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的精神世界 平装

钱锺书称“吴宓先生压根不是一个迂腐的保守派。任何一个对他那个时代有一丁点了解的人都不可能看不见他本质上的现代性。”

民国大师吴宓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代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的剧烈冲突，值得重新审视，反复言说。本书通过严谨求实的研究，为吴宓绘制了一幅精神画像，既有思辨的深度、历史的宽度，更可见文学的张力和魅力。
 

周轶群，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古典系兼职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希腊与中国比较、女性史、明清小说。著有Festivals, Feast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Greece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0），其中译本《蘋蘩与歌队：先秦和古希腊的节庆、宴飨及性别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时至今日，吴宓的学术成就和主张仍未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形象也往往失之于脸谱化和标签化。有鉴于此，本书集中选取了三个点：吴宓毕生用力甚勤的一个领域（世界文学），甚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四大宗传）和甚为喜爱的一部文学作品（《红楼梦》），通过细读其日记、诗文、年谱、书信和讲义，力图呈现出吴宓学术和思想的具体内涵与多重维度。作者用大量篇幅将吴宓与同时代的一些重要学者进行对比，以彰显他对于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关系，四大宗传在人生和文学中的作用，以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等问题的独特认识。由此，我们得以理解在何种意义上吴宓作为一个忠于传统的开创者、一个高度开放的保守者和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

前言
第一章 吴宓与世界文学
一、从清华到哈佛
二、办学与办刊
三、在中国书写世界文学史
四、世界文学史讲义和大纲
五、“青毡失路竟安之”
六、小结
附录 《海伦曲》评注
第二章 吴宓与宗教
一、“宗教必不可废”
二、孔子、释迦、耶稣、柏拉图的相遇
三、“炉火烛光依皎日”
四、柏拉图主义者吴宓
五、“自许高僧传里人”
六、孔子•孔教：千载声光
七、对信徒的批评
八、从吴宓1962 年的一段随想说起
九、小结
第三章 吴宓与《红楼梦》
一、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二、文学与宗教
三、文学与人生
四、小结
结语 吴宓的悲喜剧
参考文献
后记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吴宓都是作为一个反潮流者被批判或遗忘的。近年来，伴随着对新文化运动范式的反思，吴宓也日益成为瞩目和重估的对象。我希望本书能为这种重新审视提供一个整体性的视角。白璧德在美国虽然常常因为对宗教的态度不够积极而受到指责，但他在《民治与领袖》开头的一段话足以说明，他对宗教的重要性再清楚不过：“只要进行哪怕有一点深度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经济问题会遇上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又会遇上哲学问题，而最后哲学问题本身则会几乎难以分解地与宗教问题绑在一起。”白璧德说这句话，是为了驳斥“未来社会关心的将主要是经济问题”这一论点的，因为在他眼里这样的未来将是“非常肤浅”的。在新人文主义的事业中，白璧德本人选择了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哲学层面，而吴宓则更倾向穆尔，目光始终不离终极的宗教范畴。吴宓有一段话明显响应白璧德的观点：“人生观（或论事）本于科学者极肤浅，本于经济政治者较深。本于哲学及心理者更深，本于宗教者最深（亦最确）”。只不过，与白璧德相比，吴宓对宗教层面要关心得多。
虽然我以上的介绍一直将宗教作为重点，但那只是因为迄今为止宗教的角度在吴宓研究中最不受关注。本书所要呈现的吴宓的精神世界，是建立在文学、道德、宗教所共同构成的统一体基础之上的。宗教方面的补充会让这个统一体变得更完整，给其中的文学和道德方面增加深度和高度。作为统一体的另外两维，文学和道德之间的关系也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点。吴宓常常被视为一个道德家和以道德人生来说文学的批评家。如果在正确的前提下，这一观点是不错的。所谓的正确前提，即吴宓对文学审美的执着追求和对训诲说教以及意识形态控制的强烈反对。阿诺德曾说，最好的诗，就是在服从诗歌之真（表现为内容的真理性和严肃性）和诗歌之美（表现为辞藻和风格的合宜完美）的基础上，对人生进行批评。吴宓视文学为真善美的共生体，美在其中的地位同样神圣。这一认识的极致反映就是他对白话文运动和汉字拉丁化的抵制。在他的这些行为背后，对中国文字和文章之美的热爱恐怕是最为直接和本能的动机。吴宓的总体文学观也许包括以下两个方面：文学本身即体现真善美的统一；与此同时，在文学、道德、宗教的共生体中，文学又担当着为美代言的角色。后一方面意味着，文学的创造和研究不能离开道德的支撑和宗教的提升，而道德和宗教的修养也离不开文学的表达和陶冶。
在有生之年，吴宓自认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但同时他并不认为历史的评判就此终结了。在1960年代，他曾经说：“学衡社的是非功过，澄清之日不在现今，而在四五十年后。现在写，时间太早。”作为一个悲壮的失败者，吴宓不仅对古今中西文学和历史中的许多悲剧英雄高度认同，而且对堂·吉诃德这样一个似乎悲喜参半的文学人物特别惺惺相惜。此外，吴宓研究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也似乎标志着一个由悲剧向喜剧（以快乐结局为特点）的转变。本书的结语部分将对吴宓身上的悲喜剧作一简短讨论，邀请读者共同思考其中悲喜成分各自的意义并对下一幕进行展望。
——摘自本书《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