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兴起 精装沈汉集

对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制度历史的系统研究



 

导 言
第一节 国家的维度及其形成
国内学者在对国家下定义和进行研究时，在方法论上的主要弱点表现为两方面，一是忽视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过程论方法，没有把国家理解为一种发展过程，而是把某一种社会形态下的国家视为从一开始便已固定下来了的和成熟的国家，没有注意到一种性质的国家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其形式往往经历了部分的演变和改进，以及一种性质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往往经过一个长过程方才最后形成。二是在研究国家时，较强调国家阶级属性方面的特征，而忽视国家其他属性和特征的研究，有简单化的倾向。从哲学上说，国家的本质和内涵蕴藏在其全部发展过程中，同时又表现于国家与整个外部世界联系交往的历史中。国家的类型具有时代性或历史性。国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并非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便有的。在人类社会形态发展的诸阶段，国家在其要素的构成、活动的特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国家的概念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词汇也具有历史或时代的特征。雷蒙德•威廉斯指出，在对于词汇这种在社会文化讨论中极其重要的范畴的研究中，由于它们是在真实的环境中形成和再形成的，反映了历史中深刻的差异，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词汇时要注意其变动性。在对国家的历史研究中，我们需要对国家这个词语在不同时期内涵的变化加以分析，因为它是国家形态变化的一种反映。从本质上说，国家的活动和国家机构设置诸方面的发展受到经济生活变动的影响，同时也受到社会关系变动的影响，国家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历史性。西方一位学者指出，对国家的理论研究“要求把特殊国家和一般国家的定义综合起来，把特殊的国家形式和关于财产、人性以及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综合起来”，同时注意到国家存在的共性及不同时期国家的个性，这是给国家下一个科学定义的基本方法。
迄今为止，国外学者在对国家下定义时，就其方法而论可以分作两大派，他们的方法殊异甚大，争论也颇多。一派是从结构上来描述和定义国家，一派则从功能上来定义国家。西方学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居支配地位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的基本任务是经济和内政方面的任务，国家通过司法和镇压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疆界范围内个人和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西方学者把霍布斯、洛克、马克思、伊斯顿和波朗查斯都划作这一类。但是，日耳曼传统居主导地位的国家理论则完全不同于前者。这一派认为国家的基本任务是军事和地理政治学方面的：国家是调节它们之间关系的权力，在正常情况下，通常是通过军事力量来达到这种目的。在冈普罗维奇、奥本海默、欣茨和马克斯•韦伯那里，均可在不同程度上看到这种观点。这两种研究方法的对立同样尖锐地表现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两个流派—结构主义学派与工具主义学派的争论之中。但是，研究方法的差异并没有影响两个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学者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时结论的一致性。
从结构上来理解国家或者从功能上来理解国家都是需要的，但仅仅论及国家一方面的特征却存在缺陷。因为国家的本质有多种表现或存在形式，结构和功能都属于国家本质的存在形式。因此，任何对国家的全面定义都必须把其结构和功能两方面的因素包括进去。只不过需要补充一点，大量对国家活动史的研究表明，构成国家的要素不仅包括结构和功能两方面，还包括其他的因素，如一些非结构非功能的因素。任何对国家的完整定义必须包含国家的外观和内涵不断发展的内容。为了调和对于国家的结构的解释和功能的解释这两种冲突的学派，我们应当在研究国家的本质和国家的发展时建立国家的维度（dimensions）的理论考察方法，国家的结构和职能都属于国家的维度，但国家还包括非结构和非职能的维度，例如国家权力便是非结构非职能的国家要素。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的维度经过了历史发展和变化过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外部交往的发展，不断发生着变化。国家史的研究需要注意这种变化的特征和趋势问题。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必须把对国家的宪法史的研究与软政治的研究结合起来。从宪法学的角度来研究国家史应该说是必要的，但这种视野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宪法和法律是反映国家性质和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们描述了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关系和制度，但是，连资产阶级学者也了解，西方任何一国的宪法性文件对于国家的残酷镇压和压迫的政治统治职能总是有一种粉饰的作用，它常常用公正的词语对不公正的制度进行掩饰，把国家描绘成一种完全合法、合乎伦理并可以为绝大多数民众接受的形象。这类国家的宪法更反映不出国家在软政治和社会关系方面的诸特征。正如德国研究国家制度史的学者米提斯所指出的：制度和立法的管理并没有在封建社会早期的日耳曼国家里起决定性的作用。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们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实施的，同样的立法原则会在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下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社会发展过程为宪法和立法因素，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共同影响着。因此，从法的角度来研究国家不应当是国家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必须辅之以对国家实际统治的研究。
过去国内学者在对国家进行研究时常常把人的活动排除在国家研究之外，这是一种缺陷。任何一种国家从来不是机械地反映一种生产关系，而是一种充满人的思维的历史活动，因此国家史研究要深入研究各历史时期统治集团为维护其政治权力采用的种种治术。对国家运行起影响的不仅是“上层”的因素，同时，社会下层群众的反抗斗争和压力也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统治集团。从古代到现代，国家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民众政治的不断发展。尤其在工人阶级走上历史舞台后，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压力更是不可忽视的。任何统治阶级要维持较长久的统治，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它不可能单纯采取镇压措施，而必须辅之以社会控制手段。文明化的发展迫使统治者实行一定的自我抑制，使其统治易为被统治者暂时容忍和接受。统治者还需要用种种策略以缓和来自政府以外的被压迫群众的反抗，使之不至于发展到临界点而酿成摧毁统治阶级的革命爆发。把下层群众和革命运动对于国家的作用与统治集团心理活动的研究相结合，这就构成对国家史中软政治的研究，它可以弥补对国家简单的宪法史研究的不足。
过去我们研究国家史时比较注意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职能的研究，而对于国家权力这样一个非机构非职能性的维度注意得很不够。这种研究倾向的弱点正如波朗查斯所说的，关于国家纯粹制度性的概念使得国家权力退化为国家设置，这样在研究国家时便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今天难道有谁能回避国家和权力这个问题吗？”各派政治学者都试图对权力做出自己的定义。拉斯韦尔把权力当作“参与决策”。这种权力观的弱点在于它具有被资产阶级的政治民主程序蒙蔽的倾向，忽视了其背后对决策过程的控制作用。帕森斯认为权力是“坚持某种职责造福于整个社会制度的能力”。帕森斯的定义过分强调权力的一般社会属性即温情主义的一面，回避了权力的镇压性质和阶级控制性质。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权力的定义则比资产阶级学者的定义要全面得多。波朗查斯定义说：“权力标志着一个社会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他特别指出：“各种社会机构，尤其是国家机构，严格说来并没有任何权力，从权力的观点来看，这些机构只能与掌握权力的社会阶级联系在一起。在执行权力时，社会阶级的这种权力被组织在特殊机构中，这些机构就是权力中心。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就是执行社会权力的中心。”关于国家权力的内构问题，迈克尔•曼认为，国家权力应当包括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四个方面。意大利学者波比奥的看法与迈克尔•曼稍有差别，他认为社会权力有三种，即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国家权力是国家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对象。
随着国家的历史性发展，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告诉我们，分析一种类型的国家必须分析它是如何反映某种生产关系的，即分析国家和社会经济形态的具体关系。
涉及国家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尽管我们常常笼统地说封建主义国家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在具体的历史政治实体中，国家的性质和它的掌权集团并不处处表现出严整的一致性，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关系常常表现出波朗查斯所说的那种“错位”。而且，一般说来，国家统治集团的社会构成在一定范围内不断发生着某种渐变，如在近代国家中始终由资产阶级直接掌权的情况并不多见。国家是怎样以特定的方式通过其他集团的执政来保持其阶级属性并为它所代表的阶级服务的，是国家史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地域、民族的内涵以及其作为一种抽象的主体的政治形象有着较大差别。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中，存在着不同的当时代人指谓国家的国家概念，它们反映了国家一般的政治维系作用的特质，它属于国家非结构非职能方面的属性，是国家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史研究的对象。
以上是对国家的个案研究而言。国家史研究还应当是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种国家形态的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通过这种研究，我们还可以探讨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问题。国家总是某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国家，这种阶级属性具有非连续性。但是，国家的职能分类的发展和国家行政与司法等机构的形成却经过了数代、数世纪经验积累过程。国家必须具备的基本职能和基本机构设置不会因时代变更而发生突变，在历史长时段中表现出某种历史连续性和承继性。国家作为一种政治上层建筑随历史发展而愈益机构繁多，臃肿庞大。国家形态史发展的整体观应当是非连续性和连续性的统一。
国家的形态学分析或国家维度的研究，是阐释国家演变发展以及比较国家制度研究的有效视角。我们要反对简单的和单一的思维方式。
国家的维度的存在形式有三个最显著的特点。
第一，国家的维度在国家长时期的分阶段的历史发展中，表现出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两种现象。一些国家的维度，如国家的阶级属性、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是随着历史时期的更迭而更迭的。例如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终结了封建国家，封建国家不再延续下去，封建国家的性质中断了，另一种由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取代了旧的封建国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特别强调国家制度的非连续性即革命性的变革。
但是国家的其他多种维度却不是完全随着革命突变的。比如，国家的经济职能要继续下去，国家的机构和职能分工的特点要继续下去，一些政府职能要继续下去，法庭和司法职能也要继续下去，尽管这种或那种职能机构在下一个时代可以更改名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可能不发生变化，但也可能发生变化；分权和权力监督是几乎各近代国家都会采取的制度形式，诸如此类的连续性会呈现出来。
第二，国家尽管是如此严肃而且代表的利益不容含糊，但不能简单断言一个国家所有的维度都是同质的。国家诸维度有些是同质的，但也会有异质的维度。例如，资产阶级革命以前的国家可以简单地划入封建社会的国家范畴，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便是其中一种。这类国家按其性质来说是封建君主掌控的国家，它的法律是封建的，封建特权和封建等级制受到保护，这样的国家理应有封建的生产关系，并且应当阻碍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但是在这样的国家里，已经发展起了大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绝对主义君主制政府推行的往往是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权宜政策。所以，国家维度的不一致性（异质性）会出现在某些国家中。当然，在典型化的国家中，国家的维度性质保持了一致性，这是具有同质维度的国家。国家维度的异质性现象表明，一种国家可以从另一种制度中借用维度，这并不影响这个国家本质的性质。
第三，国家的维度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兼有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存在形式。民主制这种政治制度形式，在人类历史上不止在一个国家制度中存在过，还先后出现过古代氏族民主制、城邦民主制、贵族民主制和近代民主制。可以说，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是具有共时性的制度。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选举形式，也是具有共时性的制度形式。
在社会人文科学中，没有哪一个学科比国家制度理论更引人注目和具有冲突性。如果说经济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潜在的基础，那么国家制度便是一切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和一切社会活动不得不在其中展开的结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把第二帝国描绘为俨如密网一般缠住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肌体，是法国社会肌体上的肿瘤，这在今天仍然发人深省。只要国家存在，它就是阶级的国家，它只能是阶级进行社会压迫的工具和社会不公正的代表，它本质上是社会的肿瘤。因此，在国家中，理想的全体人的民主和理想的社会政治公正总是难以实现。
佩里•安德森曾指出：“在我们对过去的理解中产生了重大成果之时，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和文化层面—得到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就是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国家、阶级和政治，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问题。而这一点又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被学者所认识。
国家及其活动是无法掩藏的，它也从不掩饰它与现实世界的政治和利益的关系。它公开的清晰的政治线索使我们能对它做出判断，同时我们也要研究为什么人们没有对它给予足够的注意。
因此，必须确定一种新的更具有包容性和概括性的国家研究方法论或定义的方法论。

沈汉，男，1949年3月生，江苏常熟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英国史、欧洲史、农业史、资本主义史、中西近代思想比较为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代议和议会制度史委员会会员。有著作、译著共22种印行。

国家是社会历史的中心问题，国家制度史是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本书是对中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制度历史的系统研究；对各种类型的封建国家、城市国家、帝国、民族国家和近代国家、现代国家的发展做类型学和国别史的研究；对政治制度发展跨越历史时期的连续性和国家政治制度发展的动因等问题提出了新认识。
全书共分为三编：“新型国家的萌芽”“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形成”“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运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家的地域、民族的内涵以及其作为一种抽象的主体的政治形象有着较大差别。本书既有对具体国家的个案研究，也有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国家形态的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

导 言
第一编 新型国家的萌芽
第一章 中世纪国家的特征
第二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市国家
第三章 西欧绝对主义国家
第四章 中欧、东欧绝对主义国家
第五章 等级制和等级会议
第二编 资本主义国家结构的形成
第六章 近代国家的结构
第七章 议会制国家：英国
第八章 官僚资产阶级国家：法国
第九章 军事封建国家：德国
第十章 专制主义国家：俄国
第十一章 行政国家：美国
第三编 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运行
第十二章 资本主义国家统治的合法化手段
第十三章 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
第十四章 选举权、公民权和资本主义民主制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
第十六章 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第十七章 战后挑战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
第十八章 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全球化时代的国家
参考书目
作者著译作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