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ONG><FONT size=3> 《文化和传播译丛》出版说明</FONT></STRONG>
所谓文化，从本质上来讲，是人类借助符号传达意义的行为。因此说文化与传播密不可分，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文化传播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不仅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也使人类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本译丛精选了近年来西方文化与传播领域内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旨在帮助读者拓展视野，加深对这场历史巨变的理解。
<FONT size=3><STRONG> 《文化和传播译丛》总序</STRONG></FONT>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于是，人是文化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这种复杂的依赖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到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做了精致的分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口传文化阶段，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既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又使得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阶段，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出现，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本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电子媒介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电子媒介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首先，它加速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一空分离或时一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一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一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但同时它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都和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判然有别。
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或曰“媒介文化”，或曰“媒介化的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显然，我们对它知之甚少。
有鉴于此，本丛书着力于译介晚近西方传播和文化领域中的代表性论著，旨在拓宽视野，深化理解，进而推进本土化的研究。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序于古城南京
国内出版的诸多文化研究方面的译著，都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对中国读者而言，这些在某一方面的深入探讨固然具有较好的专业探索价值和学术示范效果，但无法通过它们中的任何一部直接建立起有关文化研究方面的总的和基础的概念及学术场景。
斯图尔特•霍尔的这部编著则是一个文化研究方面的全面和基础的读物。它由一个导言、一个文化研究理论的概述(第一章)和五个专题研究(第二章至第六章，依次为对法国战后平民主义摄影、博物馆展出、“他者”或异己者的表征、男性表象及肥皂剧个案的研究)组成，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都展现了文化研究的基本品格。
首先，本书向我们展示了文化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即把人类现有文明看作表象性的文化，揭示其任意性及由此引起的权力争斗。这从本书的书名就可看出。“表征”作为一个动词，是指拿一物(符号)代表另一物体或观念的行为，其中，作为代表(替代品)的符号与被代表物(或观念)的关系是任意的，没有必然性；而且，作为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它们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因而，建立在表征基础上的各种文化表象并不具有实质性，并不等于它们的代表物。同时，用符号生产意义的过程也就成了符号系统内的某种操作实践，即意指实践的过程。因此，文化就成了各种表象以不同规则和方式聚集的场所，也因而成了各种表象为获得支配权而进行争斗的场所。文化研究的这种基本理论观念，是与20世纪语言学转向、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等基本思想倾向相呼应的。就这个意义而言，文化研究并不像我们国内经常理解的那样，是对各种文化的研究，把文化看成只是对象。在这里，它是指一种研究方法，指用文化的方式进行研究(“文化地研究”)，即把社会现象看作具有上述特征的种种文化，来解释其中发生的意义的产生、嬗变和争斗的生动过程，从而对社会文化作更新层面上的一种批判。
其次，就个案分析而言，本书提供的范本也至为深入、细腻，且颇具多样性。这也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特色。我们研读当代批判理论著作的人时常感到，读福柯或哈贝马斯这一类原创性理论家的著作，留下的是无尽的思索回味，另加疑难和悬案；但读文化研究著作，则常令人对理论信心倍增，生发出实践的欲望。原因恐怕就在于文化研究的实用性宗旨。这是一个应用理论去分析研究具体对象的领域。本书包含的个案分析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原创性理论的具体应用途径和思路，颇具示范效应。文中对各种个案的分析，角度新颖，尖锐犀利，使所应用的理论显得特别有效和有力，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当然，这其中也潜藏着某种可能的危险：当一种新的范式被确立并被普遍接受后，它能够产生足够多的问题(研究个案)延续自身的威力，而这一过程则是一种“规范的科学”的形成过程。令人兴奋的新范式的威力同时有变成僵化的、定型的压制性权力的可能。而且，在它发展到某个阶段时，新问题也会显得了无新意——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同一范式支配中的“新问题”，如同在社会历史决定论视野下，虽然一个个并不出名的历史新人物(尚未研究过的作家、理论家)作为“新”的研究对象被提出来研究，而人们实际上看到的还是老一套的成果一样。文化研究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我们的确注意到当今西方学术界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中，它与其他后现代思潮在走向支配性地位这一事实。我们特别注意到本书是以教科书的形式撰写的，它意在使文化研究不仅限于出版界，而且参与机构权力的争夺，成为大学机构体制的一部分。作为对传统僵化体制的冲击，这值得欢呼，但它本身的可能的危险，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译文的斟酌方面，特别需要一提的是representation一词。对于该词的含义，斯图尔特•霍尔在第一章(1．1)中作了详细解释。根据这个解释，我们分别将它译为“表象”和“表征”：当它表示成型的客体时，译成“表象”，而当它侧重于强调生产“表象”的过程或行为时，则译为“表征”。“表征”一词的中文意思可能有点争议，在古汉语中，“表征”作为名词，意为“征象”，“迹象”；作为动词，意为“使……具有征象”或“阐明”等。这与representation一词所具有的“代表”、“表示”之义不一致。但鉴于当代中文里，“表征”也常被用成“去代表”、“去表示”之义(尽管其合法性有待确认)，而且也很难另外找到一个恰当的中文词来担当这一功能，所以在事关重大的这一译名中，只好姑且用“表征”一词。对译文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错误，我们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导言及第一章至第四章由我翻译，第五、第六章及“鸣谢”由陆兴华翻译，“索引”由两人合作完成，两人并互相校对了对方的译文。兴华兄的加入不仅加快了本书的翻译进程，而且确保了本书质量的提高；斯图尔特•霍尔对我提出的书中一些疑难问题作了专门解释，对译文很有帮助；胞姐徐珊珊女士在文字录入及格式设计方面作了大量细致有效的工作；李岩参与了部分文字录入工作；郑德弟教授在法文译名和法国文化知识方面给予了有力的帮助；我的研究生徐燕杭等人在资料查证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在此特别要提到周宪兄，是他向我引荐了这项艰巨但收获颇丰的工作。本书的成功译出有赖于以上诸位的珍贵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
徐 亮
2001年5月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英国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现任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包括编著）：《仪式抵抗：战后英国的青年亚文化》（1976）、《编码/解码》（1980）、《文化 传媒 语言》（1981）、《调控危机》（1982）、《艰难的复兴之路：撒切尔主义与左派的危机》（1988）、《现代性的构成体》（1992）等。
这是一部传播学和社会文化理论教科书，它通过一个文化研究理论的概述和五个专题的文化个案研究，表述了这样一些重要的理论观念：文化是通过表征和意指实践构造出来的；它所使用的符号具有任意性，因而与外部的物质世界不存在符合的关系；它是一个解释的和意义的世界；表征过程的所有参与方（包括制作方与消费方）都卷入了意义的争夺，但这种争夺是通过话语的方式进行的；意义不可能是纯个人的，而是各方协商和表征运作的结果；意义总是有偏向、有优先方面的。本书的大量插图都是这一理论的精彩分析的对象。
<STRONG>导 言</STRONG>
<STRONG>第一章</STRONG> 表征的运作(斯图尔特•霍尔)
<STRONG>第二章</STRONG> 表征社会：战后平民主义摄影中的法国和法国性(彼得•汉密尔顿)
<STRONG>第三章</STRONG> 他种文化展览中的诗学和政治学(亨里埃塔•利奇)
<STRONG>第四章</STRONG> “他者”的景观(斯图尔特•霍尔)
<STRONG>第五章</STRONG> 展示男人味(肖恩•尼克松)
<STRONG>第六章</STRONG> 文类与性别：肥皂剧个案分析(克里斯蒂娜•格莱德希尔)
<STRONG>鸣谢
索引
译后记</STRONG>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188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