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78年,时任周王朝卿士的刘康公,对治国理政发表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评论,其中最关键也最常被后人征引的两句话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所谓的“祀”,指宗教祭祀;“戎”,指军事战争。在刘康公看来,祭祀和战争是国家政权稳定的最核心要素。因为,祭祀用来沟通天地神灵,可以赢得政权统治的合法性,确保国内民众衷心拥护。军事战争用来安邦定国,可以开疆拓土,抵御外敌,确保自己在列强环伺的残酷竞争中生存下来。祭祀用于安内,军事战争用于攘外,两者紧密结合,可以确保国家内外稳定,长治久安。刘康公的观点,代表了春秋中期及之前古人对国家治理核心要素的认识和理解。
无独有偶。到了春秋晚期,出生于齐国而成名于吴国的军事家孙武,在其名著《孙子兵法》中也表达过一句关于国家政治的至理名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孙子在此所说的“兵”,即刘康公所说的“戎”。两人虽都谈论了国之大事,但刘康公认为“祀与戎”为头等要务,而孙子却认为只有“兵”才最为重要,“祀”可以忽略不计。这说明到孙子生活的春秋晚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文理性的觉醒,宗教祭祀、求神祈福等鬼神观念已逐渐淡化,祭祀行为已不再被高度关注和重视。
从刘康公的“祀”“戎”并重,到孙武的重“兵”轻“祀”,体现了春秋时期社会观念的转变。在这一转变历程中,“戎”“兵”所代表的军事战争,始终都是国家治理的最核心要素,“军事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成为历史嬗变的指针”。中国古代最先进的生产力,往往都发源于军事战争领域,“各种制度建设的完善和重大改革举措的推行,往往以军事为主体内容”;军事历史与军事思想在古今中外都是“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可以说,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政治变迁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内涵丰富的军事战争史,“也是一部军事思想文化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