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

　　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世界上已经讨论很久，有关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也有过持久热烈的讨论，学者们对之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与热情。以至有人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情结。由于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近年来热情似乎有所减退，研究者日见稀少。这些现象说明，要推进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必须要有理论创新。厉以宁教授的这部《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就是有关这个问题的－部创新之作，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有茅塞顿开之感。

　　这部著作以总揽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眼光，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以坚实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构筑成了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体系。作者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原生型的资本主义，西欧国家大体上属之，另一种是非原生型的资本主义，日本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属之。为什么有这两种产生资本主义的不同方式，那就要追踪到它们的封建社会的不同体制。一种是刚性体制，这个社会中等级制和身份制严格，社会流动不易，看似稳固，但应变能力很差，所以一击即溃；另一种是弹性体制，该社会中缺乏严格的等级制和身份制，纵向和横向上社会流动都可进行，权力结构可以变化，权力的行使方式也灵活多样，所以这种社会的应变能力很强，遇到危机可以自我调整，从而长期存活下来。而在刚性体制中，权力结构固定，权力行使方式也僵化而不会改变。由此各权力之间出现了空隙，便于体制外的异己力量滋生成长，再发展壮大形成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与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发生冲突，最终导致封建社会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所以说，只有在西欧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中，才有可能产生原生型的资本主义。

　　厉以宁教授的这部著作，中心是在分析原生型的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他认为西欧刚性体制的封建社会中，城市是它的体制外权力中心，市民即是体制外的异己力量，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城市和市民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和封建领主、王权等发生了冲突。作者从经济、政治、思想意识诸方面详细分析了冲突各方复杂的关系，前进与后退，压迫与让步，冲突与妥协，限制与支持等等，说明作用于历史前进的力量是多方面的，历史的前进过程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充满了曲折和反复。例如在第三章中，分析了教会、城市、行会、王权对封建社会中的取利行为、商品货币关系的态度。教会从教义上反对高利贷，同时这也是为了私利，因为寺院不是自然人，可以更有空间放款取息。城市是工商业中心，应该支持工商业的发展，可是为了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它又采取了限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这种限制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又会遇到新的矛盾而使城市陷入两难境地，必须改弦更张。这些分析都是十分精彩的。

　　厉以宁教授既是经济史专家，又是经济理论的专家，所以他的这部著作，和我国一般治经济史而不熟悉经济理论的学者有所不同，他能娴熟地应用各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等等。但他作为经济史的专家，又严格地从历史事实出发，用历史事实来纠正理论的不适应之处。这两点构成本书的一大特色。例如，西欧的航运业为什么发展得很快呢，当然有环境的因素(河流纵横而且海岸线长)，有技术因素(造船业发达)，也有制度因素，就是制度创新――股份制的推行，金融业的较早介入，形成了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原则，因而促进了航运业的发展。又如，西欧为什么会出现统一市场呢，可用交易成本理论来加以解释。要促进经济增长，就要降低交易成本，在当时西欧的条件下，技术没有多大进步，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扩大市场规模，封建割据限制了市场的扩大，因此有关的体制外权力中心、体制外异己力量就促进王权的成长，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可是，厉以宁教授并不认同诺思所说的西欧资本主义兴起中人口因素和产权的重要作用，指出对产权的保护，只有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甚至是取得政权以后很久才可以实现。因此如果离开了对封建社会刚性体制的研究，体制外异己力量和体制外权力中心的研究，是不可能说明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的。他还在有关印度经济史的讨论中，不同意马克思的关于殖民主义的双重使命的提法，认为这和印度历史的实际不符。指出英国在印度破坏封建制度的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到1947年印度独立时还没有完成。至于建设的使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完成不完成的问题。英国在那里实行的只是建设英国殖民地的使命，而不是在印度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使命。

　　厉以宁教授这本书的基本构架，是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和弹性体制，体制外权力中心和体制外异己力量等，由此构筑成了其巍峨的大厦。可是作为一名经济史学家，他并不是拿这个模式去到处套用，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指出了各个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西欧各国虽然同属原生型资本主义，但又可细分为荷、英、法和德、意、西两类，两类中各国也并不相同，各具特色。意大利虽然资本主义关系产生很早，但后来体制外的权力中心转化为体制内的权力中心，再加上许多外力的作用，使得它的资本主义直到1870年后方才建立。德国资本主义的兴起以普鲁士为中心，这里作为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城市长期屈服于王权，农村的封建势力是靠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的，但是它利用了后发优势，所以很快发展起资本主义。对一些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分析尤具真知灼见，如他指出朝鲜是弹性体制，又加上内忧外患，所以直到二次大战以后美军占领下韩国资本主义才得以发展；日本是刚性体制，可是缺乏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和异己力量，再加上所处的国际环境，所以也不能成为原生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走向资本主义的，由于其过渡的推动力量是由体制内转向体制外的，所以使得其封建势力残余严重存在。对于中国的资本主义产生问题，厉以宁的分析更是自成一家，别开生面。他指出中国自宋代起即建立起弹性体制的封建社会，而且后来更为完善。明清时期是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因素，可是并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建立。但中国社会最终仍会变化，即使没有发生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也会在中国逐渐发生作用，使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只是这种变化肯定十分缓慢，如果没有巨大的震荡，中国是产生不了体制外的异己力量，从而也不可能过渡到资本主义。辛亥革命后发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之前的资本主义因素并没有很多联系。中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一系列斗争，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些分析，体现出厉以宁教授的一种历史观，即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多线的，不能削足适履，套用统一模式。

　　总之，本书体大思精，自成一格，既有宏观理论，又有具体实证研究，是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不可多得的佳作。她的推出，必将对我国学术界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启发我们的思考。当然，本书似乎也有不足之处，我感到对农业中的资本主义产生问题写得不够。如能结合关于原工业化理论、农民学等的研究成果，有所发挥，则会使本书更加精彩。

　　我与厉以宁同志1958年在斋堂下放相识，时有过从．十分折服于他的思维锋利，才识过人。我也对研究经济史有兴趣，碰到的经济理论问题很多，他所写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置之案头，时常翻检，获益良多。我还对诗词有点爱好，多次蒙他馈赠他的词作，可惜我对音韵之学属于下愚，虽然努力学习，迄今仍然平仄不分，所以对他的佳作只能欣赏，无法唱和，亦一憾事。如今对他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写了上面的一些话，只可以说是读后感，是否有当，还请作者和读者雅正。

　　　　　　　　　　　　　　　　　　　　　　　　　　马克垚

　　　　　　　　　　　　　　　　　　　　　　　　　2002年11月

　　自1955年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大学经济系资料室工作。当时给我的具体工作任务是：一是把北大图书馆馆藏的《经济史研究》、《经济史评论》等英文杂志上的经济史文章摘录成卡片，从最近一期起一直向前追溯，供教师和研究生查询；二是着手把苏联经济史专家波梁斯基所著《外国经济史(封建主义时代）》一书约四十余万字译成中文。到1958年1月，我同北京大学教师一起下放到北京门头沟区斋堂乡为止，我全心投入到这两件工作之中。在翻译波梁斯基著作的过程中，遇到了疑难之处，我除了向经济系的周炳琳教授、陈振汉教授和历史系的齐思和教授求教而外，就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查工具书，或借阅各种有关西欧封建时代经济史的书刊，仔细阅读，并写了读书笔记。这是我接触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开始。1959年1月，我从斋堂乡回校，这时，波梁斯基这部著作的中译本已于1958年7月由三联书店出版。

　　1959年起，我同好友马雍一起翻译罗斯托夫采夫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在本校读研究生，专业是欧洲中世纪史，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我们两人在翻译罗斯托夫采夫这部著作的过程中，经常讨论，讨论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从罗马共和国到罗马帝国的演变、罗马帝国兴与衰、罗马帝国的分裂、西罗马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也包括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它的废墟上是怎样兴起一个个蛮族封建王国的，以后西欧社会又是怎样由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我们有时也讨论到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深感世界历史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用一种简单的社会演变模式想概括差异如此之大的东西方各国历史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科学的。

　　1962年5月到1964年10月，这是我有机会走上讲坛的日子。我本来一直在资料室从事资料编译工作。这时，原来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外国经济史”教学的朱克烺同志被抽调到中央党校去参加樊亢、宋则行主编的文科教材《外国经济史》的编写，他所担任的“外国经济史”课程让谁来讲授?于是系里主管教学的副主任胡代光同志和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副主任赵靖同志找到了我。我大学毕业至此已经7年，终于有机会讲课了，我讲的课就是“外国经济史”。这门课的第一章就是“西欧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备课过程也就是深入研究并把自己的观点梳理的过程。两年多一点时间的备课和讲授，使我在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中又深入了一步。

　　但好景不长，1964年10月，我同北京大学经济系师生被派到湖北江陵滩桥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夏，从湖北回北京后，马上又被派到北京朝阳区高碑店参加“四清”运动。在高碑店的“四清”工作尚未结束，到1966年6月初，师生们又奉命回校，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回校，我立即变成了“牛鬼蛇神”，长期接受监督劳动，被三次抄家。抄家中，几年来积累的有关西欧资本主义研究的卡片、资料和手稿，一部分被抄走了，总算还留下一部分。1969年10月，我下放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农场劳动，一呆就是两年。1971年9月从江西南昌回到北京，又再次被派往北京大兴县农村劳动，直到1972年年初才回到学校。虽然回到了学校，从1972年到1976年这五年内，仍不断到乡下去，参加所谓“批林批孔”，“开门办学”，接受再教育，根本没有时间再安下心来把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

　　“四人帮”被粉碎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学校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总的说来，北京大学校园的环境已经安静，适合于教学和科研了，但从这时起，我感到有比研究资本主义起源更加迫切的研究任务等待着我去做，这就是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从1979年到1998年这20年内，我关心的主要问题是：

　　1．什么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思路?我提出了“两类非均衡”和“企业改革主线论”。

　　2．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怎样重新构造?我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的建议。

　　3．体制转轨阶段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么?我提出了“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的主张。

　　4．怎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运行?我提出了“第三种调节即道德调节”的论点。

　　对这四个问题的研究，占据了这20年中我的大部分时间。这一时期内我的著作几乎全是围绕这四个问题而写的。即使如此，我仍然没有间断经济史方面新书的阅读和写作。1980―1987年间，我为研究生开设了《经济史比较研究》一课，并和陈振汉教授一起开设了“经济史学专题”课和“西方经济史名著选读”课。我在1988年第3期的《理论内参》上发表了《对殖民主义历史作用的非伦理判断》；在1988年第3期的《鄂西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西方比较经济史研究简论》；在1989年第3期的《读书》上发表了《希克斯的经济史研究》；在1993年第1期的《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比较经济史研究与中国的现代化》等文章。我还把有关西欧中世纪社会经济史的一些研究心得(如行会精神，公平、互助与认同，习惯的作用等)纳入了《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之中。

　　《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一书是1999年4月出版的。写完这本书之后，我决心集中时间对《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的草稿进行整理补充。过去的草稿已残缺不全，我为补充、修改、定稿所花费的时间，超过于我以往出版的任何一本书。但这仍是值得的，因为我毕竟对大学毕业以来几十年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工作做了总结。

　　在此书行将出版之际，我首先感谢已故的周炳琳老师、齐思和老师和马雍同学、张盛健同学、彭平阶同学。当年，我同他们讨论过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交换过看法，并得到他们的指点。可惜他们都先后谢世，看不到本书的出版了。

　　我感谢今年已九十高龄的陈振汉老师。我读大学二年级时，他讲授“中国经济史”一课，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系主任。正是陈振汉老师，最早把我引入了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领域。

　　接着，我要感谢马克垚同学。他是一位著名的西欧中世纪史专家。在北京市门头沟区斋堂乡劳动和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劳动时，我们是“战友”或“难友”。在北大中关园宿舍和蓝旗营宿舍，我们是邻居；在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中，我们又是多年的同事。他在西欧封建土地制度变迁和城乡关系的研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我不仅从他那里学习到许多东西，而且深深感谢他为这本书写序。

　　我的弟弟厉以平、侄女厉帆，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我不少帮助，特在此致谢。

　　商务印书馆早在1985年就和我谈妥《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问题。胡企林、李勉、吴衡康、王涌泉、张宗理、李连科、常绍民、郑殿华、杨宝兰几位同志为本书的约稿和出版出了很多力。他们知道我前些年太忙，所以一再向我说：“什么时候，你感到可以交稿了，我们就出版。不必着急，一切由你自己安排。”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外，我还要感谢我的学生朱善利、章铮、杨东宁、梁鸿飞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资料室的陈丽同志，他们为本书的完稿做了不少工作。细致、踏实、认真、负责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同仁们一贯的作风，希望他们把这些优点一直保持下去。

　　在本书即将结束之际，我记起了麦克洛斯基说过的一段话，他说：“历史计量学家已经向史学界的同事们说明了经济学的重要作用。那么现在，他们也应该向他们在经济学界的同事们说明历史学的巨大作用了。”这段话是麦克洛斯基1976年说的。历史计量学，又称经济计量史学，或称新经济史学，从20世纪60年代初年建立算起，至今超过40年了。尽管争论不绝，成绩是不容抹煞的。但历史计量学代替不了历史学，正如经济计量学代替不了经济学一样。经济史上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解决，将有赖于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者们共同努力，有赖于传统经济史学和新经济史学的共同努力。

　　　　　　　　　　　　　　　　　　　　　　　　　　　厉以宁

　　　　　　　　　　　　　　　　　　　　　　　　　2002年11月15日

　　　　　　　　　　　　　　　　　　　　　　　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厉以宁，汉族，江苏仪征人， 1930年11月22日生，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留校工作至今。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等职。还担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兼社会科学分会主席。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转型发展理论》、《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等。1998年获香港理工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本书是一部比较经济史著作，书中还讨论了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若干经济理论问题。该书从历史事实出发，用封建社会体制外异已力量和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封建社会的体制刚性和体制弹性来说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过渡。作者把这一研究称为制度分化和制度调整分析，封建社会体制外异己力量和体制外权力中心的形成与发展是制度分化研究的内容，封建社会的体制刚性和体制弹性是制度调整研究的内容。总之，这部书是以总揽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眼光，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又以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构筑了宏大的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体系。

前言

第一章 资本主义起源：一个历史难题

　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解

　第二节　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方法论探讨

　第三节　原生型资本主义研究中的四个基本概念

第二章　西欧封建社会中的集市贸易和城市的兴起

　第一节　集市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城市的兴起

第三章　西欧封建社会中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和反限制

　第一节　封建主阶级对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

　第二节　小商品生产者防止自身两极分化的措施

　第三节　城市为防止市民内部贫富差距扩大而采取的措施

　第四节　西欧封建社会中反对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呼声和行为

第四章　西欧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节　从行会手工业分化出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

　第二节　由包买商控制家庭手工业而形成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

　第三节　采矿与冶炼业小生产者合伙组织向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的演变

　第四节　航运业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形成

　第五节　金融业的发展和早期的银行

　第六节　建筑包工队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建筑承包商

　第七节　农业中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发展

第五章　西欧封建社会中体制外异已力量夺取政权的过程

　第一节　货币是市民对抗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

　第二节　商品货币关系从内部瓦解封建制度

　第三节　西欧封建社会中体制外异己力量对统一国内市场的要求

　第四节　西欧资产阶级为获得充分政治权力而继续斗争

第六章　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

　第一节　革命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确立中的意义

　第二节　西欧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三节　原生型资本主义产生过程的总结

第七章　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所引起的思考（上）

　第一节　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刚性体制

　第二节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弹性体制

　第三节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刚性体制下没有出现体制外的权力中心和体制外的异己力量？

　第四节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存在的主要原因

第八章　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研究所引起的思考（下）

　第一节　中国封建制度自行转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

　第二节　非原生型资本主义的探讨

引用书刊索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