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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中国泥石流》是一本论述全面、系统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对泥石流研究和治理成就的高水平科学著作，全书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14位专家合作撰著。他们中有多位是我的老同事、熟识者，自6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泥石流考察、实验和防治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比较高的理论水平，他们已经为国家作出了许多贡献，现在已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仍然壮心不已，奋力拼搏，把毕生研究的心得和体会，通过本书贡献给国家与人民，也为21世纪世界学术宝库中增添新知。
这本书得来不易，除了十多位作者本身的研究成果，还参考了大量文献、泥石流观测试验站、泥石流动力学实验室和几十处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的记录与经验，可以说，间接为这本书出力的单位可能以百计，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应以千计。这样一项宏伟的集体研究成果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中国是一个地形上多山、地势高差大、地壳结构不稳定、季风降水变率大，并多冰雪融水的国家，泥石流有比较广泛的分布，特别是西南地区尤盛，近二百年来，生态与环境破坏日益加重，泥石流也越来越多，导致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难于准确统计。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长时期，我国科学界对泥石流的形成和变化知识，可说是一无所知，谁碰到泥石流灾害，就自认倒霉，无可奈何把它冠以“龙扒”“水炮”等迷信色彩的名词，或者张冠李戴，在西藏以至巴基斯坦等称之为“冰川爆发”。在中国大陆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山区公路、铁路的兴建，工、矿企业的发展，对所碰到的泥石流灾害必须加以处理，总得摸清泥石流灾害的情况和原因，提出适应或工程治理措施。事有凑巧，1963年，我去西藏考察，到了拉萨，西藏交通厅的徐总工程师对我说：“川藏公路有多处‘冰川爆发’，造成车毁人亡，严重阻塞交通，危害公路，你们是冰川专家，请务必去看看，提出一些办法，减轻那里的危害”。我们义不容辞地驱车前往，到灾害最重的波密古乡现场，经粗粗考察，分析情况，对照文献，认为那里所发生的灾害与冰川有关，但不是“冰川爆发”，那是由于高山海洋性冰川的大量融水和雨水，在陡峻的山谷中冲刷冰川堆积物形成了粘性泥石流，突然大规模爆发造成的重大灾害，要摸清它的发生与变化特征，提出适当防治措施，必须组织专门考察队，进行深入的定位观察研究。这个意见迅即得到西藏交通厅的赞成，次年，即由冰川冻土研究所(当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室)和西藏交通厅合作组成一个小型多学科综合考察队，由杜榕恒同志带队，在那里冒险犯难，艰苦工作了2年，这大约是我国首次对泥石流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这次考察是成功的，对泥石流的认识水平有很大提高，1965年考察结束后，其成果没有来得及系统总结和出版发表，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实际上是中国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总结出版就受到致命的打击。不幸中的大幸是由上海科教片电影制片厂殷虹等同志在古乡现场冒险摄制的《泥石流》科教片赶在“文革”动乱前问世，受到热烈欢迎在全国放映。随后“泥石流”就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名词，“泥石流”的特殊现象和“不可轻视”地深深地印入到了有关科技人员和领导同志的脑海中。在“文革”动乱的后期，我奉命组织率领中国科学院西南“三线”地区泥石流考察队，偕同唐邦兴(本书第一作者)、杜榕恒、李鸿琏等同志，首先到西昌考察正在兴建的成昆铁路遇到的泥石流问题，经过十天左右的考察，查明西昌市安宁河东岸有若干泥石流沟，多次爆发泥石流，成昆铁路是走东岸冒泥石流风险还是不经西昌市、改线到没有泥石流的西岸通过，成为存在争议有待决策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原东岸设计线路对桥梁布置已作了相当安全考虑，就分析洪水、粘性泥石流和稀性泥石流三种灾害可能发生的情况论，洪水风险大，粘性泥石流到不了设计铁路线，仅稀性泥石流会对铁路线有所干扰；因此，建议成昆铁路仍采取原东岸通过方案，但有3条河的桥位应适当下移和增大桥孔，让稀性泥石流通过，铁路路基还应增设涵洞、护坡等排水、护路设施，鉴于该段泥石流是近一、二百年破坏山区森林造成的，还需要造林保护水土。上述建议申报给筑路指挥部，得到赞同，以后筑路实践证明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次考察也是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在泥石流考察、防治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良好开端。十年动乱结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我出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考虑到西南地区的泥石流研究远较西北重要，权衡轻重，克服本位思想阻力，支持将冰川冻土研究所泥石流研究室的主力，在多数人员的自愿原则下迁到成都，和原成都地理研究所有关部门合并，成为中国泥石流研究中心，此议迅即得到中国科学院领导赞同而顺利执行。自20世纪50～60年代起，西南、西北的铁路设计部门，关君蔚先生所在的林业部门等先后都由于实际需要而开展了泥石流考察与治理工作，他们也都有一段艰辛历史，众流归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年轻一代攀着老一代人的肩膀层叠而上，经过知识的积累和深化，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经过本书多位作者的集中和洗炼，形成了本书4篇17章的规模，展示了解放后建立的一门新兴学科领域——中国泥石流学的博大精深内容，我作为年过八十的老兵，看到中、青年们取得的远远超越我初时想象的成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喜悦。然而不能就此而止步，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每一门科学的成就都是全地球村村民的共同财富，在写好《中国泥石流》专著中文版后，建议作者们再接再励并约几位英文好的以至热心的外国学者帮助，编写一本《中国泥石流》英文版，为适合国际上需要，英文版和中文版可以有相当差别，内容更精炼，叙述更深入浅出，目的在使新中国泥石流研究成果能为国际上广泛承认和接受，为第三世界那些泥石流灾害频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简易省钱的治理泥石流榜样。
施雅风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0年1月12日于南京
序 二
《中国泥石流》一书内容全面系统。它总结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对我国泥石流的区域分布规律和发育过程作了全面的论述；对泥石流形成机制和堆积规律、运动力学特征、灾害综合治理、定位观测与模拟实验，以及泥石流信息系统的建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进而根据长期治理工程实践总结了几十处泥石流灾害防治试点和范例，提出泥石流形成的环境因素与主因素，在泥石流力学的颗粒散体重力流、泥石流综合治理模式及效益评价系统等方面都有所创新。本书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能具体指导我国泥石流防治工作迈入当代科学的轨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而且在防治泥石流实践中，能使之变害为利，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于一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我本人多年来就曾从几代作者们陆续取得的大量的研究成果所发表的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专著和实践经验中深受启迪教育。为了推动我国泥石流及其防治的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集我国泥石流研究成果大成编著本书出版，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本书付梓之际，欣然愿为之序，以表祝贺并为之推荐之。
关君蔚
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11月12日于北京
《中国泥石流》是一本论述全面、系统总结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对泥石流研究和治理成就的高水平科学著作，全书由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14位专家合作撰著。他们中有多位是我的老同事、熟识者，自6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泥石流考察、实验和防治工作，有丰富的经验和比较高的理论水平，他们已经为国家作出了许多贡献，现在已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仍然壮心不已，奋力拼搏，把毕生研究的心得和体会，通过本书贡献给国家与人民，也为21世纪世界学术宝库中增添新知。
这本书得来不易，除了十多位作者本身的研究成果，还参考了大量文献、泥石流观测试验站、泥石流动力学实验室和几十处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的记录与经验，可以说，间接为这本书出力的单位可能以百计，科学技术人员和工人应以千计。这样一项宏伟的集体研究成果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种表现。
中国是一个地形上多山、地势高差大、地壳结构不稳定、季风降水变率大，并多冰雪融水的国家，泥石流有比较广泛的分布，特别是西南地区尤盛，近二百年来，生态与环境破坏日益加重，泥石流也越来越多，导致生命和财产的损失，难于准确统计。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长时期，我国科学界对泥石流的形成和变化知识，可说是一无所知，谁碰到泥石流灾害，就自认倒霉，无可奈何把它冠以“龙扒”“水炮”等迷信色彩的名词，或者张冠李戴，在西藏以至巴基斯坦等称之为“冰川爆发”。在中国大陆自20世纪50年代起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山区公路、铁路的兴建，工、矿企业的发展，对所碰到的泥石流灾害必须加以处理，总得摸清泥石流灾害的情况和原因，提出适应或工程治理措施。事有凑巧，1963年，我去西藏考察，到了拉萨，西藏交通厅的徐总工程师对我说：“川藏公路有多处‘冰川爆发’，造成车毁人亡，严重阻塞交通，危害公路，你们是冰川专家，请务必去看看，提出一些办法，减轻那里的危害”。我们义不容辞地驱车前往，到灾害最重的波密古乡现场，经粗粗考察，分析情况，对照文献，认为那里所发生的灾害与冰川有关，但不是“冰川爆发”，那是由于高山海洋性冰川的大量融水和雨水，在陡峻的山谷中冲刷冰川堆积物形成了粘性泥石流，突然大规模爆发造成的重大灾害，要摸清它的发生与变化特征，提出适当防治措施，必须组织专门考察队，进行深入的定位观察研究。这个意见迅即得到西藏交通厅的赞成，次年，即由冰川冻土研究所(当时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冰川冻土研究室)和西藏交通厅合作组成一个小型多学科综合考察队，由杜榕恒同志带队，在那里冒险犯难，艰苦工作了2年，这大约是我国首次对泥石流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这次考察是成功的，对泥石流的认识水平有很大提高，1965年考察结束后，其成果没有来得及系统总结和出版发表，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实际上是中国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总结出版就受到致命的打击。不幸中的大幸是由上海科教片电影制片厂殷虹等同志在古乡现场冒险摄制的《泥石流》科教片赶在“文革”动乱前问世，受到热烈欢迎在全国放映。随后“泥石流”就成为家喻户晓的科学名词，“泥石流”的特殊现象和“不可轻视”地深深地印入到了有关科技人员和领导同志的脑海中。在“文革”动乱的后期，我奉命组织率领中国科学院西南“三线”地区泥石流考察队，偕同唐邦兴(本书第一作者)、杜榕恒、李鸿琏等同志，首先到西昌考察正在兴建的成昆铁路遇到的泥石流问题，经过十天左右的考察，查明西昌市安宁河东岸有若干泥石流沟，多次爆发泥石流，成昆铁路是走东岸冒泥石流风险还是不经西昌市、改线到没有泥石流的西岸通过，成为存在争议有待决策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原东岸设计线路对桥梁布置已作了相当安全考虑，就分析洪水、粘性泥石流和稀性泥石流三种灾害可能发生的情况论，洪水风险大，粘性泥石流到不了设计铁路线，仅稀性泥石流会对铁路线有所干扰；因此，建议成昆铁路仍采取原东岸通过方案，但有3条河的桥位应适当下移和增大桥孔，让稀性泥石流通过，铁路路基还应增设涵洞、护坡等排水、护路设施，鉴于该段泥石流是近一、二百年破坏山区森林造成的，还需要造林保护水土。上述建议申报给筑路指挥部，得到赞同，以后筑路实践证明我们的意见是正确的。这次考察也是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在泥石流考察、防治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良好开端。十年动乱结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我出任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所长，考虑到西南地区的泥石流研究远较西北重要，权衡轻重，克服本位思想阻力，支持将冰川冻土研究所泥石流研究室的主力，在多数人员的自愿原则下迁到成都，和原成都地理研究所有关部门合并，成为中国泥石流研究中心，此议迅即得到中国科学院领导赞同而顺利执行。自20世纪50～60年代起，西南、西北的铁路设计部门，关君蔚先生所在的林业部门等先后都由于实际需要而开展了泥石流考察与治理工作，他们也都有一段艰辛历史，众流归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年轻一代攀着老一代人的肩膀层叠而上，经过知识的积累和深化，到世纪之交的2000年，经过本书多位作者的集中和洗炼，形成了本书4篇17章的规模，展示了解放后建立的一门新兴学科领域——中国泥石流学的博大精深内容，我作为年过八十的老兵，看到中、青年们取得的远远超越我初时想象的成就，感到无比的欣慰和喜悦。然而不能就此而止步，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每一门科学的成就都是全地球村村民的共同财富，在写好《中国泥石流》专著中文版后，建议作者们再接再励并约几位英文好的以至热心的外国学者帮助，编写一本《中国泥石流》英文版，为适合国际上需要，英文版和中文版可以有相当差别，内容更精炼，叙述更深入浅出，目的在使新中国泥石流研究成果能为国际上广泛承认和接受，为第三世界那些泥石流灾害频繁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简易省钱的治理泥石流榜样。
施雅风
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0年1月12日于南京
序 二
《中国泥石流》一书内容全面系统。它总结反映了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在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对我国泥石流的区域分布规律和发育过程作了全面的论述；对泥石流形成机制和堆积规律、运动力学特征、灾害综合治理、定位观测与模拟实验，以及泥石流信息系统的建立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验研究；进而根据长期治理工程实践总结了几十处泥石流灾害防治试点和范例，提出泥石流形成的环境因素与主因素，在泥石流力学的颗粒散体重力流、泥石流综合治理模式及效益评价系统等方面都有所创新。本书理论联系实际，不仅能具体指导我国泥石流防治工作迈入当代科学的轨道，具有重要的理论启迪意义，而且在防治泥石流实践中，能使之变害为利，融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于一体，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我本人多年来就曾从几代作者们陆续取得的大量的研究成果所发表的许多有价值的研究论文专著和实践经验中深受启迪教育。为了推动我国泥石流及其防治的研究步入一个新阶段，集我国泥石流研究成果大成编著本书出版，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在本书付梓之际，欣然愿为之序，以表祝贺并为之推荐之。
关君蔚
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9年11月1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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