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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文版写的序
我挑选了《昨天或者明天》这个书名是因为我想通过这个书名来表达我十年来的信念，这反映在我在这一时期中所写的、所讲的和所干的一切之中。那就是，我认为，我的国家诚如东欧各国一样都面临一种义务：要作出决定，是将生活在<EM>明天</EM>，生活在未来，还是将回到<EM>昨天</EM>，回到过去。
整整十年来，东欧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奉行的经济、行政、文化、教育、科学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使它们回到过去，回到19世纪，往往倒退得更远的危险。这些国家90年代初废除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生活领域内实行变革，寄希望于以此来推动生活向前发展：加速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发展当代形式的社会交往，促成政治和文化上的新的和更大的自由……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些国家的经济生产率不高，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成了19世纪初欧洲早期制造业和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版的市场经济的结合物。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刚好相反，多数人的生活比以前还要来得困难。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照例曾经是安全的生活场所。这一制度下的国家里，犯罪活动曾经是最少的。令人遗憾的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90年代初，犯罪活动就大为增加，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经济到街头。当年，这些国家的新闻虽说不吸引人，但还是有教养的，现在倒好，大部分取决于西方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往往跟这些国家的历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冲突，而且照例是以庸俗的方式发生冲突。
假设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的理论家和推行者们怀有最好的意图，这些意图没有实现。这些意图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他们所主张实行的“变革”是一些空话，意思只是指不同于现存的某种东西，而没有去给这些变革的目标、宗旨和手段下定义。
从历史正面的意义上说，变革的意思是指走向新的和更好的方向。由于缺少时间和缺乏能力来给新事物和更好的东西下定义，并从这一意义上实行变革，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变革曾经是最容易和最快能办到的，那就是走回头路，回到<EM>昨天</EM>。走回头路当然要比创造新的道路来得容易和迅速。因此，能够立即实行的唯一变革就是与历史发生冲突的变革。
所有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变革的需要，不光是由于变革是生活，而也是社会生活的要求，还由于建立在左翼思想基础上的社会追求不断的变化和完善。
因此，东欧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需要变革的，但是需要的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变革，需要的是会使这些社会变得较发达和较人道的变革。
今天，所有这些社会全都迈向过去。当然，这一倒退不是最终的。打开<EM>昨天</EM>的大门未必就关上通向<EM>明天</EM>的大门。但是，要到达<EM>明天</EM>，必须与过去分手。当然，是跟作为选择，作为目标的过去分手。
对于东欧国家来说，<EM>昨天</EM>或者<EM>明天</EM>这一抉择是艰难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
直到一年以前，我就是这样想的。有一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我的想法变了，亦即变得比较激进了。
抉择只能是<EM>明天</EM>，别无出路。这不光涉及东欧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涉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要是不选择<EM>明天</EM>，而且不是随便什么样的选择，而是选择各国人民和人们都将是平等的，物质和文化的繁荣是长期和巨大的，而这种繁荣的结果又能为所有的人所享受，要是人类不选择这样的日子，那将失去机会选择任何日子。人类将在经济和技术占优势的国家和人民的进军中毁灭自己，这些国家和人民的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技术上使其他一切国家和人民屈从于自己，并从文化上摒弃它们。因为占优势的国家和人民的数目将减少，很可能最终归结为一个国家和一个人民，而其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数目将增加，很可能最终把其他一切国家和人民都包括在内。我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很容易发生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占优势的一方拥有丧失一切人性因素的技术力量，而在另一方，则是其他各方——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这样的分化排除了这两个可能的极端之间的冲突。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构成人类的多数，他们从物质和非物质的意义上说都没有掌握任何东西堪与科技怪物对抗，这一科技怪物的目的是要把自己以外的一切都置于自己无限的统治之下。不过，这一科技怪物也是有自己的限度的。正是由于它自身丧失了一切人道的东西，它没有足够地掌握进攻的能力，来与它已经一无所知的特性展开斗争，更不用说取得胜利了。
因此，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被战胜者。从种种迹象来看，要是我们大家，整个当代人类不断然选择<EM>明天</EM>作为富庶和公正的世界的话，那就会一无所剩。
人类作为整体迄今为止不可能回到<EM>昨天</EM>。只有人类的一些部分不时地表现出这种倾向，这些部分是在自己的生存方面使自己面临风险的部分，尽管<EM>昨天</EM>和<EM>明天</EM>之间的差别以前不那么大。然而，今天由于回到过去使越来越多的部分人类面临威胁，还由于今天、<EM>昨天</EM>和<EM>明天</EM>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EM>昨天</EM>作为一种可能性带有全盘否定的危险性。
因此，事实上，在<EM>昨天</EM>或者<EM>明天</EM>之间是没有选择可言的。剩下的只有<EM>明天</EM>，如果理智仍然是人占主导地位的特性的话。
根据20世纪许多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富有的人民和贫穷的人民对自己的生活所作的安排来看，理智没有表明是人特别具有生命力的特点。我不无道理地寄希望的是，理智在远东，例如在中国还是有生命力的，或许是因为理智首先出现在那里。
米拉•马尔科维奇
2000年3月22日于贝尔格莱德
我挑选了《昨天或者明天》这个书名是因为我想通过这个书名来表达我十年来的信念，这反映在我在这一时期中所写的、所讲的和所干的一切之中。那就是，我认为，我的国家诚如东欧各国一样都面临一种义务：要作出决定，是将生活在<EM>明天</EM>，生活在未来，还是将回到<EM>昨天</EM>，回到过去。
整整十年来，东欧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奉行的经济、行政、文化、教育、科学和其他各方面的政策，有使它们回到过去，回到19世纪，往往倒退得更远的危险。这些国家90年代初废除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以及最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生活领域内实行变革，寄希望于以此来推动生活向前发展：加速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平，发展当代形式的社会交往，促成政治和文化上的新的和更大的自由……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这些国家的经济生产率不高，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们成了19世纪初欧洲早期制造业和20世纪中期拉丁美洲版的市场经济的结合物。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刚好相反，多数人的生活比以前还要来得困难。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照例曾经是安全的生活场所。这一制度下的国家里，犯罪活动曾经是最少的。令人遗憾的是，在所有这些国家里，90年代初，犯罪活动就大为增加，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从经济到街头。当年，这些国家的新闻虽说不吸引人，但还是有教养的，现在倒好，大部分取决于西方的政治中心和金融中心，往往跟这些国家的历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冲突，而且照例是以庸俗的方式发生冲突。
假设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的理论家和推行者们怀有最好的意图，这些意图没有实现。这些意图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他们所主张实行的“变革”是一些空话，意思只是指不同于现存的某种东西，而没有去给这些变革的目标、宗旨和手段下定义。
从历史正面的意义上说，变革的意思是指走向新的和更好的方向。由于缺少时间和缺乏能力来给新事物和更好的东西下定义，并从这一意义上实行变革，这些国家所实行的变革曾经是最容易和最快能办到的，那就是走回头路，回到<EM>昨天</EM>。走回头路当然要比创造新的道路来得容易和迅速。因此，能够立即实行的唯一变革就是与历史发生冲突的变革。
所有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变革的需要，不光是由于变革是生活，而也是社会生活的要求，还由于建立在左翼思想基础上的社会追求不断的变化和完善。
因此，东欧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是需要变革的，但是需要的不是随便什么样的变革，需要的是会使这些社会变得较发达和较人道的变革。
今天，所有这些社会全都迈向过去。当然，这一倒退不是最终的。打开<EM>昨天</EM>的大门未必就关上通向<EM>明天</EM>的大门。但是，要到达<EM>明天</EM>，必须与过去分手。当然，是跟作为选择，作为目标的过去分手。
对于东欧国家来说，<EM>昨天</EM>或者<EM>明天</EM>这一抉择是艰难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
直到一年以前，我就是这样想的。有一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我的想法变了，亦即变得比较激进了。
抉择只能是<EM>明天</EM>，别无出路。这不光涉及东欧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涉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要是不选择<EM>明天</EM>，而且不是随便什么样的选择，而是选择各国人民和人们都将是平等的，物质和文化的繁荣是长期和巨大的，而这种繁荣的结果又能为所有的人所享受，要是人类不选择这样的日子，那将失去机会选择任何日子。人类将在经济和技术占优势的国家和人民的进军中毁灭自己，这些国家和人民的目的是从经济上和技术上使其他一切国家和人民屈从于自己，并从文化上摒弃它们。因为占优势的国家和人民的数目将减少，很可能最终归结为一个国家和一个人民，而其他的国家和人民的数目将增加，很可能最终把其他一切国家和人民都包括在内。我们所面临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很容易发生的是，在可预见的未来，占优势的一方拥有丧失一切人性因素的技术力量，而在另一方，则是其他各方——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这样的分化排除了这两个可能的极端之间的冲突。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人们构成人类的多数，他们从物质和非物质的意义上说都没有掌握任何东西堪与科技怪物对抗，这一科技怪物的目的是要把自己以外的一切都置于自己无限的统治之下。不过，这一科技怪物也是有自己的限度的。正是由于它自身丧失了一切人道的东西，它没有足够地掌握进攻的能力，来与它已经一无所知的特性展开斗争，更不用说取得胜利了。
因此，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被战胜者。从种种迹象来看，要是我们大家，整个当代人类不断然选择<EM>明天</EM>作为富庶和公正的世界的话，那就会一无所剩。
人类作为整体迄今为止不可能回到<EM>昨天</EM>。只有人类的一些部分不时地表现出这种倾向，这些部分是在自己的生存方面使自己面临风险的部分，尽管<EM>昨天</EM>和<EM>明天</EM>之间的差别以前不那么大。然而，今天由于回到过去使越来越多的部分人类面临威胁，还由于今天、<EM>昨天</EM>和<EM>明天</EM>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EM>昨天</EM>作为一种可能性带有全盘否定的危险性。
因此，事实上，在<EM>昨天</EM>或者<EM>明天</EM>之间是没有选择可言的。剩下的只有<EM>明天</EM>，如果理智仍然是人占主导地位的特性的话。
根据20世纪许多大国人民和小国人民，富有的人民和贫穷的人民对自己的生活所作的安排来看，理智没有表明是人特别具有生命力的特点。我不无道理地寄希望的是，理智在远东，例如在中国还是有生命力的，或许是因为理智首先出现在那里。
米拉•马尔科维奇
2000年3月22日于贝尔格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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