。

忠实记录19世纪社会风貌和文坛交往，深入陀氏的文学世界
回忆录不仅书写家庭生活，还生动呈现了19世纪俄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彼得堡文坛的纷争、出版界的商业规则、流亡归来作家所受的非议、知识分子圈子的思想交锋。读者得以窥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巅峰时期的创作思想、他与批评家们的复杂关系，以及社会各界对他作品的迥异态度。安娜还记录了与托尔斯泰等同时代作家的珍贵会面。托尔斯泰曾感叹：“如果许多俄国作家的妻子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那样，他们会好得多。”

译文感人至深，传递原文语言魅力和情感深度
中文译本由侯丹执笔，其译笔质朴而富于感染力，既忠实再现了安娜质朴克制的叙述风格，又传递出字里行间深沉的情感，让读者得以穿越时空，感受安娜笔下那个鲜活、复杂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人类灵魂的拷问者，也是会在妻子面前醋意大发、会为赌博懊悔不已的凡人。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Анна Григорьевна Достоевская），1867年成为俄国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夫人，在陀氏后期的生活与创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实上是他的速记员、秘书、出版事务经纪人，以及经济与日常生活中的“守护神”。188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她将全部精力贡献给了丈夫作品、资料、档案的整理和保管事业，1918年病逝于雅尔塔。
侯丹，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出版《当代英雄》《果戈理短篇小说选》等多部译著，并发表多篇俄罗斯文学研究论文。

也许你拿起这本书只为了解一些秘辛往事，但随着阅读的深入，你会发现这是对一个文学灵魂最温存的侧写，是一份相互救赎的挚爱记录，更是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宇宙的秘密之门。
作为丈夫的速记员，安娜陪伴陀氏创作了《罪与罚》《群魔》《卡拉马佐夫兄弟》等不朽名作，她以克制的笔触，复活了作为作家、丈夫、父亲、朋友的陀氏，让我们看见一个佝偻、阴郁形象之外的可以一同散步的鲜活的人。与此同时，安娜也真实描述了当时的俄国社会风貌，反映俄国文学界、政界、民间对陀氏的不同态度。当我们看见陀氏如何在尘世烟火与深沉爱意中生活，或许才能真正读懂他笔下那些挣扎灵魂的深度与由来。 

前言
第一章  童年和少年时代
第二章  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识——出嫁
第三章  最初的家庭生活
第四章  在国外
第五章  重返俄国
第六章  1872年至1873年
第七章  1874年至1875年
第八章  1876年至1877年
第九章  1878年至1879年
第十章  最后一年
第十一章  去世、葬礼
第十二章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去世以后
附在我的《回忆录》之后

那年年初，日内瓦的天气一直非常好，但从2月中旬起天气骤变，每天都有暴风雨。像往常一样，天气的突然变化刺激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他的癫痫在很短的时间内发作了两次。第二次发作非常严重，那是在2月20日夜间，他被折磨得浑身无力，早晨起床之后几乎站都站不稳。那一天他一直昏昏沉沉，看到他那么虚弱，我劝他早点睡觉，于是他在七点就睡着了。他还没睡够一小时，我就开始感到疼痛，起初很轻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疼得越来越厉害。因为那种疼痛不同往常，我知道我就要分娩了。我忍耐了大约三个小时，最后我开始担心没人帮我生产，尽管我很心疼我生病的丈夫，不愿惊动他，但我还是决定把他叫醒。于是我轻轻地推了推他的肩膀。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迅速从枕头上抬起头来，问道：
“你怎么了，安涅奇卡？”
“好像开始了，我太疼了！”我回答。
“我真心疼你，我亲爱的！”我的丈夫充满怜惜地说，他的头突然又倒在了枕头上，瞬间就睡着了。他那发自内心的温柔和完全无能为力的样子让我深为感动。我意识到，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这样的状态下不可能去找那位助产士，而且，如果不让他睡足够长的时间，不让他衰弱的神经得到恢复，就有可能再次引起癫痫发作。房东像往常一样不在家（他们每晚直到早晨都在参加聚会），找女佣人也是于事无补。幸好疼痛减轻了一些，我决定尽力忍耐下去。然而，当时我度过了一个多么可怕的夜晚啊：教堂周围的树木发出骇人的沙沙声，风雨敲打着窗户，外面一片漆黑。坦白说，完全孤立无援的感觉让我非常难过。在我生命中如此艰难的时刻，没有一个亲人在我身边，而我唯一的依靠、守护者——我的丈夫——他自己也正处于虚弱无助的状态中，我是多么难过啊！我开始热切地祈祷，我的力量逐渐衰竭，祈祷让我有了支撑下去的力气。
黎明时疼痛加剧了，大约七点，我决定叫醒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他醒来后已经好多了。当他得知，我整晚都在忍受痛苦时，他非常吃惊，责怪我为什么不早点叫醒他，他立即穿好衣服，跑去找巴罗德太太。他在那里按了很长时间的门铃女仆才来应门，但她不想叫醒太太，说太太刚刚做客回来没多久。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威胁她说，他要继续按铃，或者把玻璃打碎。她这才去把太太叫醒，一小时后，我丈夫把她带了过来。我不得不听她的训斥，她说我因为无知而做了蠢事，她让我相信，因为我不够小心谨慎会延长分娩的过程。她肯定地说，最快也要再过七八个小时才开始分娩，并且答应到时候她一定过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又去找了助理护士，我们俩惶恐不安、忧心忡忡地等待着进一步的发展。约定的时间到了，巴罗德太太没有来，我丈夫又去找她。结果她去住在车站附近的一个朋友家里吃午饭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按照地址找到了那里，坚持要她来看看我的情况。她认为，事情进展不太顺利，预计要到晚上才会分娩。在给我一些建议后她就去吃饭了。我继续忍受痛苦，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看着我，他也很难受。过了九点，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去巴罗德太太的朋友家找她，看见她正在那里玩宾果游戏，他告诉她，我太痛苦了，如果她不去，不寸步不离地守在我的床边，他就会请求医生给她介绍另一个对自己的职责更加上心的助产士。威胁产生了效果。显然，巴罗德太太对强迫她从有趣的游戏中离开感到很不高兴，她跟我几次提到这件事，而且都要加上一句：“唉，这些俄国人，这些俄国人！”
为了安抚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为她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买了各种小吃、甜品和酒。去找助产士、忙着购物和安排招待事宜，这些事情至少短暂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使他不再为我的情况而痛苦，这让我感到宽慰。除了通常分娩时遭受的疼痛之外，我还为另一件事忧心，我受苦的样子会对刚刚因为癫痫发作而身心俱疲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不好的影响。他脸上的神情那么痛苦、那么绝望，有时我还看见他在号啕痛哭，我自己也开始恐惧起来，担心自己正处于鬼门关上，回想起我当时的想法和感受，可以说，我虽然心疼我自己，但我更心疼我可怜的丈夫，我的死亡对他而言将会是一场灾难。我当时意识到，我亲爱的丈夫在我和我们未来的孩子身上寄托了多么热切的希望。如果这些希望突然破灭，对性格冲动、难以自我克制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我对丈夫的担心和不安的情绪可能拖慢了分娩的进程，巴罗德太太发觉了这一点，最后她禁止我丈夫进入我的房间，肯定地对他说，他那伤心绝望的模样让我不能安心生产。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听从了她的指示，但是我更加焦虑不安，在阵痛的间歇，我有时请求助产士，有时请求助理护士去看看我丈夫在做什么。她们一会儿对我说，他正跪着祈祷；一会儿说他正双手掩面坐在那里沉思默想。阵痛越来越厉害，我时而失去了意识，一苏醒过来就看见一双黑色的眼睛盯着我，那是我不认识的助理护士的眼睛，我很害怕，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终于，在2月22日（俄历）晚上五点左右，我的阵痛停止了，我们的索尼娅出生了。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后来告诉我，他一直在为我祈祷，突然，他在我的呻吟声中听到了一种有点奇怪的、好像是婴儿的哭声。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当孩子的哭声再次传来时，他意识到，孩子已经出生了，他欣喜若狂，一跃而起，跑到那扇用门钩别住的门前，用力把门推开，飞奔过来跪在我的床边，开始亲吻我的双手。我也感到无比幸福，因为我的阵痛停止了。我们俩都过于激动，以至于在最初的五分钟到十分钟里我们都不知道孩子是男是女。我们听见在场的一位女士问：“是个男孩，是吗？”而另一位回答：“女孩，一个可爱的小女孩！”但是，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和丈夫都一样高兴，我们感到太幸福了，我们的梦想已成真，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这时候，巴罗德太太已经给孩子包上了襁褓，并向我们祝贺女儿的诞生，孩子被抱到了我们跟前，她像装在一个白色的口袋里一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虔诚地为索尼娅画了一个十字，吻了吻她皱巴巴的小脸，说道：“安妮娅，你看，她多漂亮啊！”我也画了个十字，吻了吻小姑娘，我为我亲爱的丈夫感到高兴，因为我在他那张兴高采烈、颇为感动的脸上看到了满满的幸福感，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

……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完成他的小说《永久的丈夫》后，把它寄给了《朝霞》杂志，小说发表在了该杂志1870年的头两期上。这部小说具有自传性质。这是我丈夫于1866年在莫斯科附近的柳布林度过的那个夏天产生的回响，当时他所住的别墅与他妹妹维·米·伊万诺娃家的别墅相邻。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通过扎赫列彼宁的家庭成员描写了伊万诺夫一家。一个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医生工作中的父亲，一个终日为家务事操劳、疲惫不堪的母亲，以及快活的年轻人——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外甥和外甥女，以及他们那些年轻的朋友。女友玛丽娅·尼基季什娜这个人物的原型就是伊万诺夫家的朋友玛·谢·伊万钦娜-皮萨列娃，亚历山大·柳鲍夫是我丈夫的继子帕·阿·伊萨耶夫的化身，当然，他被极大地理想化了。在维尔恰尼诺夫身上甚至有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本人的一些特征，例如，在描写维尔恰尼诺夫到达乡间别墅后想出来的各种游戏时就体现了这一点。当年这类夏日晚会和表演的参加者之一尼·尼·冯-福赫特曾回忆说，我丈夫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这么活跃、机智。
1869年至1870年冬天，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忙于创作一部新小说，他想把这部小说叫作《大罪人传记》。按照我丈夫的设想，这部作品应该由五篇中篇小说组成（每篇小说十五个印张），而且每篇小说都是一部能够在杂志上刊登或者出单行本的独立作品。在所有的五篇小说中，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打算涉及一个困扰了他一生的重要问题，即上帝是否存在。第一篇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那个年代的素材和人物类型非常了解、驾轻就熟，甚至在国外也能把这个故事继续写下去。我丈夫想在《朝霞》上刊登的就是这篇小说。但是第二篇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一所修道院里，他必须返回俄国才能写下去。在第二篇小说中我丈夫打算把圣徒吉洪·扎顿斯基作为主人公，当然，会叫别的名字。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这部设想中的小说给予厚望，把它视为自己文学生涯的最后一部作品。他的预见后来得到了证实，因为这部拟写小说中的许多人物最后都被收进了长篇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当中。但是，当时我丈夫未能实现他的计划，因为他又被另一个主题吸引了，他在给尼·尼·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曾经提到这件事：“我对我现在正为《俄国导报》写的东西给予厚望，不是对它的艺术性，而是对它的倾向性；我想表达一些想法，即使为此完全丧失了我的艺术性也无所谓，积聚在我脑海和心灵中的东西吸引了我；就算写出来的是一篇抨击性的作品，我也要一吐为快。”
这就是在1871年公之于世的小说《群魔》。我弟弟的到来对这一新主题的出现发挥了作用。事情是这样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阅读了各种外国报纸（上面刊登了很多俄国报纸上没有的消息），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彼得罗夫斯克农学院不久后会发生政治骚乱。我丈夫担心我弟弟因为年轻和意志薄弱可能会参与进去，他劝说我母亲叫我弟弟来德累斯顿我们这里做客。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希望我弟弟的到来能够慰藉我的思乡之情，同时也能让我母亲得到安慰，她已经在国外待了两年（有时与我姐姐的孩子们在一起，有时来我们这里），非常想念她的儿子。我弟弟一直梦想着出国，他便利用假期来到了我们这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一向很喜欢我弟弟，对他的学习、交往、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绪都很感兴趣。我弟弟便饶有兴致地讲述了详细情况。于是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产生了一个想法：在他的一部小说中反映当时的政治运动，并且把后来被涅恰耶夫杀害的学生伊万诺夫（小说中的姓氏改为沙托夫）作为主人公之一。关于大学生伊万诺夫，我弟弟说他是一个聪明而优秀的人，性格坚毅，彻底改变了自己从前的信仰。当我弟弟后来从报纸上得知伊万诺夫被谋杀的消息时，他是多么震惊啊！他真心地喜欢伊万诺夫。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伊万诺夫的被害地点——彼得罗夫斯克公园和假山的描写完全取自我弟弟的描述。
我要多说几句，我弟弟来到德累斯顿成为他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他在俄国人的圈子里遇见了一位姑娘，一年后成了他的妻子。虽然新小说取材于现实生活，但是我丈夫写起来还是感到非常困难。像往常一样，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多次修改，删除了十五个印张。显然，有倾向性的小说不符合他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