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当前世界发展，显然存在着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方面随着信息传播和高科技的飞速进步，令人感觉到地球越来越小。各国之间接触频繁，互相影响，特别在经济方面，紧密相连。这就是引起各国学者普遍关注，一时成为热门话题的经济全球化问题。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趋势，那就是政治多元化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多元化，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辅相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许多原来属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纷纷独立。独立后走什么道路?当时世界上似乎只存在两种模式，那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当时的认识是：新独立的国家要发展，则两种模式必择其一。而两种模式的代表国家也曾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用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为手段，力争这些新独立的国家“Follow me”。但几十年过去了，回头一看，那些亦步亦趋，生搬硬套的，不论他们学哪一种模式，都找不出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世界历史，原本就是多元化发展的。历史不能割断，当前各国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都是在互不相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各个不同国家发展中所不得不面对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必然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形式和进程，也无法划一。
多元化是各国政治发展中一个无法否认的趋势。但它并不是坏事。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题，并认为它是一种最美好的境界。《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曾举佳肴和音乐为例，对齐景公说：厨师调和五味而成美食，乐师调和五音而奏出悦耳音乐。“若以水济水(用白水烹调)，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如果把全世界比做一个大花园，那就应该百花齐放，才能丰富多彩。如果只是机械一致，就一个国家内部来说，也要不得；就整个世界来说，更要不得。然而痴心妄想全世界都“跟我学”的霸权主义思想，也或多或少地感染了某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使他们在关于政治发展这门学科中，也有意无意地反映了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不健康心理。
60年代中期，西方政治学家开始对亚非拉诸新兴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问题进行动态研究，从而逐渐拓展了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例如：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柯尔曼(James C．Coleman)，白鲁恂(Lucian W．Pye)和亨廷顿(Samuel P．Hantington)等人，都提供了不少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贯穿着一种共同的不正确认识。即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一是世界上最优越的；二是可以完全应用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不论这些学者是否自觉，他们客观上是在强行推销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社会制度与行为模式。然而迄今为止的历史实践，已经一再证明，一个落后国家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照搬他国经验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中所面对的问题，诸如：经济发展与公平分配问题；血缘、宗法关系与平等竞争问题；民主、人权与社会稳定问题……等等，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很少涉及的问题。
然而各国政治发展的道路虽然不同，但总的说来，却都是一个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向工业经济社会，再走进知识经济社会，今后更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止休的发展过程。我们习惯于根据各国发展程度，把它们区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实，所谓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停止发展，不过他们是处于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上而已。因此，各个国家的发展，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共性。研究具体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立足于政治发展的共同理论和一般规律。而研究政治发展的共同理论和一般规律，也不可能不从具体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去概括和总结。因此，我们也不应该轻率地否定西方学者在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他们在政治发展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成果，有不少是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的20年中，尚少有在这方面系统研究的著作问世。李元书同志主编的这本《政治发展导论》，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学者从事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一项可喜成果。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各国政治发展的丰富实践，把政治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论述了政治发展的前提、历史、社会环境，分析了政治发展与科技革命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从而概括出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并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需要，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点及其互动作用，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理论根据和最佳战略选择。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当前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出成就的条件下，如何稳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保持政治稳定，并逐步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然，政治发展这一课题，到目前也还是中国学者较少涉足的研究领域，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而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只有在它问世之后，经过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讨论，作者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后，进一步补充、修改，作品才有可能日臻完善。我相信本书也不例外。
赵宝煦
2000年3月27日于北京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地区许多原来属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纷纷独立。独立后走什么道路?当时世界上似乎只存在两种模式，那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模式和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当时的认识是：新独立的国家要发展，则两种模式必择其一。而两种模式的代表国家也曾表现出极大的积极性用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为手段，力争这些新独立的国家“Follow me”。但几十年过去了，回头一看，那些亦步亦趋，生搬硬套的，不论他们学哪一种模式，都找不出一个成功的例子。因为世界历史，原本就是多元化发展的。历史不能割断，当前各国的发展，特别是政治发展都是在互不相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各个不同国家发展中所不得不面对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必然千差万别。这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形式和进程，也无法划一。
多元化是各国政治发展中一个无法否认的趋势。但它并不是坏事。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题，并认为它是一种最美好的境界。《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婴曾举佳肴和音乐为例，对齐景公说：厨师调和五味而成美食，乐师调和五音而奏出悦耳音乐。“若以水济水(用白水烹调)，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
如果把全世界比做一个大花园，那就应该百花齐放，才能丰富多彩。如果只是机械一致，就一个国家内部来说，也要不得；就整个世界来说，更要不得。然而痴心妄想全世界都“跟我学”的霸权主义思想，也或多或少地感染了某些西方国家的学者，使他们在关于政治发展这门学科中，也有意无意地反映了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不健康心理。
60年代中期，西方政治学家开始对亚非拉诸新兴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问题进行动态研究，从而逐渐拓展了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领域。许多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例如：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柯尔曼(James C．Coleman)，白鲁恂(Lucian W．Pye)和亨廷顿(Samuel P．Hantington)等人，都提供了不少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他们的著作中，往往贯穿着一种共同的不正确认识。即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一是世界上最优越的；二是可以完全应用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不论这些学者是否自觉，他们客观上是在强行推销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社会制度与行为模式。然而迄今为止的历史实践，已经一再证明，一个落后国家要发展，要实现现代化，照搬他国经验是根本行不通的。而且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期中所面对的问题，诸如：经济发展与公平分配问题；血缘、宗法关系与平等竞争问题；民主、人权与社会稳定问题……等等，都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很少涉及的问题。
然而各国政治发展的道路虽然不同，但总的说来，却都是一个从农业经济社会转向工业经济社会，再走进知识经济社会，今后更进一步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无止休的发展过程。我们习惯于根据各国发展程度，把它们区分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其实，所谓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停止发展，不过他们是处于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上而已。因此，各个国家的发展，既有其特殊性，也有其共性。研究具体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必须立足于政治发展的共同理论和一般规律。而研究政治发展的共同理论和一般规律，也不可能不从具体国家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去概括和总结。因此，我们也不应该轻率地否定西方学者在政治发展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他们在政治发展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成果，有不少是我们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前提和基础。
政治发展理论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中国恢复政治学研究以来的20年中，尚少有在这方面系统研究的著作问世。李元书同志主编的这本《政治发展导论》，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学者从事政治发展理论研究的一项可喜成果。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各国政治发展的丰富实践，把政治发展置于社会发展的大系统中，论述了政治发展的前提、历史、社会环境，分析了政治发展与科技革命以及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从而概括出政治发展的一般理论和规律，并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践需要，通过分析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点及其互动作用，提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理论根据和最佳战略选择。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对当前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突出成就的条件下，如何稳步实现政治体制改革，保持政治稳定，并逐步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现代化，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然，政治发展这一课题，到目前也还是中国学者较少涉足的研究领域，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而任何一项科研成果，只有在它问世之后，经过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讨论，作者在广泛听取各种意见后，进一步补充、修改，作品才有可能日臻完善。我相信本书也不例外。
赵宝煦
2000年3月27日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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