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适值《信息方式》译成中文之际，我想借此机会简短回顾一下我自本书1990年以英文面世以来的工作。《信息方式》探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与电子媒介交流的关系，指明前者如何使后者可被理解，而后者又是如何破坏并改变前者的轨迹。因此，《信息方式》首开一种思考方式，但并未将其触觉伸及它的所有意蕴。
其后，我于1995年出版的《第二个媒体时代》一书则力图纠正这本书的某些不足。我特别对后结构主义和电子传播的结合提出来的一些政治问题，开始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我探讨了后现代理论及新技术与多元文化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关系等论题。我还述及哈贝马斯的共识交流理论与波德里亚的模拟符号学。最后，我对早期关于福柯的话语理论与数据库的关系的讨论，尤其是关于主体的构成这一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拓展与澄清。《第二个媒体时代》的另一首创是联系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发展将刷新我的理论分析。《信息方式》考察了法国迷你电信(Minitel)这种联网电脑的早期试验，从而引入了作为交流技术的联网电脑这一问题。但是，全球化的电脑网的蓬勃兴起是90年代初的事，这时的网络有文字、有声音、有图像。因此，我在《第二个媒体时代》中便能够界定诸如收音机、电影、电视这类播放媒体与因特网这样的互动媒体的特别重要的区别。我把信息方式的概念进一步引入到对因特网的分析中，从而使我能够辨别在新技术下身份的形成有着这些独特特征：即人们坚持将自我构建看成是技术文化的直接特征。在因特网社群中，人们为了联机交流而塑造一个身份。联机交谈的成功与否随人们以文字改变自己所塑造的身份的能力而定。我把这种实践理论化，认为这是因特网所特有的，尽管早期的一些习俗，如化装舞会、私人广告以及笔友，也预含其某些特征。关键之处并不是在意识中进行理想主义的自我构建，而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身体与言语行为或书写的分离使得自我构成的新形式成为可能。这些实践新就新在它们对停泊于社群中的中心主体这一历史幻觉进行系统化的抵制。
自1995年以来，我的工作就一直集中于对因特网进行理论考察。在《赛博民主： 因特网作为一个公共领域?》(Cyberdemocracy：the Intemet as a Public Sphere?)一文中，我批判了人们常见的那种将赛博空间并入现有的民主形式中的努力。我论证，在赛博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适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因特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且暗示了力的种种新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发展起来。《虚拟现实的理论化：波德里亚与德里达》以及《虚拟种族》两篇论文所探讨的问题是联网电脑所特有的那种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可能会如何影响种族性。人们置身于赛博空间时，能否继续保持其植根于地域的种族身份?有了因特网就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民族、身份与全球技术》一文则比较了印刷在民族身份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与因特网上的书写条件。《数字作者与印刷作者》一文考察了福柯的作者功能这一观念，进而对比了书籍时代的原作者身份(authorship)与全球化的多媒体超文本的原作者身份。我们所知的原作者身份这一概念具有合法的思想特性的框架，因此我提出这一问题，在出版向游移不定的电子化转换时，这种原作者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技术的存在》一文对海德格尔论技术的论著加以批判，赞许他拒绝把工具性当作对机器的解释，但也质疑他的理论对信息机器的适用性。作为对自然和人的“挑战”及“储存”的技术被海德格尔界定为工业时代的原则，人们是否能够对赛博空间的技术也进行如此理解?
我目前承担着两个项目。其一是有关数字生产与复制时代的商品。我的问题是，当物体已变成非物质或数字化的时候，对商品进行资本主义式的构型是否还有可能?其二则是向因特网日益发展的世界提出一个很一般的问题。因特网到底是何物?我的论点是，它与笛卡儿所谓的“广延物体”的任何以往形式都不相似。广延物体使得“思维客体”能够将其自身构建为一个外部他者，处于一个能够认知并掌握广延物体的位置。因特网便是一个广延物体，就像一把锤子：无论其构型是多么复杂，它仍由物质客体构成——电脑、电话线、通讯卫星和电缆线。然而，它并没有早期广延物体的固定性和种种局限，而是更像心智或精神的本质上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物体迷惑了主体与它的他者之间的正常联系，为人类结构的形成打开了种种新方向。我们是否将要进入一个决定性不足(underdetermination)的世界，自我在这一世界中将被结构成后人类(posthuman)?我计划在以后的几年里，探讨新媒体所提出的这些较为棘手的问题。
其后，我于1995年出版的《第二个媒体时代》一书则力图纠正这本书的某些不足。我特别对后结构主义和电子传播的结合提出来的一些政治问题，开始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我探讨了后现代理论及新技术与多元文化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关系等论题。我还述及哈贝马斯的共识交流理论与波德里亚的模拟符号学。最后，我对早期关于福柯的话语理论与数据库的关系的讨论，尤其是关于主体的构成这一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拓展与澄清。《第二个媒体时代》的另一首创是联系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发展将刷新我的理论分析。《信息方式》考察了法国迷你电信(Minitel)这种联网电脑的早期试验，从而引入了作为交流技术的联网电脑这一问题。但是，全球化的电脑网的蓬勃兴起是90年代初的事，这时的网络有文字、有声音、有图像。因此，我在《第二个媒体时代》中便能够界定诸如收音机、电影、电视这类播放媒体与因特网这样的互动媒体的特别重要的区别。我把信息方式的概念进一步引入到对因特网的分析中，从而使我能够辨别在新技术下身份的形成有着这些独特特征：即人们坚持将自我构建看成是技术文化的直接特征。在因特网社群中，人们为了联机交流而塑造一个身份。联机交谈的成功与否随人们以文字改变自己所塑造的身份的能力而定。我把这种实践理论化，认为这是因特网所特有的，尽管早期的一些习俗，如化装舞会、私人广告以及笔友，也预含其某些特征。关键之处并不是在意识中进行理想主义的自我构建，而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身体与言语行为或书写的分离使得自我构成的新形式成为可能。这些实践新就新在它们对停泊于社群中的中心主体这一历史幻觉进行系统化的抵制。
自1995年以来，我的工作就一直集中于对因特网进行理论考察。在《赛博民主： 因特网作为一个公共领域?》(Cyberdemocracy：the Intemet as a Public Sphere?)一文中，我批判了人们常见的那种将赛博空间并入现有的民主形式中的努力。我论证，在赛博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适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因特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且暗示了力的种种新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发展起来。《虚拟现实的理论化：波德里亚与德里达》以及《虚拟种族》两篇论文所探讨的问题是联网电脑所特有的那种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可能会如何影响种族性。人们置身于赛博空间时，能否继续保持其植根于地域的种族身份?有了因特网就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民族、身份与全球技术》一文则比较了印刷在民族身份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与因特网上的书写条件。《数字作者与印刷作者》一文考察了福柯的作者功能这一观念，进而对比了书籍时代的原作者身份(authorship)与全球化的多媒体超文本的原作者身份。我们所知的原作者身份这一概念具有合法的思想特性的框架，因此我提出这一问题，在出版向游移不定的电子化转换时，这种原作者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技术的存在》一文对海德格尔论技术的论著加以批判，赞许他拒绝把工具性当作对机器的解释，但也质疑他的理论对信息机器的适用性。作为对自然和人的“挑战”及“储存”的技术被海德格尔界定为工业时代的原则，人们是否能够对赛博空间的技术也进行如此理解?
我目前承担着两个项目。其一是有关数字生产与复制时代的商品。我的问题是，当物体已变成非物质或数字化的时候，对商品进行资本主义式的构型是否还有可能?其二则是向因特网日益发展的世界提出一个很一般的问题。因特网到底是何物?我的论点是，它与笛卡儿所谓的“广延物体”的任何以往形式都不相似。广延物体使得“思维客体”能够将其自身构建为一个外部他者，处于一个能够认知并掌握广延物体的位置。因特网便是一个广延物体，就像一把锤子：无论其构型是多么复杂，它仍由物质客体构成——电脑、电话线、通讯卫星和电缆线。然而，它并没有早期广延物体的固定性和种种局限，而是更像心智或精神的本质上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物体迷惑了主体与它的他者之间的正常联系，为人类结构的形成打开了种种新方向。我们是否将要进入一个决定性不足(underdetermination)的世界，自我在这一世界中将被结构成后人类(posthuman)?我计划在以后的几年里，探讨新媒体所提出的这些较为棘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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