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能成为经济学大家的，头一条是能提出有生命力的经济学新概念，使人多长一只眼，看问题更全面或更接近本质。
本书作者O．E．威廉姆森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生于美国，曾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威廉姆森先生最先把新制度经济学定义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但他最著名的贡献是提出了“资产专用性”和“治理结构”的概念。他用资产专用性来解释交易成本的起源，再由交易成本而研究各类合同，从各类合同中发现相应的治理结构，由此考察各种经济制度，再从效率上对这些制度进行比较。
在本书中，作者就是用这种思路，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各种主要经济制度，包括市场组织和对市场的限制、工作组织、工会、现代公司(包括联合企业与跨国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垄断与反垄断和政府监管等等。他把每一种经济制度都还原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在合同签定之前是交易，合同签定之后是治理。因此全书以“合同”为研究对象。研究合同，目的是为了提高治理的效率和制度的效率，由制度的效率而至整个经济的效率。基于这种分析，作者得出两个论点。一是用简单的治理结构去解决复杂的交易问题会把事情搞乱；而用复杂的治理结构去解决简单的交易问题成本太高(本书第335页)。二是交易的属性不同，治理结构即组织成本与组织的权能也应不同；因此，不同的交易就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与之相匹配(第538页)。这些论点都有助于人们从客观规律的层次上把握问题。
但即使是简单的合同，其实也很复杂。从书中可以看到，为了讲清楚一份合同，不仅要使用价格、法律条款等概念，甚至要使用“投机”、“名誉”这些身前身后的词语。为了签定一份合同，仅仅有“理性人”出场远远不够，还要拿出整个第二章，请专门的“合同人”登台亮相。按作者的说法，这种复杂程度，要比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德姆塞兹所举的产权的例子“远在几个数量级之上”(第484页)。产权理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种把企业只看成一个生产函数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漂亮模型了。
复杂的内容更逼近现实，给人的启发也就更具现实意义。比方说，企业中一个管文件的职员，可能不会引起老总的注意。但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企业中的办文制度，那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那位职员的人力资产是高度专业化的资产(第337页)。又比如，企业中的职工作为雇员是芸芸众生，但凭心而论，他们的风险比老板还大(第359页)，他们比股东考虑的要更为长远(第415页)。特别是作者说，无论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都同样存在一个如何寻找次优方案的问题，也都要受到是否讲真话的考验(第544页)。这话是很值得琢磨的。
对我国企业来说，“办社会”(即办医院、学校，甚至公安局、火葬厂)的问题是个大包袱。但这并不是我国特色，国外一些油田、煤矿也遇到这个问题。怎样处理为好呢？关心者可以看看本书第55－60页在讲到“企业生活区”时所谈的几种思路。企业总是希望进行扩张的，但扩张到哪一点最为适当呢？作者提出的“效率边界”的概念(第136页—138页以及第五章)，相信会对人们有所启发。现在我国很多大的行业、企业都在搞改制和资产重组，那就必须搞清所有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此不妨读读第301—334页。公司治理问题也是个热门话题，股东、经营者、董事会以及债权人的关系如何处理，第十七章有专门介绍。至于特许经营权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发了两张经营移动通讯的牌照，不管将来是否再发，这些牌照都有一个怎么发、怎么监管的问题，作者在第十三章对此专门作了分析，并点评了美国特许经营权竞标的一个实例。另外一些问题，如经济学著作一般不屑一顾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作者也分别作了点到为止的介绍(参见第223页和第500页)。至于如何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威廉姆森先生也没有灵丹妙药，但如果读者能从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治理结构等角度去考虑，应该是有新收获的。最后，作者提醒读者，要同时考虑节约生产成本，节约交易成本，实行强激励机制，并且要在这三者之间进行权衡(第542页)。
本书内容如此复杂，但写得有声有色。它不是记录经济史的一本流水账，也不是骨肉分离的管理大全，更不是排除行为特点而只靠一味推导得出的逻辑大厦，当然也不是屡见思想火花却无法一以贯之的论文集。作者在书中先是提出几条符合实际的假定，以求推导之严谨；再画它若干图示，给你一个形象思维；通过几种情况的比较，拿出一套公式；为了不使其干巴巴，又按图索骥地引出一大堆史例，以证其不虚。这些例证可能不如管理学家讲得生动，但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并无骨肉分离之感。为了证明有关学术演进的过程，作者再旁征博引，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的观点被信手拈来，谁个最先提出，哪位继而发扬，无不一一排就座次，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译者边译边学，竟不时浮想：只有实践经验的读者和只有书本知识的读者，初读此书都可能会感到比较困难。因此冒昧提出以下建议：如果读者是实践家，没有时间在理论上较真，那就不妨先挑与自己本职工作有关的章节去读；遇到有关名词，查查书后的主题索引就可以了。如果读者只学过一些经济理论而没有实践，那不妨从本书第六章读起，俟后再读前面几章。
译者初读此书，朦胧感到作者实际上是在研究人(第二章的题目就是“合同人”)，研究人的行为(包括投机、激励、算计等等)，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利益关系、名誉关系等等)。在改校样时再读，这种感受愈深。比如考察市场的治理(采购、订单、短期合同等)，其实就是考察市场中交易双方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所论各种问题，无一不是为了揭示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无论它们是正当的，还是投机的，博弈的。再看作者提出的“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其实意味深长。如果可以把资产专用性看成生产力的一种特殊形式，把治理关系和由此形成的制度看成具体的生产关系，就可以说，作者实际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可以把本书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威氏“偏微分”版本。
威氏这部著作比较艰深。译者对国外理论所知甚少，英文也不甚通。承蒙商务印书馆朱泱先生推荐，侯玲女士信任，加之编辑与译者都有一个心愿，即应该把本书翻译得通俗易懂，更符合中文习惯，因此一拍即合。如此历经二载，译本始得付梓，就教于读者。我们在此对商务印书馆、朱泱先生、侯玲女士深表谢意。
至于译本中的错误，文责自负。我们也诚恳希望读者给予指正。另，威氏行文中常阙漏个别文字，译者便按自己的理解略加增补，使意思能够连贯，并注在大括号{ }中，这一点还请读者注意。
译者不避推销之嫌，聊表一孔之见，是为序。
本书作者O．E．威廉姆森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32年生于美国，曾来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威廉姆森先生最先把新制度经济学定义为交易成本经济学，但他最著名的贡献是提出了“资产专用性”和“治理结构”的概念。他用资产专用性来解释交易成本的起源，再由交易成本而研究各类合同，从各类合同中发现相应的治理结构，由此考察各种经济制度，再从效率上对这些制度进行比较。
在本书中，作者就是用这种思路，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各种主要经济制度，包括市场组织和对市场的限制、工作组织、工会、现代公司(包括联合企业与跨国公司)、公司治理结构、垄断与反垄断和政府监管等等。他把每一种经济制度都还原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在合同签定之前是交易，合同签定之后是治理。因此全书以“合同”为研究对象。研究合同，目的是为了提高治理的效率和制度的效率，由制度的效率而至整个经济的效率。基于这种分析，作者得出两个论点。一是用简单的治理结构去解决复杂的交易问题会把事情搞乱；而用复杂的治理结构去解决简单的交易问题成本太高(本书第335页)。二是交易的属性不同，治理结构即组织成本与组织的权能也应不同；因此，不同的交易就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与之相匹配(第538页)。这些论点都有助于人们从客观规律的层次上把握问题。
但即使是简单的合同，其实也很复杂。从书中可以看到，为了讲清楚一份合同，不仅要使用价格、法律条款等概念，甚至要使用“投机”、“名誉”这些身前身后的词语。为了签定一份合同，仅仅有“理性人”出场远远不够，还要拿出整个第二章，请专门的“合同人”登台亮相。按作者的说法，这种复杂程度，要比美国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德姆塞兹所举的产权的例子“远在几个数量级之上”(第484页)。产权理论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种把企业只看成一个生产函数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漂亮模型了。
复杂的内容更逼近现实，给人的启发也就更具现实意义。比方说，企业中一个管文件的职员，可能不会引起老总的注意。但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企业中的办文制度，那是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那位职员的人力资产是高度专业化的资产(第337页)。又比如，企业中的职工作为雇员是芸芸众生，但凭心而论，他们的风险比老板还大(第359页)，他们比股东考虑的要更为长远(第415页)。特别是作者说，无论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都同样存在一个如何寻找次优方案的问题，也都要受到是否讲真话的考验(第544页)。这话是很值得琢磨的。
对我国企业来说，“办社会”(即办医院、学校，甚至公安局、火葬厂)的问题是个大包袱。但这并不是我国特色，国外一些油田、煤矿也遇到这个问题。怎样处理为好呢？关心者可以看看本书第55－60页在讲到“企业生活区”时所谈的几种思路。企业总是希望进行扩张的，但扩张到哪一点最为适当呢？作者提出的“效率边界”的概念(第136页—138页以及第五章)，相信会对人们有所启发。现在我国很多大的行业、企业都在搞改制和资产重组，那就必须搞清所有权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为此不妨读读第301—334页。公司治理问题也是个热门话题，股东、经营者、董事会以及债权人的关系如何处理，第十七章有专门介绍。至于特许经营权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发了两张经营移动通讯的牌照，不管将来是否再发，这些牌照都有一个怎么发、怎么监管的问题，作者在第十三章对此专门作了分析，并点评了美国特许经营权竞标的一个实例。另外一些问题，如经济学著作一般不屑一顾的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作者也分别作了点到为止的介绍(参见第223页和第500页)。至于如何解决这些复杂问题，威廉姆森先生也没有灵丹妙药，但如果读者能从资产专用性、交易成本、治理结构等角度去考虑，应该是有新收获的。最后，作者提醒读者，要同时考虑节约生产成本，节约交易成本，实行强激励机制，并且要在这三者之间进行权衡(第542页)。
本书内容如此复杂，但写得有声有色。它不是记录经济史的一本流水账，也不是骨肉分离的管理大全，更不是排除行为特点而只靠一味推导得出的逻辑大厦，当然也不是屡见思想火花却无法一以贯之的论文集。作者在书中先是提出几条符合实际的假定，以求推导之严谨；再画它若干图示，给你一个形象思维；通过几种情况的比较，拿出一套公式；为了不使其干巴巴，又按图索骥地引出一大堆史例，以证其不虚。这些例证可能不如管理学家讲得生动，但高屋建瓴，一气呵成，并无骨肉分离之感。为了证明有关学术演进的过程，作者再旁征博引，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的观点被信手拈来，谁个最先提出，哪位继而发扬，无不一一排就座次，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译者边译边学，竟不时浮想：只有实践经验的读者和只有书本知识的读者，初读此书都可能会感到比较困难。因此冒昧提出以下建议：如果读者是实践家，没有时间在理论上较真，那就不妨先挑与自己本职工作有关的章节去读；遇到有关名词，查查书后的主题索引就可以了。如果读者只学过一些经济理论而没有实践，那不妨从本书第六章读起，俟后再读前面几章。
译者初读此书，朦胧感到作者实际上是在研究人(第二章的题目就是“合同人”)，研究人的行为(包括投机、激励、算计等等)，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济利益关系、名誉关系等等)。在改校样时再读，这种感受愈深。比如考察市场的治理(采购、订单、短期合同等)，其实就是考察市场中交易双方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所论各种问题，无一不是为了揭示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关系，无论它们是正当的，还是投机的，博弈的。再看作者提出的“资产专用性”这个概念，其实意味深长。如果可以把资产专用性看成生产力的一种特殊形式，把治理关系和由此形成的制度看成具体的生产关系，就可以说，作者实际是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此，可以把本书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威氏“偏微分”版本。
威氏这部著作比较艰深。译者对国外理论所知甚少，英文也不甚通。承蒙商务印书馆朱泱先生推荐，侯玲女士信任，加之编辑与译者都有一个心愿，即应该把本书翻译得通俗易懂，更符合中文习惯，因此一拍即合。如此历经二载，译本始得付梓，就教于读者。我们在此对商务印书馆、朱泱先生、侯玲女士深表谢意。
至于译本中的错误，文责自负。我们也诚恳希望读者给予指正。另，威氏行文中常阙漏个别文字，译者便按自己的理解略加增补，使意思能够连贯，并注在大括号{ }中，这一点还请读者注意。
译者不避推销之嫌，聊表一孔之见，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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