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FONT size=3><STRONG>自 序
</STRONG></FONT>
1966年我就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毕业，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78年才作为文革以后第一届研究生跨进了杭州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的大门。1981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上海，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八十年代的上海语言学界充满勃勃生机，当时上海的学术氛围在全国来讲是最宽松的，也是中国语言学界年轻人最活跃的地方。主要是因为聚集了一批雄心勃勃的以新毕业的研究生为主体的年轻人，我们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民间的沙龙性质的语言学学术团体：“现代语言学讨论会”(简称XY)。最早的成员有陆丙甫、陆致极和我。稍后，钱乃荣、谢天蔚、余志鸿和林立也相继加入，这就是俗称上海语言学界的“七君子”。八十年代是XY最兴旺的时期，我们自费油印出版了《现代语言学》杂志，其中不少论文被正式语言学杂志刊用，有的文章还产生了巨大影响。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是雷打不动的讨论日，每次都有专题报告，与会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不少访问或路过上海的学者都参加过这类讨论，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带动了许多地方成立了类似的语言学小组，这是XY的全盛时期。后来主要成员有了变化：有的出国深造，如陆丙甫、陆致极、谢天蔚；有的从商；也有的继续从事汉语研究。应该承认：上海老一辈的语法学家，例如胡裕树(复旦大学)、张斌(上海师范大学)和林祥楣(华东师范大学)几位教授，对年轻人，包括我在内，都非常关心，他们在学术上是相当开明的，因而我们很少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各种学术流派、各种研究思想都可以占据一席之地，这就大大地促进了上海的语法研究向纵深发展。
上海是一个具有海派特色的国际大都市，在汉语研究的风格上，它善于吐故纳新，包容百川，它机敏聪慧，长于出新；但是它也有它的不足，这主要就是有时比较浅薄，不大肯下苦工夫，总希望用小本钱做大买卖。相对地说，北京就显得比较严谨凝重，扎实稳健；但是它的缺点是比较笨拙拘谨，有时候甚至于会显得保守古板。打个比方，北京好像是座大山，雄伟高耸；上海好像是条流水，轻盈悠长。我一直认为：有山有水，才有好风景。也许正是因为我在上海长大，在北京接受的本科基础教育，在杭州读的研究生，又回到上海工作，我亲身体会到北方学者和南方学者的长处，也相当熟悉他们的短处，所以在汉语研究方面，我全力鼓吹“京海融合论”，即只有取长补短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境界。显然，拘泥于老京派或者老海派，那都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从1986年起，我一方面应邀参加了以中年学者为骨干的“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另一方面又参加并组织了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这是中国汉语学界最重要的两个有衔接关系的语法会议，对推动和促进汉语语法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年来，我参加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学术会议，也有幸结识了语言学界老老少少上百位朋友，从中，我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开拓了思路，受益无穷。应该承认，二十世纪最后这二十年，中国语言学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发展的最佳时机，我非常幸运地赶上了这一辉煌的年代。
二十年来，在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语法是个复杂的立体的开放的系统网络，语法研究要允许各种理论方法并存，每一种理论方法都只能解决局部问题，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所以我主张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主张多元的研究，主张立体的研究。无论是形式语法理论也好，认知语法理论也好，功能语法理论也好，只要你能够解释某些汉语事实，我都承认你的地位和作用。至于那些“空对空”的理论，不能解决汉语问题的，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听起来很迷人，很动听，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
我历来主张我们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理论。我不反对研究语言的共性，但是，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是研究汉语的个性，并且只有在研究汉语，包括汉藏语系个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语言共性的研究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非常同意我们的研究要跟国际接轨，但是，这种接轨，不能是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单向输入”，而必须是既有进口又有出口的“XX向循环”。我们一方面要高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理论”的大旗，另一方面要全面引进国外最新的语法理论，在挖掘汉语个性的同时进而研究语言的共性。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学事业才大有希望。
我在1995年曾经提出过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双向解释语法”，后来进一步把这个理论框架正式定名为“双向语法”。所谓“双向”，其主要的哲学背景就是坚持“两点论”，而不是偏激的“一点论”。两点论就是既看到事物的正面，也看到它的反面；既看到事物的这一面，也看到它的那一面；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形式和意义的双向研究；
二、静态和动态的双向研究；
三、本体和功能的双向研究；
四、个性和共性的双向研究；
五、微观和宏观的双向研究；
六、历时和共时的双向研究；
七、共同语和方言的双向研究。
其中，语法本体结构的形式和意义的双向研究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这将是二十一世纪汉语语法的主攻方向。我们主张：
第一，语法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语法研究既可以从形式入手，也可以从意义入手。对汉语来讲，由于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所以从意义入手显得更为方便、直接，这是由汉语特点所决定的。问题的关键是：在研究语法形式的时候，不要忘记意义的解释；在研究意义的时候，不要忘记形式上的验证，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对任何一种语法现象，都必须进行双向的研究。形式和意义可以互为起点和终点，也就是说是个“双通道”，而且往往是多次双向，反复双向，不要试图一次验证就会解决问题。因此，重要的不是研究从哪一点出发，而在于相互交叉渗透性的研究，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为此，我运用“双向选择”的理论对名量词和动量词作了有效的研究。不仅如此，而且还应该承认语法形式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承认语法意义研究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当一时找不到形式的验证时。对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内涵的理解要扩大，不必拘泥于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定义，一切要从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
第二，句法结构中的语义研究，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包括：语义特征、语义角色、语义指向、语义范畴、语义关系、语义层面、语义结构、语义指称、语义配价、语义选择等等。其中，语义特征、语义角色以及语义指向的研究更具中国特色。为此，我提出了“句法向”和“语义价”的理论构想；对歧义结构，提出了新的分化方法；就副词的语义指向，提出了“指”“项”“联”几个重要的观念以及具体的分析方法。
第三，语法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的系统网络，几乎每一个语法现象都会涉及语法、语义和语用这三个平面。因此，必须进行三个平面的交叉研究。对三个平面目前有多种解释，为此，我提出了一个“立体交叉模式”，即让“词汇平面”“句法平面”跟“语用平面”相对，指研究的范围；每个平面分别以“词语”“结构”和“句子”作为研究的实体，它们各有自己的词语意义和词语形式、结构意义和结构形式、语用意义和语用形式。语法研究就是要把这几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立体交叉的研究思路。
第四，语法研究中如何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研究，是一个很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课题。为此，我通过语素、词语、格式以及句子等(例如“ABB式形容词”、“非X不Y”结构、各类疑问句)若干课题的研究，来探讨这一变化过程。有的着眼于普通话与方言的比较，有的着眼于历史到现状的演变，也有的着眼于汉语跟英语的异同对比。事实证明，有没有动态的观念，对语法研究是至关紧要的。
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正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有的来自计算机学界，有的来自教育界以及对外汉语学界，也有的来自语言学界本身。怎样重视语法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视理论研究和事实研究，重视本体研究和比较研究，重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都是迫切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愿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继续贡献出我菲薄的一份力量。
</STRONG></FONT>
1966年我就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毕业，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直到1978年才作为文革以后第一届研究生跨进了杭州大学(现在的浙江大学)的大门。1981年我获得硕士学位，回到了阔别二十年的上海，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八十年代的上海语言学界充满勃勃生机，当时上海的学术氛围在全国来讲是最宽松的，也是中国语言学界年轻人最活跃的地方。主要是因为聚集了一批雄心勃勃的以新毕业的研究生为主体的年轻人，我们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民间的沙龙性质的语言学学术团体：“现代语言学讨论会”(简称XY)。最早的成员有陆丙甫、陆致极和我。稍后，钱乃荣、谢天蔚、余志鸿和林立也相继加入，这就是俗称上海语言学界的“七君子”。八十年代是XY最兴旺的时期，我们自费油印出版了《现代语言学》杂志，其中不少论文被正式语言学杂志刊用，有的文章还产生了巨大影响。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天下午，是雷打不动的讨论日，每次都有专题报告，与会的少则十几人，多则几十人，不少访问或路过上海的学者都参加过这类讨论，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带动了许多地方成立了类似的语言学小组，这是XY的全盛时期。后来主要成员有了变化：有的出国深造，如陆丙甫、陆致极、谢天蔚；有的从商；也有的继续从事汉语研究。应该承认：上海老一辈的语法学家，例如胡裕树(复旦大学)、张斌(上海师范大学)和林祥楣(华东师范大学)几位教授，对年轻人，包括我在内，都非常关心，他们在学术上是相当开明的，因而我们很少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各种学术流派、各种研究思想都可以占据一席之地，这就大大地促进了上海的语法研究向纵深发展。
上海是一个具有海派特色的国际大都市，在汉语研究的风格上，它善于吐故纳新，包容百川，它机敏聪慧，长于出新；但是它也有它的不足，这主要就是有时比较浅薄，不大肯下苦工夫，总希望用小本钱做大买卖。相对地说，北京就显得比较严谨凝重，扎实稳健；但是它的缺点是比较笨拙拘谨，有时候甚至于会显得保守古板。打个比方，北京好像是座大山，雄伟高耸；上海好像是条流水，轻盈悠长。我一直认为：有山有水，才有好风景。也许正是因为我在上海长大，在北京接受的本科基础教育，在杭州读的研究生，又回到上海工作，我亲身体会到北方学者和南方学者的长处，也相当熟悉他们的短处，所以在汉语研究方面，我全力鼓吹“京海融合论”，即只有取长补短才可能开创一个新的境界。显然，拘泥于老京派或者老海派，那都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从1986年起，我一方面应邀参加了以中年学者为骨干的“现代汉语语法讨论会”，另一方面又参加并组织了以青年学者为主体的“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这是中国汉语学界最重要的两个有衔接关系的语法会议，对推动和促进汉语语法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些年来，我参加过大大小小几十次学术会议，也有幸结识了语言学界老老少少上百位朋友，从中，我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开拓了思路，受益无穷。应该承认，二十世纪最后这二十年，中国语言学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术发展的最佳时机，我非常幸运地赶上了这一辉煌的年代。
二十年来，在从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看法。我认为，语法是个复杂的立体的开放的系统网络，语法研究要允许各种理论方法并存，每一种理论方法都只能解决局部问题，都不可能包打天下。所以我主张采取一种宽容的态度，主张多元的研究，主张立体的研究。无论是形式语法理论也好，认知语法理论也好，功能语法理论也好，只要你能够解释某些汉语事实，我都承认你的地位和作用。至于那些“空对空”的理论，不能解决汉语问题的，即使说得天花乱坠，听起来很迷人，很动听，我们也是不能接受的。
我历来主张我们应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理论。我不反对研究语言的共性，但是，我们的立足点必须是研究汉语的个性，并且只有在研究汉语，包括汉藏语系个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语言共性的研究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非常同意我们的研究要跟国际接轨，但是，这种接轨，不能是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单向输入”，而必须是既有进口又有出口的“XX向循环”。我们一方面要高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语法理论”的大旗，另一方面要全面引进国外最新的语法理论，在挖掘汉语个性的同时进而研究语言的共性。只有这样，我们的语言学事业才大有希望。
我在1995年曾经提出过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双向解释语法”，后来进一步把这个理论框架正式定名为“双向语法”。所谓“双向”，其主要的哲学背景就是坚持“两点论”，而不是偏激的“一点论”。两点论就是既看到事物的正面，也看到它的反面；既看到事物的这一面，也看到它的那一面；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形式和意义的双向研究；
二、静态和动态的双向研究；
三、本体和功能的双向研究；
四、个性和共性的双向研究；
五、微观和宏观的双向研究；
六、历时和共时的双向研究；
七、共同语和方言的双向研究。
其中，语法本体结构的形式和意义的双向研究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这将是二十一世纪汉语语法的主攻方向。我们主张：
第一，语法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语法研究既可以从形式入手，也可以从意义入手。对汉语来讲，由于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所以从意义入手显得更为方便、直接，这是由汉语特点所决定的。问题的关键是：在研究语法形式的时候，不要忘记意义的解释；在研究意义的时候，不要忘记形式上的验证，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对任何一种语法现象，都必须进行双向的研究。形式和意义可以互为起点和终点，也就是说是个“双通道”，而且往往是多次双向，反复双向，不要试图一次验证就会解决问题。因此，重要的不是研究从哪一点出发，而在于相互交叉渗透性的研究，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正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为此，我运用“双向选择”的理论对名量词和动量词作了有效的研究。不仅如此，而且还应该承认语法形式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同时也承认语法意义研究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当一时找不到形式的验证时。对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内涵的理解要扩大，不必拘泥于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定义，一切要从汉语的语言事实出发。
第二，句法结构中的语义研究，已经成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课题。这包括：语义特征、语义角色、语义指向、语义范畴、语义关系、语义层面、语义结构、语义指称、语义配价、语义选择等等。其中，语义特征、语义角色以及语义指向的研究更具中国特色。为此，我提出了“句法向”和“语义价”的理论构想；对歧义结构，提出了新的分化方法；就副词的语义指向，提出了“指”“项”“联”几个重要的观念以及具体的分析方法。
第三，语法是一个复杂的立体的系统网络，几乎每一个语法现象都会涉及语法、语义和语用这三个平面。因此，必须进行三个平面的交叉研究。对三个平面目前有多种解释，为此，我提出了一个“立体交叉模式”，即让“词汇平面”“句法平面”跟“语用平面”相对，指研究的范围；每个平面分别以“词语”“结构”和“句子”作为研究的实体，它们各有自己的词语意义和词语形式、结构意义和结构形式、语用意义和语用形式。语法研究就是要把这几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立体交叉的研究思路。
第四，语法研究中如何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动态研究，是一个很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研究课题。为此，我通过语素、词语、格式以及句子等(例如“ABB式形容词”、“非X不Y”结构、各类疑问句)若干课题的研究，来探讨这一变化过程。有的着眼于普通话与方言的比较，有的着眼于历史到现状的演变，也有的着眼于汉语跟英语的异同对比。事实证明，有没有动态的观念，对语法研究是至关紧要的。
二十一世纪已经来临，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正面临新的挑战。这种挑战，有的来自计算机学界，有的来自教育界以及对外汉语学界，也有的来自语言学界本身。怎样重视语法学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视理论研究和事实研究，重视本体研究和比较研究，重视共时研究和历时研究，都是迫切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愿为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继续贡献出我菲薄的一份力量。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