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学与唐诗——中晚唐诗风的一种文化考察

　　宋学的再振是近现代学术史上一个比较突出的走向。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汉宋兼重”的口号整整影响了一代学人的学术思路。这一走向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其最突出的精神指向就是在乾嘉考据之学中输入宋儒的淑世激情。与此相对，自晚清以来，宋诗也不断受到诗人与学者的重视。从近现代诗学研究的传承关系看，重新认识宋诗既是对传统诗学的一个总结，也正成了现代诗学一个起点。与史家好论唐宋之别不同，诗家多研究唐宋诗的联系，并由此重新认识中晚唐诗风，构建近古诗歌发展的历史。前期沈曾植与陈衍的“三关说”、“三元说”就是如此。此后现代学者多从古人的价值判断中解脱出来，而将其作为一历史现象研究其演变轨迹与变化原因。如钱钟书先生《谈艺录》首论“诗分唐宋”，指出唐宋诗属两种艺术类型，只有风格个性之别而无高下之分，两者相济构成了古代诗歌的总体风貌。朱自清先生又从诗文关系上辨析唐宋之别。又如游国恩先生云：

　　“顾中唐以前之诗，大抵多偏于情感，其中不谓全无意思，但以意为主之诗则鲜见。盖中唐以前之诗人，其作诗之态度为随便的，其诗之出发点为情感的，其根据为性灵的，其文词为平易的，其意义为明显的，其音节为自然的，其形式为韵文的。中唐以后因文学之自然趋势及反动，诗之形质渐起变化，而与前此迥异。”

　　“此数家(韩愈、卢仝、孟郊、贾岛)乃非随便的而为认真的，其出发点多非情感的而为理智的，其根据多非性灵的而为学问的，其特征多为逻辑的而非形象的，其文词多非平易的而为险仄的，其意义多非明显的而为艰涩的，其音节多非自然的而为生拗的，其形式多非韵文的而为散文的。此诗之极变，与唐以前之诗大不相同者也。若以‘言志’一义绳之，中唐以前之诗，只能做到‘情’字，中唐以后之诗，则兼做到‘思’宇，实诗

学一大进步时期也。”

他以韩愈、卢仝、孟郊、贾岛等中唐诗人为黄庭坚诗之渊源，并从创作态度、诗歌内容、语言风格、表达方式等方面说明他们之间的联系。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诗史兼长的学者又将这一命题置于广阔的历史空间中考察，他们不仅于中唐诗中探究宋诗渊源，而且由这一命题发掘出关于唐宋文化转型的新课题。如陈寅恪先生认为韩退之之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后来苏东坡、辛稼轩之词亦是以文为之，此则效法退之而能成功者也。”他既从诗歌艺术上论述中唐诗与宋诗的联系，又从论韩愈一事提出关于唐宋文化关系的重要论断：“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此论从整个历史文化高度为现代宋学与宋诗的研究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空间，同时，也在学术思想与方法论上为中唐诗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方面中唐诗风与宋诗风的关系是唐宋文化转型的一种反映；另一方面，从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唐宋诗风的关系，可以对中唐诗歌特点与其承转过程获得新的认识。如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已在这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学术范例。

　　近年来，随着宋学研究的深入，中晚唐文化也日渐为学人所重视。从学术文化上论述唐宋文学的转变颇为中外学者所关注。如陈幼石《韩柳欧苏古文论》、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朱刚《唐宋四大家道论与文学》等都以这一研究视角论述了古文运动的历史意义。又如邓小军《唐代文学精神》、林继中《中唐—北宋文化建构文学史纲》、董乃斌、程蔷《唐帝国的精神文明》也是从各种文化要素上探索了唐代文学的内在精神，分析了这一精神“宋学化”的过程。亡友张跃《唐代后期儒学》以及海外学者Davll Mcmullen《唐代士人与朝廷》、Charles Hartman《韩愈与唐朝的统一》、Jo-shui Chen(柳宗元与中唐士风的变化》、K．Bol《自我文化：唐宋士人精神的转变》都研究了中晚唐士人的文化个性，探讨了唐宋儒学复兴的文化联系。王水照师《宋代文学通论》对这一课题作了深入的阐述。该书《绪论》通过对“宋型文化”的历史定位，打破了传统的朝代划分的局限，揭示出安史之乱后中唐文化的“过渡性”与“转变期”的特点。凡此都可见出陈寅恪先生所拈示的这一学术命题在当代学术研究中的影响。但因受现代学术分工的限制，目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或偏于古文运动一事，或偏于哲学概念的推演。其研究的重点总的来说是“重文而轻诗”，尤其是以西方学者为代表的单纯的哲学史研究，多将诗歌置之不论。这不仅在思想史上难以完整地诠释这一阶段的文化特点，而且即以文学史而言，也难以全面把握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精神。笔者以为，这些不足关键在于未能充分认识到唐人“诗学不分”这一特有的知识体系。诗歌是中唐至宋主要的文化载体，是士人抒情言志的最主要的语言工具。因此，诗歌是当时思想史上最丰富的原始资料。若持现代文史哲概念，诗文分治，舍诗歌而求当时人思想，自然有单薄之嫌。笔者即上述前辈时贤的研究为基础，力求从综合的角度去探讨中唐诗中的一些问题。

　　本书研究的具体内容是唐代中后期(从唐德宗建中元年[776年)至唐宣宗大中末年[860年))学术与诗歌发展的关系，主要考察中唐儒学复兴思潮对中晚唐诗风演变的作用，并从这一角度阐释构成中晚唐诗歌风格的文化要素与其在文化思想史(包括诗史)上的意义。笔者试图通过说明唐学与宋学的内在联系与演化过程，分析中唐诗歌作为宋诗前导的一些特色，进而研究导致唐诗向宋诗转变的一些具体原因以及转变过程的一些具体环节，希望能够从唐宋学术的承转关系上探究出决定唐宋诗风变化的文化底蕴。

　　本书在考察学术本身与诗歌发展的关系时，以考察啖、赵、陆《春秋》学派为重点。因为这一学派最早表现了中唐儒学在学术上的变异，整个中唐学风的变化就与这一学派的影响极有关系。本书以元、白讽谕诗风为例，具体分析了当时诗人对这一学说的接受过程与态度，并由其诗歌的具体内容观照这一学派对贞元元和讽谕诗风的影响。这主要是论述学术精神与诗风的关系。元和一朝“龙虎榜”成员在士林中影响甚大，这也是中唐士人成长的一个典型事例。本书分析了这一群体形成的原因，说明了元和尚奇学风的特点，并由此论述了这一学风与韩孟诗派诗歌风格的关系。这是论学术态度与诗歌发展的关系。本书还论述了唐后期子学、史学对诗歌发展的影响。从整个唐代学术史看，由前期重经学与辞赋之学转向偏重子、史之学是唐中后期学风的一大变化。中晚唐诗的理性意识与学人化个性的形成与此是极有关系的。这也是唐诗向宋诗转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咏史怀古诗是晚唐诗歌最突出的成就，从其时学术背景看，这一文学现象与其时士人重学尚史之风关系甚大。本书分析了士人文化由诗赋型向学者型转变的趋势，说明了这一种诗风与唐人知识结构、求学方式转变的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分析所谓“学人之诗”的特色。这是论其学术结构与诗风的关系。本书的最后部分论述了以“三关说”为代表的诗学思想与诗史观念，在梳理前说的基础上，对“中唐中枢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目的是以此来对全书的思想作一总括。同时，也欲以此表明本书的学术观念渊源所自。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是学术史与诗歌史的交叉部分，故采用的方法也具有交叉性特点。笔者尽可能将史料的钩稽与对学术文化的理论思考及艺术风格的鉴赏结合起来。于史实的发覆中求得思辩的突破是笔者企而未得而又求之不舍的一个学术境界。在具体操作中主要采用以点带面的研究方法，以具体的人、事、学、诗的考察为基础，再对当时的学术观点、诗学思想与诗风作理论阐释。全书大体上以时间秩序展开，希望能以此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诗史线索。全书以群体考察为重点，同时，也作了一些个案研究，笔者力图从士风、学风上为诗史演变建构出一个历史空间。

　　笔者深感这是一个极富魅力的学术命题，同时，又是一个牵涉面较广、难度较大的课题。全书所作的工作仅是初期的尝试性探索。所论多集中于主要的思潮与代表性诗人，很多内容还未涉及，一些命题也未及展开。全书基本上是以几个专题性研究组合起来的，笔者无能也无意追求体例的完备。这些都是有必要向读者说明的。

　　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来研究，在西方史学中出现较迟。很多学者认为直至五十年代雅克•勒戈夫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出版后，古代知识分子研究才成为西方史学一个学术中心。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一直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这就是所谓“士”的研究，不仅正史中有“儒林传”“隐逸传”“道学传”等士人传记，而且还有各类“名士传”“高士传”与“学案”之类专著。现代学者也对这一阶层的历史怀有极大学术兴趣，形成了一些重要的学术名著。他们在解读历史，也在解读自身的命运。然而，对我们这一代学人而言，它却成了一个新的领域，以至这一个古老的学术命题在近十年里竟成了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古代的“士”与现代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概念既有相似之处，又不尽相同。在我看来，以知识作为生存手段是其相似之处，而以文学为知识核心，以文学才华作为基本的人才价值标准，这又是中国古代士人与现代知识分子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这是由科举取士制度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认识古代士人的知识体系，分析它的价值构成与演绎过程，应是认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文化性格的一个重要途径。笔者以为这也应是我们古代文学研究者需要思考的一个学术命题。十年前，我在京城遇到一个西方学者，他曾问我：“我不懂为什么在中国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学生、论文有那样多，在西方古典文学研究是非常专门的，且其中大多数人与大多数论著都集中在古典语言研究上。但是，你们古典文学研究好像更关注文学以外的东西。”我告诉他：在中国古代长时间内并不存在职业作家这一个阶层，文学不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而是所有士人生存的基本能力。因此，我们古代文学的概念比西方的“classic”要广得多，它不仅是指经典的(classical)、传统的(traditional)，而且还包括了很多现代文学概念之外的东西，它们本身是与史学、哲学的内容交叉在一起的。多数古代文学作品本身就是一个时代文化的综合体，它们是每个时代的社会文化中心。西方所说的“文学本体”在这里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中国古代文人较少有意识地追求它。所以，我们研究者也较少专注于此。至今想来，我对这一回答仍是比较满意的。这也是我在研究古代文学中一直思考的问题。

　　笔者近十年来学术兴趣一直是在考察对士风与文风关系。读硕士期间，曾对先秦至汉武时期与齐梁时期士风与文风的问题作过初步研究。在攻博期间我将这一课题顺延至唐代，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唐中期士风与诗风研究》，主要考察了安史之乱前后士风与诗风演变的关系。本书是对博士论文的延伸与扩展，主要从学术史角度考察中唐至北宋诗风演变的问题。这不仅是研究范围的拓宽，而且在学术深度与难度上对我也是一个挑战。所幸的事，在做博士研究生时，我师从郁贤皓先生三年，在郁师指点下，初窥唐学之门。博士毕业后，复旦博士后流动站又给我提供了两年专心研究的时间。本站负责人章培垣先生、本人博士后导师王水照先生皆是思辩与实学兼擅的学者，他们的学术思路与学术境界大大提高了我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能力。如章师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的观点，王师关于宋代文化观的思想以及对王国维、陈寅恪、钱钟书先生学术精神的阐述都使我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并一再激发了我对本课题研究的信心。本站导师组各位先生对本人选题认真的审定以及规范化的管理也促成了拙作得以按期完成。如果说本书尚有一些可取之处，首先应归功于这些先生对本人的教导。惟恨本人长期从事其他工作，于学问起步较迟，为学虽勤却不甚专，书中所论与本人所向往的目标尚有距离，疏误也当不少，敬请前辈与同仁不吝赐教。

　　最后本人对帮助本书出版的陈朱兄、嘉程兄、陈罗兄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九九九年六月六日

　　查屏球，生于1960年12月15日，安徽铜陵人，1983年于安徽师范大学获学士学位，1990年于重庆师范院获硕士学位，1996年于南说师范大学获博士学位，同年入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出站并留校任教，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兼治近代文学与网络人文资源，已发表《韩愈论语笔解真伪考辨》、《元王集团与大历京城诗风》、《江左名士文化与李白晚年悲剧》等二十余篇学术论文。

　　本书通过钩稽相关历史资料，考察了中唐“春秋学派”形成与承传的过程，说明一家私学如何中进入以科场为代表的官学体系之中，具体考索了中唐诗人与这一学派与学风之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晚唐主要的诗歌流派与诗歌风格形成的学术背景，从学术思潮、学术方法、士人知识结构诸方面分析了中晚唐学风的转变对诗风演变的具体影响，并从这一角度对中晚唐诗歌的审美特征作了新的阐释。

序言

第一章　《春秋》学派与中唐学风新变过程

　　第一节　唐前期官学与私学的关系

　　第二节　啖、赵、陆学派的形成与传学过程考论

　　第三节　《春秋》学派的影响与中唐诗人的接受

第二章　永贞前后经学导向与讽谕诗风

　　第一节　讽谕诗人群形成时间考辨

　　第二节　李、元、白与永贞集团及《春秋》学派的关系

　　第三节　讽谕诗人的诗学观念与《春秋》学派学术思想的关系

　　第四节　《春秋》学派的政治指向与讽谕诗的批判精神

第三章　元和求新学风与尚奇诗风

　　第一节　“龙虎榜”与元和文化起点

　　第二节　元和学风中的创新意识

　　第三节　以经为奇的经学观与以奇为美的文学观

　　第四节　学尚新奇与诗尚险怪

第四章　中唐子学之兴与理性化诗风

　　第一节　唐学与子学

　　第二节　中唐于学之兴

　　第三节　中唐诗歌的理性化因素

第五章　中晚唐史学与怀古咏史诗风

　　第一节　中晚唐士人知识化人格范式

　　第二节　中晚唐文人与史学

　　第三节　重史尚学之风与怀古咏史诗风

总论　学术史与诗歌史的整合——由“三元说”与“三关说”诗学旨趣看中唐诗文化定位

参考文献

　　一、原始文献

　　二、研究论著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