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同种”的虚与实：日伪东亚联盟运动的兴亡 平装中外文明传承与交流研究书系

揭露东亚联盟论配合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本质，批判其为侵略战争翻案之逆流揭露东亚联盟论配合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本质，批判其为侵略战争翻案之逆流 

《“同文同种”的虚与实——东亚联盟论剖析》是国内一部研究东亚联盟论及东亚联盟运动的力作。该书搜集大量的中日文原始史料，详细阐明了东亚联盟论的历史渊源、具体背景、基本主张及性质，认为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联盟论，与近代以来日本的亚洲“连带”思想、大亚洲主义存在着历史继承关系。揭露东亚联盟论配合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本质，批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史桂芳，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抗日战争史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2项，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出版多部学术专著,在《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世界历史》、《当代中国史研究》、《史学月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本书在挖掘、使用大量中日文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东亚联盟论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背景，深刻揭示了东亚联盟论的基本主张、传播方式，以及东亚联盟运动的形成、发展与瓦解等，指出东亚联盟论打着“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的旗号，配合日本政府“建设东亚新秩序”政策的本质。
书中不仅探讨了东亚联盟论与大亚洲主义的相承关系，还比较了东亚联盟论与同时期为侵略战争张目的理论之异同，认为东亚联盟论的“政治独立”更具有欺骗性和伪善性。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后，以东亚联盟论附会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成立了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企图以此为投敌叛国辩解，破坏中国抗战。
战后世界形势风云变幻，国际社会并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侵略罪行，东亚联盟论没有受到彻底批判，成为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翻案的依据之一。因此，揭露东亚联盟论配合日本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本质，批判为侵略战争翻案的逆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一章 近代日本亚洲的形成及演进
第一节 日本“锁国”与“开国”
第二节 明治维新：日本走上近代发展之路
第三节 近代日本两种亚洲观的形成及演进
第二章 东亚联盟论产生的历史条件
第一节 近代日本天皇制的确立及其社会影响
第二节 民主潮流的起伏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第三节 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的激化
第四节 日莲预言与最终战争论
第三章 东亚联盟论剖析
第一节 东亚联盟论的提出和形成
第二节 东亚联盟论分析
第三节 东亚联盟论的特点及实质
第四章 东亚联盟论与日本侵华战争
第一节 东亚联盟论与日本侵华战争
第二节 全面侵华战争时期的东亚联盟论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下的东亚联盟论
第四节 东亚联盟论响应战争体制
第五章 日本的东亚联盟运动
第一节 东亚联盟协会的成立
第二节 东亚联盟协会的主要活动
第三节 东亚联盟协会的改组
第六章 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东亚联盟运动
第一节 沦陷区伪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汪精卫对东亚联盟论的阐释
第三节 汪精卫的东亚联盟运动
第四节 日伪东亚联盟运动之比较
第七章 东亚联盟论在战后的影响
第一节 美国主导下的战后日本改革
第二节 侵略理论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近代日本亚洲观的形成及演进

近代以来随着“西力东渐”,东亚地区传统社会秩序逐渐瓦解。日本从美国“黑船”叩关、中国鸦片战争失败等一系列事件中，看到了处于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威力、生机和趋势，开始对曾经崇拜、学习、效仿的中国文化转变态度，怀疑、贬低甚至鄙视替代了以往的敬仰；对西方科技、制度、文化产生了兴趣，并学习西方实行社会改革，努力追赶西方的步伐，力争与近代强国为伍。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社会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日本步入近代国家的行列，它对中国、亚洲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近代以降，日本社会上存在着两种颇具影响的亚洲观，即“脱亚”和“兴亚”。两种亚洲观都以扩张日本利益、侵犯亚洲各国主权为目的，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本的对外决策。

第一节  日本“锁国” 与“开国”
一、“锁国”体制的形成
1603年德川家康在江户开设幕府，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后一个武家政权。17世纪初，人类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转折。西方主要国家的资本主义萌芽经历200多年的演进，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繁荣。商品经济的目的是交换，交换需要广泛的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海外市场。而位于西南欧的葡萄牙、西班牙因地理环境、国内市场等方面的制约，将开拓海外市场作为发展商品交换的手段，由此带来了两国航海技术的发达，其远洋航海能力在世界首屈一指。于是，欧洲各国探险家纷纷开始海外冒险之旅。
早在15世纪末，意大利探险家哥伦布就登上了美洲大陆，此后又三次到达美洲，开启了欧洲与美洲持续接触和交流的进程。欧洲人海外探险和开拓海外殖民领地的活动延续了几个世纪。在史无前例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的冒险家纷纷漂洋越海来到东方，从事商业贸易、传教甚至海盗等活动。马克思说：“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16世纪海上强国的探险家们来到亚洲，在这里从事商业贸易、建立殖民领地。1543年，一支葡萄牙船队在前往中国宁波的途中遭遇台风，船只被迫漂泊到日本鹿儿岛（大隅国）南部的种子岛，成为最早来到日本的欧洲人。葡萄牙人带来的火铳（步枪）引起日本人的兴趣，种子岛岛主时尧花高价从他们手中购得火铳，并效仿制造。16世纪末，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火铳制造国，军队使用火铳后战斗力提高。
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人也来到了日本。从事贸易活动的同时，西方人在日本建立教堂，传播天主教教义，发展信徒，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念。一些大名、武士接受教会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有的大名捐出土地供修建教堂和传教士传教使用。据统计，1582年前后，日本各地教徒有15万人之多，教堂200多座。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还在日本设立“居留地”，供其国民生活。西方人在日本享受治外法权等特权。日本南方的鹿儿岛等地，离幕府统治中心较远，当地的大名利用地理之便，频繁与西方人进行贸易，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还大量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军事力量也日渐强大，成为幕府的潜在威胁。非但如此，日本人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流中，接触到西方民主、自由等价值观以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思想，对幕府的专制统治和严格的等级制度产生不满。幕府认为基督教宣传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威胁着日本传统的统治秩序，必须加以限制。
为了稳固幕府的统治，控制大名与国外的贸易、交通，德川幕府于1632—1639年连续发布五道“异船御禁止”令（后人称之为“锁国”令），禁止外国船只进入日本，也不允许日本人到海外从事贸易等活动，日本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锁国”时期。幕府要求日本的天主教徒一律改信佛教，防止西方利用宗教宣传其价值观，“侵蚀”日本人的思想。“锁国”时代，幕府只允许西欧的新教国家荷兰在日本从事贸易活动，在长崎建立专供荷兰人居住、经商等活动的“出岛”，并限制其活动范围。于是，长崎成为“锁国”体制下日本与西方通商的窗口，荷兰在近世日本了解西方的科技成果、社会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西方的新思想、新科技被日本人统称为“兰学”。幕末不少日本人开始努力学习荷兰语、接触“兰学”，并对西方的思想文化、科技、教育等产生兴趣。
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严格限制日本人与西方人的交流，防止西方人在商品贸易活动的同时，传播天主教等宗教思想，以及民主、自由、平等一类的价值观。从主观上讲，“锁国”政策带有一定的防范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目的。日本实行“锁国”政策后，西方各国对日贸易量确有减少，天主教教堂被关闭，不允许西方传教士自由传教。日本接受天主教洗礼的教徒受到幕府残酷迫害，多地爆发天主教起义事件。从表面上看，幕府“锁国”似乎带来了成效。但是“锁国”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对外政策，它只能延缓民族危机的来临，并不能根本解决危机，且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后，“锁国”逆历史潮流而动，只能导致更严重的民族危机。
二、“锁国”下的民族危机
日本实行“锁国”的第二年即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1688年英国以“光荣革命”的形式，将国家权力由国王转移到议会，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成果，带来了世界性的影响，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18世纪后期世界先后发生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北美确立了统治地位。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主要表现就是大机器工业代替了手工业，机器工厂代替了手工工场，工业革命给生产力带来了飞速提升，并迅速影响到西欧和北美等广大地区。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崭新的面貌向世人展示着勃勃的生机与活力。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革命的深入，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交往与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关系悄然改变。西方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和以机器生产为代表的工业革命，也给位于世界东方的亚洲各国带来深刻影响。而当时日本处于“锁国”状态，“锁国”作为消极的对外政策，强制隔绝日本与外界的往来，阻碍外来文明，必然影响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拉大与西方各国的差距。幕末的日本潜伏着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西力东渐”之时，中国实行了闭关自守政策。1672年清政府发布“海禁”令，限制船只出海。后虽解除禁令，但是，仍然严格控制与外国的贸易。清政府希望通过闭关政策，割断中国人与外界的交流渠道，阻止西方“奇技淫巧”、价值观的浸入，企图通过闭关自守巩固统治，防止殖民者的入侵。闭关自守毕竟是一种消极的对外政策，与世界发展潮流背道而驰，不仅人为地拉大与先进文明的差距，也难以抵御资本主义的侵犯。英国通过1840年的鸦片战争，用洋枪洋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紧闭的大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失去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
鸦片战争不仅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也引起日本上层人士的关注。“中国被打败”的消息传到日本，从幕府将军、藩主大名、普通武士到各地商人、乡村地主都受到强烈刺激。他们在中英鸦片战争中看到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威力，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幕府中的一些人认为中国败在远道而来的英国手下，实出意料。老大的中国都被西方国家打败，区区之日本的命运更为堪忧。幕末重臣、明治初年任海军大臣的胜海舟在《中国骚乱之概况》一书的按语中指出：“邻国之事也是我国之鉴。欧洲的势焰渐入东洋，有剥林以肤之诫。识者寒心，岂其梗概。” 总理幕府政务的老中水野忠邦认为鸦片战争“虽为外国之事，但足为我国之戒” ，应以中国为前车之鉴，避免重蹈丧权辱国之辙。
后来的历史证明，具有“物哀”特质的日本人这次不是庸人自扰，日本的确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开始染指日本。1844年7月，荷兰海军上校科普斯率舰队到日本的长崎。科普斯带来荷兰国王威廉二世的亲笔信，威胁日本如不向荷兰敞开国门，将引发严重后果。1845年英国人多次来到日本，要求开埠通商。1845年法国舰队司令塞西尔少将率军舰到日本，要求在日本传教、通商。幕府深感西方各国的压力，极力避免与欧美各国发生冲突，危及统治。在西方各国的威胁和直接压力下，幕府修改驱逐外国船只的命令，规定：漂流到日本的外国船只，日本可以提供饮水、粮食，给予适当的协助，促使其尽快离开。但是，幕府仍然没有向西方各国敞开国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