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

<STRONG><FONT size=3>　　　　　　　《现代性研究译丛》出版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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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总体性特征，是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帮助读者拓展思路，更好地观察思考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商务印书馆特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问题研究的著述中，精选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汇编成“现代性研究译丛”。

<FONT size=3><STRONG>《</STRONG><STRONG>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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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作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兰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兰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8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始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　宪　许　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

　　这本论文集是在过去的15年里陆续写出来的。部分地因为这个缘故，许多章节有明显的重叠。这是因为它们集中在数量有限的一些以田野调查和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例子上。这些例子包括夏威夷、刚果、巴布亚新几内亚和西欧，并且当它们同植根于不断扩大的大范围的社会过程相连时，都聚焦在认同的实践和文化形式的建构这些主题上。特定现象，诸如众所周知的被称之为讲究打扮（la sape）的中非实践和夏威夷运动就多次被讨论过，但是，我关注的是这一现象的几个不同方面：或者是与族群性、消费、自恋相关的方面，或者是与个人的自我模型相联系的方面。我在最后一章中尽量把后几章特意探讨的许多种关系简洁地连接在一起。

　　我试图处理全球人类学在发展中遇到的一系列关键议题。一开始，全球体系的视角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最通常的范畴进行解构。这最典型地适用文化概念本身，因为正是这个概念已经成了流行工具，甚至成了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的最新的讨论武器。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我首选的靶子之一。从杂交到跨族群性，文化混合物这个概念一直被一大群知识分子滥用在这样一种话语中——这种话语在这样一个全球巴尔干化的时期正在变得日益招摇，甚至咄咄逼人。这一话语通常与音乐、饮食和流行的文化形式及其表现有关，在我看来，它恰恰与这一部分知识分子日益清晰的认同政治有关。一边根据看起来五彩缤纷其实是毫不相干的文化因素的拼凑物赞扬下层阶级的创造性，一边因为族群性而谴责权力，我认为，这不但是严重地误读了真实的世界，而且也是在企图获得权力。这种权力与其说是现代主义者的，不如说是世界主义者的，这些专家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各种具体的他性汇聚在一起。

　　作为产品、事物和实体的文化是被抽离了经验的文化。这是一种被中性化的文化，并被转变成了消费客体。后者为新的文化主义的知识分子所识别、分类、研究和享用，已经成为权力的潜在基础，尽管它最终可能被证明是无足轻重的。在通过这些术语界定世界的时候，这些觊觎新事物的人把他们自己归属于一个松散的网络……。当然，这个网络是那些从事媒体、艺术画廊、报章杂志和“文化科学”的人组成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识分子通过把经验同文化切割开的手段已经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和平的、甚至是很迷人的世界。这是一个十足的混淆差异的鸡尾酒宴。恰逢其时的全球人类学必须理解这种形式的认同和自我认同的出现，也必须理解似乎浮现在这个过程中的潜在的社会群体的出现。只有坚持把文化过程理解成嵌入在本身可被分析的生活世界、生活空间和生活经验中这种视角，我们才能做到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将集中关注社会存在的条件在全球竞技场中被分配的方式以及这些条件在历史上的形成和再生产的过程。

　　以这些观念为根据，我们就可以很切题地问，为什么文化研究在今天变得如此流行，为什么族群认同、寻根、宗教和本土运动会同步兴起?近来，许多来自不同国籍的社会科学家（如伯杰、马非梭利）指出，我们正在进入部落时代，在这个时代，个人主义正在衰落，并被日益强劲的集体压力所代替。阿兰•明克用新中世纪（New Middle Age）这个术语来指称这种情况（明克，1993）。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具有这种关怀的预测性的精确模型，这种关怀现在已经开始被许多研究者所理解。这本身可能被理解成在为全球性的视角辩护——这种视角不怯于去把握型塑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宏观的经济政治过程，不怯于去把握同前者紧密纠结在一起的文化过程。有一种说法认为，“文明”或这个世界中这个部分的文明可能处于解体和衰落的严重危机之中，许多人直截了当地斥之为荒谬，但对这种可能性的确信既是令人鼓舞的，也是相当具有启示性的。毕竟，恰恰是我们的一些文化专家和后现代主义者一直在坚持关于西方或全球社会的进化观点。他们在这样做时，面对着这个世界很明显的混乱与暴力状态。他们是憧憬未来的城市阁楼、空中的邦克尔山的人吗?他们可以在此思考那些我们似乎正在日益接近的琐碎而杂乱的创造性。

　　贯穿这本书的立场正好与上面描述的图景相反。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稻草人的图像，尽管在这个简短的篇幅内我已经尽力淡化这种意思了。我感觉到，它是一个核心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害怕正在支持着它；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避风港，包含着对统治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我们探讨了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而不是躲开它们，或者忽略它们，或把它们转变成知识消费中更美味可口的珍品。我感到有必要为一种视角辩护，在这种视角中，文明的伟大中心，作为全球系统的产物，很明显地总是倾向于崩溃，如果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将不足为奇。我们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到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涉及全球体系的中心化和它们的分裂的那些过程。有必要探寻霸权的解体、新阶层的兴起和老的阶层的衰落、从原来的阶级中游离出来的过程、族群化和本土化等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因为它们与国际化、新霸权的兴起和新的中心地区的出现相联系着。当然，世界性的音乐、世界性的食物之类现在都是这个过程的部分或一分子，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集中关注这些而排除了同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现实。

　　这里所收集的文章部分地来自对发表过的和未发表过的论文及文章的再加工。它们是始于1970年代早期，现在已经初见成效的工作的副产品。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的，这项工作的很多部分是由我的妻子卡莎•弗里德曼开始的。过去20年的合作是如此紧密，使得我将这个集子首先看作是对过去20年交往的一个见证。其他许多同事和学生在这些年中，在全球体系的人类学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些年中，除了卡萨•弗里德曼之外，有许多人参与了这些论文的生产，我只能列出围绕着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的批评性讨论的那些人中的部分名字：包括迈克•罗兰兹、马修•斯普里格斯、克里斯坦•克里斯蒂安、罗特•赫德格尔、摩根斯•拉尔森、克里斯•蒂利、尼克•托马斯、乔尼•皮森和其他许多人。关于历史、文化和认同的论文应该大大地感谢米歇尔•哈贝斯米、鲍尔•皮德森、斯蒂恩•伯根道夫、乌拉•哈萨葛和安德鲁•葛瑞。对这里所表述的理念的发展与完善来说，我们在隆德的研究所举办的研讨班被证明是个多产的基地。那些参与者中有卡塔里纳•斯居伯格、安德斯•哈登、扬•斯居科维斯特和米尔伽•埃克斯特罗默。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罗杰•基辛多年来既是讨论会的参加者，也是支持者，伦敦大学学院的布鲁斯•卡普弗尔多年来一直是灵感、热烈的讨论和在外地的许多精彩的研讨班的源泉。大学学院的迈克•罗兰兹也一直是主要的伙伴和全球人类学这项事业的资助者，他和苏珊•弗兰肯斯坦打开了使这项事业取得成功的许多理论上的和人类学上的门户。哥本哈根的人文研究中心对已经进入本书的许多观念和计划来说也是个加油站。我要感谢所有的来访者，也感谢摩根斯•拉尔森校长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高水平的研讨场地。

　　乔纳森•弗里德曼是瑞典隆德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教授，他与斯考特•拉什合编了《现代性和认同》一书（1990）。

　　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15年的研究结晶，系统地阐述了作者所倡导的全球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弗里德曼用全球体系的视角探讨了古地中海地区的变化，指出了历史惊人的相似性；比较了刚果人、日本阿伊努人和夏威夷人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如何重新塑造他们民族的认同或他们自己的认同，分析了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特别是人类学在当代的研究转向。弗里德曼的论述独到深刻，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当代社会和文化变化的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视角。

前言

第一章　迈向全球人类学

第二章　全球体系通史的与文化上的特性

第三章　文明周期与尚古论的历史

第四章　人类学中文化概念的出现

第五章　文化、认同和世界性过程

第六章　全球体系的文化逻辑

第七章　全球化与地方化

第八章　历史和认同政治

第九章　风雅的政治经济学

第十章　自恋、寻根和后现代主义

第十一章　全球体系、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参量

第十二章　全球体系中的秩序与失序

参考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

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