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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齐鲁文化”的形成,探源中华文明的哲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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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齐鲁文化”的形成,探源中华文明的哲学突破
春秋时期,孔子整理六经、创办儒学、周游列国传播儒学思想,引起其他诸子的回应,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本书从四个方面论述百家争鸣对齐鲁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影响:一是使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二元一体的“齐鲁文化”概念形成;二是儒学经过百家争鸣,得到完善和深化,到汉代被确立为治国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三是稷下学宫是百家争鸣的主阵地;四是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成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文化重心。本书对于传承齐鲁文化、把握中华文明演进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百家争鸣”是中华文明“轴心时代”中的重要一环,有了百家争鸣,才有了中华文明的“哲学突破”。各学派实现了哪些“哲学突破”?诸子百家争鸣的主体是齐鲁诸子,诸子大半出齐鲁。儒、墨显学俱出于鲁,黄老道家、阴阳家和兵家皆出于齐。下面对这五家分别细述:
儒家是百家争鸣的主角,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他们一方面扛起了宗周礼乐文化的大旗,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改革和创新。孔子思想的哲学突破是“援仁人礼”,在因循传统礼制的基础上,注入仁的精神内核。仁最早的用法是表示外在美,孔子把它扩充为表示内在德性,并发展成为统摄一切德性的最高原则,成为理论体系的核心。援仁入礼的实现途径是:首先,唤醒个体的仁心,使其在情感上产生道德觉醒;其次,在实践中修炼人心,使仁成为稳定的道德基础;再次,达到仁礼合一的理想境界,实现内圣外王。孔子的“援仁入礼”,使仁成为礼的内在支撑,建构起了一种更具人文精神的思想体系。孟子和荀子分别发展和深化了孔子“仁”和“礼”的思想。孟子的哲学突破主要是“性善论”和“仁政”,前者是以心释仁,从人性论上为孔子的“仁”寻找到了理论根据,后者以仁治国,把“仁”的实践范围从个人修养和人际交往扩展到了国家治理;荀子的哲学突破主要是“隆礼重法”,倡导在治国理政上,礼与法并重,这是把孔子的礼治向法治做了开放,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对法家思想的吸收。
孟子和荀子两大儒家大师各自发挥孔子“仁”和“礼”的思想,一个重内圣,一个重外王,共同建构和完善了儒家思想体系。
墨家学派的“哲学突破”表现在:针对儒家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有差别的“仁爱”,墨家提出众生平等的“兼爱”;针对儒家对鬼神“敬而远之”的态度,墨子提出“明鬼”,宣扬鬼神实有,目的在于通过鬼神的“赏贤罚暴”来警醒当时的统治者;针对儒家“生死在天,富贵有命”的说法,墨家提出“非命与天志”,反对命定论,强调个人的主观意志和作为;墨子继承了周代的道德、宗教之“天”,认为天是不可违背的,并多次提到要顺从天意。
稷下黄老道家产生于齐国的稷下学宫,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具有典型的齐学特点。本书以《管子》四篇为中心,论述稷下黄老道家的“哲学突破”:在宇宙论上,《管子》提出“精气说”;在心气论上,提出“以心受道”理论;在政治论上,提出“心体君位”说;在修养论上,发展了心形双修理论。
邹衍是阴阳五行家的代表,其思想体系由四时教令思想、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构成。四时教令思想是用阴阳消长和五行相生关系来解释春、夏、秋、冬四季的产生和运行,并倡导君主要顺遂四时,在不同时节发布和施行不同政令;五德终始说是用五行相克关系来解释朝代之间的更迭和历史发展的演变规律;大九州说打破了《禹贡》九州的传统框架,构建了一种新的天下秩序。
齐鲁是兵家重镇,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兵学主要有《司马穰苴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以及吴起兵法和《管子》《荀子》中论兵法的部分。《孙子兵法》是其中的代表,其核心内容是:慎战的战争观、务必全胜的作战思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作战指导原则,“兵不厌诈”的伐谋思想,以及火攻、用间等具体战术。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对齐鲁文化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可以概括为四点:一是使齐文化和鲁文化走向融合,二元一体的“齐鲁文化”概念形成;二是儒学上承西周礼乐文化,经过百家争鸣,其思想得到完善和深化,到汉代被确立为治国思想和核心价值观,对中华文明影响深远,可以说是儒家成就了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三是稷下学宫是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主阵地;四是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成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文化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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