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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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中国大陆日益成为全球理想的投资地点之一，大量的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流入中国大陆尤其是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根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截止1999年底，中国大陆共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项目342745个，合同金额7692.12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4595.64亿美元，其中实际利用对外借款13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059.22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163.03亿美元。
由于外资的大量进入，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得十分重要。1999年，尽管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上年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403.19亿美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1.17％；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769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75％；实现工业增加值4201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0.69％；全国涉外税收总额达1648.86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15.99％。从1986年到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由5.82亿美元增加到886.28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商品总值的比重由1.88％提高到45.47％。很明显，外商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特别是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对影响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不太了解，各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在优惠政策上相互攀比，由此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形成一个不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同时也造成国家利益的大量流失。有的地区虽然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但实际上并没有吸引多少外资，或者吸引的外资在投资方向上与地区发展规划相去甚远。二是在地区分布上，目前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沿海特别是广东、江苏、福建、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截止1999年底，在中国各地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东部地区占87.84％，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仅分别占8.94％和3.22％。大量的外商投资流入沿海地区，虽然对促进沿海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加剧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自1999年以来中央已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显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其制定外商投资区位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对外商投资的动机、区位决策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一个全面客观深入的了解。由于不同来源国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不同投资类型的跨国公司在区位选择时所考虑的因素不尽相同，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并揭示其内在的一般规律性，将可以为当前中国外商投资区位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二)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问题是当前国际工商管理、经济学以及地理学界共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已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学术专著(Grosse，1980；Tong，1978；Haigh，1989；Ondrich and Wasylenko，1993)，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总体上看，国外学者对q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研究主要沿着三条路线：一是工商管理学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或者案例研究，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决策过程和区位因子；二是经济计量方法，主要是利用系统的数据和统计模型，揭示外商投资与各种区域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三是公司地理学方法，主要是考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空间行为、部门间的空间联系、相互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随着各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大量公布以及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采用各种经济计量模型来研究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问题，日益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问题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国内，已有一些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或者计量模型的方法，对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小建，1996；鲁明泓，1997，1999；冯毅、张晖，1999；贺灿飞、陈颖，1997；贺灿飞、梁进社，1999；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1)，有的则对著名跨国公司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地的投资进行了探讨(王志乐，1998；王志乐主编，1996a，1996b，1999)。在海外，一些学者则利用各种计量模型和方法，对中国省区和城市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及空间模式进行了分析(陈建勋，1994；Leung，1990；Gong，1995；Head and Ries，1996；Chen，1996，1997a；Qu and Green，1997；Broadman and Sun，1997；Wei et a1.，1999；Coughlin et a1.，2000；Cheng et a1.，2000)。相比较而言，虽然目前国内有关外商投资区位的文献不断增加，但能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仍然屈指可数。更重要的是，至今为止，国内还鲜有系统研究外商投资区位的学术专著，这与欧美一些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读硕土研究生时，就对外商投资区位问题非常感兴趣。当时，我把国际投资区位问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经济特区的国际投资区位研究》一文(魏后凯，1987a，1987b)。后来，由于各种研究课题的需要，我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城市与区域发展上来。1994年底至1996年初，我有幸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在这期间，我利用芝加哥大学丰富的图书资料，考察了近年来外商投资区位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并收集了大量的英文学术资料。回到北京后，我根据这些资料，并以跨国公司为背景，编著了一本《区位决策》(魏后凯，1998)。为了使该项研究能进一步深入下去，我以《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研究》为题，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提出了申请。1997年9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了该项申请(批准号为79770097)，但给予的资助金额不多，难以按原定计划开展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典型案例研究。1999年，国家人事部以留学回国人员择优资助项目的名义又给予了少量的经费。
由于研究经费的不足，在征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同意的条件下，我对课题研究的计划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一是充分利用国家有关部门已有的统计数据，采用计量方法分析外商投资的区位模式及其决定因素，同时增加了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进出口的影响分析，以填补国内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二是对课题组成员进行了适当调整，压缩了课题组核心成员的数量，以减少课题研究的经费支出。三是与国际组织和地方政府进行合作。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网络中心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我们对秦皇岛市外商投资动机和区位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上(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1)。事实上，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调整，本课题研究的成果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在向国际接轨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尽管我们始终面临着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
(三)
本书是在199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研究》各专题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学术专著，是我与课题组其他两位同志三年多来通力协作、潜心研究的共同结晶。除第一、二章外，其他各章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旨在从一个侧面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以及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按照原定的计划，我们拟单独探讨政府优惠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但后来发现，要想把政府优惠政策定量化面临着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而且选择不同的地域单元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论。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
作为课题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贺灿飞博士199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系，获理学硕士学位。他所做的硕士学位论文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投资类型的区域分异研究》(贺灿飞，1997)。毕业后，贺灿飞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外商投资区位的学术论文(贺灿飞，1999；贺灿飞、陈颖，1997；贺灿飞、梁进社，1999)。1998年底，贺灿飞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系深造，并于2001年8月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贺灿飞继续参与本课题的研究，并选择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目前，贺灿飞博士在美国孟菲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mphis)地理与规划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课题组的另一位核心成员王新博土曾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得产业经济学硕士和博土学位。王新师从我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陈栋生教授，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调整对策》(王新，1999)。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新就参与到本课题的研究中来。近年来，王新已发表多篇有关外商投资和区域经济方面的学术论文。目前，王新在《求是》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课题研究经历的时间较长，所以各专题研究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在时段上具有一定差异，有的是采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有的是采用1996年省区和城市的数据，而最近新做的一些专题则采用1999年的数据。好在本课题主要是进行实证方面的定量分析，旨在揭示外商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因此，所考察的样本数据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也是难以避免的。
本课题由魏后凯负责主持和进行总体设计。各章的初稿分工如下：第一、七、十章和附录：魏后凯；第二、九章：魏后凯、贺灿飞、王新；第三、四、六、八、十一章：贺灿飞；第五章：王新；第十二章：贺灿飞、Breandan Qh Uallachain(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系)。最后，由魏后凯统一进行三次较大的修改、补充和审定。
在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张承耀研究员、李维民所长助理、刘楷同志，经济所詹小洪编审，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系Michael Kuby博士，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网络中心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外资办等许多同志都提供了很大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博士、王宏伟博土和王云平博士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魏 后 凯
于华威西里8号楼 2001年9月12日
自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轨，中国大陆日益成为全球理想的投资地点之一，大量的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流入中国大陆尤其是条件较好的东部沿海地区。根据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截止1999年底，中国大陆共签订利用外资协议项目342745个，合同金额7692.12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4595.64亿美元，其中实际利用对外借款13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059.22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163.03亿美元。
由于外资的大量进入，外商投资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显得十分重要。1999年，尽管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比上年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403.19亿美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1.17％；外商投资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7696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75％；实现工业增加值4201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20.69％；全国涉外税收总额达1648.86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15.99％。从1986年到1999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由5.82亿美元增加到886.28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商品总值的比重由1.88％提高到45.47％。很明显，外商投资的大规模进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特别是沿海经济的快速发展。
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目前中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由于对影响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不太了解，各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外资，在优惠政策上相互攀比，由此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形成一个不公平的外部竞争环境，同时也造成国家利益的大量流失。有的地区虽然提供了不少优惠政策，但实际上并没有吸引多少外资，或者吸引的外资在投资方向上与地区发展规划相去甚远。二是在地区分布上，目前中国吸引的外商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沿海特别是广东、江苏、福建、上海等东南沿海地区。截止1999年底，在中国各地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东部地区占87.84％，而中部和西部地区仅分别占8.94％和3.22％。大量的外商投资流入沿海地区，虽然对促进沿海经济的高速增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加剧了中国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为了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自1999年以来中央已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措施，积极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显然，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其制定外商投资区位政策的过程中，必须对外商投资的动机、区位决策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一个全面客观深入的了解。由于不同来源国和地区、不同产业部门、不同投资类型的跨国公司在区位选择时所考虑的因素不尽相同，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及其影响因素，并揭示其内在的一般规律性，将可以为当前中国外商投资区位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二)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问题是当前国际工商管理、经济学以及地理学界共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近年来已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学术专著(Grosse，1980；Tong，1978；Haigh，1989；Ondrich and Wasylenko，1993)，发表的论文更是不计其数。总体上看，国外学者对q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研究主要沿着三条路线：一是工商管理学方法，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或者案例研究，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决策过程和区位因子；二是经济计量方法，主要是利用系统的数据和统计模型，揭示外商投资与各种区域特征变量之间的关系；三是公司地理学方法，主要是考察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空间行为、部门间的空间联系、相互作用及其组织结构。随着各国官方统计数据的大量公布以及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采用各种经济计量模型来研究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问题，日益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问题也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国内，已有一些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或者计量模型的方法，对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小建，1996；鲁明泓，1997，1999；冯毅、张晖，1999；贺灿飞、陈颖，1997；贺灿飞、梁进社，1999；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1)，有的则对著名跨国公司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地的投资进行了探讨(王志乐，1998；王志乐主编，1996a，1996b，1999)。在海外，一些学者则利用各种计量模型和方法，对中国省区和城市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及空间模式进行了分析(陈建勋，1994；Leung，1990；Gong，1995；Head and Ries，1996；Chen，1996，1997a；Qu and Green，1997；Broadman and Sun，1997；Wei et a1.，1999；Coughlin et a1.，2000；Cheng et a1.，2000)。相比较而言，虽然目前国内有关外商投资区位的文献不断增加，但能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仍然屈指可数。更重要的是，至今为止，国内还鲜有系统研究外商投资区位的学术专著，这与欧美一些国家形成鲜明的对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还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读硕土研究生时，就对外商投资区位问题非常感兴趣。当时，我把国际投资区位问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经济特区的国际投资区位研究》一文(魏后凯，1987a，1987b)。后来，由于各种研究课题的需要，我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了城市与区域发展上来。1994年底至1996年初，我有幸得到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和合作研究。在这期间，我利用芝加哥大学丰富的图书资料，考察了近年来外商投资区位理论研究的重要进展，并收集了大量的英文学术资料。回到北京后，我根据这些资料，并以跨国公司为背景，编著了一本《区位决策》(魏后凯，1998)。为了使该项研究能进一步深入下去，我以《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研究》为题，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提出了申请。1997年9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批准了该项申请(批准号为79770097)，但给予的资助金额不多，难以按原定计划开展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典型案例研究。1999年，国家人事部以留学回国人员择优资助项目的名义又给予了少量的经费。
由于研究经费的不足，在征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同意的条件下，我对课题研究的计划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一是充分利用国家有关部门已有的统计数据，采用计量方法分析外商投资的区位模式及其决定因素，同时增加了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和进出口的影响分析，以填补国内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二是对课题组成员进行了适当调整，压缩了课题组核心成员的数量，以减少课题研究的经费支出。三是与国际组织和地方政府进行合作。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网络中心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的有力支持下，我们对秦皇岛市外商投资动机和区位因素进行了问卷调查，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经济研究》2001年第2期上(魏后凯、贺灿飞、王新，2001)。事实上，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调整，本课题研究的成果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在向国际接轨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尽管我们始终面临着研究经费不足的问题。
(三)
本书是在199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外商投资区位决策与公共政策研究》各专题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学术专著，是我与课题组其他两位同志三年多来通力协作、潜心研究的共同结晶。除第一、二章外，其他各章均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旨在从一个侧面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以及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按照原定的计划，我们拟单独探讨政府优惠政策尤其是税收优惠对外商投资的影响，但后来发现，要想把政府优惠政策定量化面临着一系列的技术问题，而且选择不同的地域单元会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结论。所以，我们放弃了这一计划。
作为课题组的核心成员之一，贺灿飞博士199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学系，获理学硕士学位。他所做的硕士学位论文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及其投资类型的区域分异研究》(贺灿飞，1997)。毕业后，贺灿飞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外商投资区位的学术论文(贺灿飞，1999；贺灿飞、陈颖，1997；贺灿飞、梁进社，1999)。1998年底，贺灿飞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系深造，并于2001年8月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贺灿飞继续参与本课题的研究，并选择中国外商投资区位问题作为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目前，贺灿飞博士在美国孟菲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mphis)地理与规划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课题组的另一位核心成员王新博土曾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得产业经济学硕士和博土学位。王新师从我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陈栋生教授，1999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及调整对策》(王新，1999)。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王新就参与到本课题的研究中来。近年来，王新已发表多篇有关外商投资和区域经济方面的学术论文。目前，王新在《求是》杂志社从事编辑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课题研究经历的时间较长，所以各专题研究所采用的样本数据在时段上具有一定差异，有的是采用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有的是采用1996年省区和城市的数据，而最近新做的一些专题则采用1999年的数据。好在本课题主要是进行实证方面的定量分析，旨在揭示外商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外商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因此，所考察的样本数据出现一定程度的差异也是难以避免的。
本课题由魏后凯负责主持和进行总体设计。各章的初稿分工如下：第一、七、十章和附录：魏后凯；第二、九章：魏后凯、贺灿飞、王新；第三、四、六、八、十一章：贺灿飞；第五章：王新；第十二章：贺灿飞、Breandan Qh Uallachain(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系)。最后，由魏后凯统一进行三次较大的修改、补充和审定。
在本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洛林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张承耀研究员、李维民所长助理、刘楷同志，经济所詹小洪编审，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地理系Michael Kuby博士，以及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投资促进处网络中心和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外资办等许多同志都提供了很大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博士、王宏伟博土和王云平博士参加了部分章节的翻译工作。在此我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魏 后 凯
于华威西里8号楼 2001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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