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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刘平同志的博士后研究课题《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经过修改，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请我写序，我作为他的博士后联系导师，义不容辞。下面就有关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见仁见智，我想，读者自会掂量。
在历史上，由于历朝政府的权威难以在时间上、空间上得到全面贯彻，对于社会矛盾，民间社会往往有一套自我调节的功能，械斗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宁静―矛盾―械斗―平息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周而复始地上演着。但是，这种调节也有难以控制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农民起义、民族叛乱等重大历史事件，从中就能找到械斗这一背景。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民间械斗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械斗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福建、广东的宗族械斗和台湾的分类械斗着手的。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教授曾经特别关注宗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傅先生就撰写了《论乡族集团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一文，提出了“乡族”与“乡族势力”的概念，将研究视野从单纯的宗族扩大到宗族与地方的关系，极大地推动了对宗族问题的深入研究。正是受到这一概念的启发，台湾学者胡伟崟于1997年出版了《清代闽粤乡族性冲突之研究》一书，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第一本关于中国东南地区乡族械斗问题的专著。
如果说宗族械斗、乡族械斗每以细故小节而引发的话，刘平同志在博士后阶段的研究主题即广东土客大械斗，却是以近代中国初期的几桩重大事件展开的。以往，人们或许过于关注近代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这起社会影响重大但政治色彩较淡的事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刘平同志的这本专著把械斗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推向纵深，不能不说是社会史、客家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在披阅了刘平同志的书稿后，我认为本书有以下几个优点值得向大家推介。
首先，咸丰同治年间发生的广东土客大械斗，其规模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对广东社会及客家移民格局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作者披沙拣金，完整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本文利用的文献资料十分可观。要进行一项开创性的研究，除了勤奋，别无选择。本书利用了大量档案、官书和方志等资料，足见作者所下的功夫。
再次，在对客家性格、械斗背景、械斗进程和政府措施等问题的评判上，作者不囿于史料或是以往学者的成见，条分缕析，新见迭出。这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他经常跟我提起，他的这本书只是勾勒出了一个框架，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在史料、田野调查和论证等方面加以补充完善，使之真正成为一本站得住脚的学术专著。现在该书虽然即将付梓，其中有些地方，如史料之筛选、论述之完整、理论之升华等，确实还有待充实。
十多年前，刘平考取我的硕士研究生，当时他选择了以民国土匪为主、兼及会党问题的研究领域；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博士生，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叛乱的角度来研究清代秘密社会(其博士论文《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2002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博士后阶段，他着手民间械斗的研究，写成了目前这本书；博士后研究甫一结束，他又投身于近代江湖问题的研究。从这一学术历程不难发现，他具有一种勇于开拓、勤于探索的精神，这是值得称道的。希望他能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蔡少卿
2003年3月10日于南秀村寓所
序 二
1854―1867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最具破坏性的冲突之一，刘平博士充分利用、分析了当代可以搜寻得到的大量文献资料，对这一事件展开研究，取得了社会史研究的一项杰出成果。我在阅读了他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文稿之后，深感受益匪浅。
自明朝晚期以来，土客冲突现象就是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增长(只是明清更替之交才一时中断)使人均土地占有比率降低到了危险的标准，促使众多家庭转而寻找新的生存战略，其中包括弃农经商(也就是转向依托市场的家庭手工业)和移民。移民的方式之一是男性的乔迁——离家外出打工挣钱(包括前往海外)，另一种情况就是全家全族甚至整个乡里(whole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迁往外地，寻找新的可供耕种的土地。在福建和广东，后面这种情况有时是与暴力相伴随的。客家人因为人口膨胀而进入广东东部、并进而进入广州西部地区，引发了这些地区新的紧张关系。
宗族械斗之风业已成为东南地区的一种暴力传统，此外，种族内部(以语言与习俗为区别)形成了一种特别具有爆炸性的氛围。勤劳而具有凝聚力、并且习惯于武力自卫的客家移民，在与比邻而居的土著的对峙中自成一系，极易触发暴力行为，竞争的后果之一便是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另一后果便是构成本书主题的土客大械斗。
刘平博士详尽地分析了隐藏于1850与1860年代土客之间相仇相斗现象背后的种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客家人移入广州－肇庆之后，与这一地区即珠江三角洲西部诸县土著(即广府人)相比，其人数相对较少。许多客家移居者是先从嘉应州、惠州向东迁移的，粤东地区的人民为了生存，素以军事化及种族自卫而著称。伴随于从那些地区迁往广肇地区的客家人而来的是筑垒自固、随时自卫的传统。19世纪前期，弥漫于该地区的经济萧条加剧了土客矛盾，为大规模冲突创造了条件。
但是，作者的多角度分析告诉我们，经济分析固然重要，却仍然不足以解释这场冲突之残酷，文化的、“种族”的因素也是暴力发生的强大动力。广府人把客家人称为“匪”，更有甚者，指为“犵”、“獠”、“猺”，或是直接在“客”字上加上污辱性的“犬”字偏旁，以示客家为野蛮民族，自以为与之水火不容。反之，客家人认为广府人生性残忍，不能信任。这些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敌意与经济竞争互相影响，使双方陷入一场致命的、迁延十数年的战争。
在对械斗发生的主要县份逐一论述时，作者还对各地械斗发生的特定因素进行了梳理。作者的研究告诉我们，1850年代至1860年代之间发生的这场大规模冲突正是“四邑”——即开平、恩平、新会和新宁四县——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向海外大规模移民的背景。面对人口大量死亡、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形，成千上万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开始踏上前往东南亚、夏威夷和旧金山的路途。在今天的北美西部各州，华人随处可见，追源溯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场可怕的“种族”战争促使四邑农民冒险走上“猪仔”之旅的。
作者还对清朝统治在华南乡村的软弱无力进行了分析。即使是在平常年份，地方行政体制也无力应对械斗的发生，待到土客双方日益敌视、经济日益萧条，“内乱”与“外患”并起，清政府要平息这场大规模械斗就更难措手了。
最后，刘平博士站在公正和同情的立场对土客双方的猜疑与仇恨(在那场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依然存在)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有必要对广府人与客家人依然存在的隔阂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书内容乃是近代中国进程的重要一环，作者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对许多相关问题的深入了解，我很高兴能向大家介绍这一成果。
孔飞力(Philip A．Kuhn)
2003年3月13日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刘平同志的博士后研究课题《被遗忘的战争——咸丰同治年间广东土客大械斗研究》经过修改，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请我写序，我作为他的博士后联系导师，义不容辞。下面就有关问题发表一些看法，见仁见智，我想，读者自会掂量。
在历史上，由于历朝政府的权威难以在时间上、空间上得到全面贯彻，对于社会矛盾，民间社会往往有一套自我调节的功能，械斗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宁静―矛盾―械斗―平息在一些特定的地区周而复始地上演着。但是，这种调节也有难以控制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农民起义、民族叛乱等重大历史事件，从中就能找到械斗这一背景。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民间械斗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人们对械斗问题的关注，主要是从福建、广东的宗族械斗和台湾的分类械斗着手的。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教授曾经特别关注宗族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傅先生就撰写了《论乡族集团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一文，提出了“乡族”与“乡族势力”的概念，将研究视野从单纯的宗族扩大到宗族与地方的关系，极大地推动了对宗族问题的深入研究。正是受到这一概念的启发，台湾学者胡伟崟于1997年出版了《清代闽粤乡族性冲突之研究》一书，这是目前我所见到的第一本关于中国东南地区乡族械斗问题的专著。
如果说宗族械斗、乡族械斗每以细故小节而引发的话，刘平同志在博士后阶段的研究主题即广东土客大械斗，却是以近代中国初期的几桩重大事件展开的。以往，人们或许过于关注近代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这起社会影响重大但政治色彩较淡的事件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刘平同志的这本专著把械斗这一社会现象的研究推向纵深，不能不说是社会史、客家史研究的重大突破。
在披阅了刘平同志的书稿后，我认为本书有以下几个优点值得向大家推介。
首先，咸丰同治年间发生的广东土客大械斗，其规模之浩大，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对广东社会及客家移民格局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作者披沙拣金，完整地再现了这一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其次，本文利用的文献资料十分可观。要进行一项开创性的研究，除了勤奋，别无选择。本书利用了大量档案、官书和方志等资料，足见作者所下的功夫。
再次，在对客家性格、械斗背景、械斗进程和政府措施等问题的评判上，作者不囿于史料或是以往学者的成见，条分缕析，新见迭出。这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是难能可贵的。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他经常跟我提起，他的这本书只是勾勒出了一个框架，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在史料、田野调查和论证等方面加以补充完善，使之真正成为一本站得住脚的学术专著。现在该书虽然即将付梓，其中有些地方，如史料之筛选、论述之完整、理论之升华等，确实还有待充实。
十多年前，刘平考取我的硕士研究生，当时他选择了以民国土匪为主、兼及会党问题的研究领域；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读博士生，从文化传统与社会叛乱的角度来研究清代秘密社会(其博士论文《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2002年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博士后阶段，他着手民间械斗的研究，写成了目前这本书；博士后研究甫一结束，他又投身于近代江湖问题的研究。从这一学术历程不难发现，他具有一种勇于开拓、勤于探索的精神，这是值得称道的。希望他能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在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蔡少卿
2003年3月10日于南秀村寓所
序 二
1854―1867年的广东土客大械斗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烈、最具破坏性的冲突之一，刘平博士充分利用、分析了当代可以搜寻得到的大量文献资料，对这一事件展开研究，取得了社会史研究的一项杰出成果。我在阅读了他的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文稿之后，深感受益匪浅。
自明朝晚期以来，土客冲突现象就是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增长(只是明清更替之交才一时中断)使人均土地占有比率降低到了危险的标准，促使众多家庭转而寻找新的生存战略，其中包括弃农经商(也就是转向依托市场的家庭手工业)和移民。移民的方式之一是男性的乔迁——离家外出打工挣钱(包括前往海外)，另一种情况就是全家全族甚至整个乡里(whole families and communities)迁往外地，寻找新的可供耕种的土地。在福建和广东，后面这种情况有时是与暴力相伴随的。客家人因为人口膨胀而进入广东东部、并进而进入广州西部地区，引发了这些地区新的紧张关系。
宗族械斗之风业已成为东南地区的一种暴力传统，此外，种族内部(以语言与习俗为区别)形成了一种特别具有爆炸性的氛围。勤劳而具有凝聚力、并且习惯于武力自卫的客家移民，在与比邻而居的土著的对峙中自成一系，极易触发暴力行为，竞争的后果之一便是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另一后果便是构成本书主题的土客大械斗。
刘平博士详尽地分析了隐藏于1850与1860年代土客之间相仇相斗现象背后的种族因素与经济因素。客家人移入广州－肇庆之后，与这一地区即珠江三角洲西部诸县土著(即广府人)相比，其人数相对较少。许多客家移居者是先从嘉应州、惠州向东迁移的，粤东地区的人民为了生存，素以军事化及种族自卫而著称。伴随于从那些地区迁往广肇地区的客家人而来的是筑垒自固、随时自卫的传统。19世纪前期，弥漫于该地区的经济萧条加剧了土客矛盾，为大规模冲突创造了条件。
但是，作者的多角度分析告诉我们，经济分析固然重要，却仍然不足以解释这场冲突之残酷，文化的、“种族”的因素也是暴力发生的强大动力。广府人把客家人称为“匪”，更有甚者，指为“犵”、“獠”、“猺”，或是直接在“客”字上加上污辱性的“犬”字偏旁，以示客家为野蛮民族，自以为与之水火不容。反之，客家人认为广府人生性残忍，不能信任。这些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敌意与经济竞争互相影响，使双方陷入一场致命的、迁延十数年的战争。
在对械斗发生的主要县份逐一论述时，作者还对各地械斗发生的特定因素进行了梳理。作者的研究告诉我们，1850年代至1860年代之间发生的这场大规模冲突正是“四邑”——即开平、恩平、新会和新宁四县——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向海外大规模移民的背景。面对人口大量死亡、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形，成千上万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开始踏上前往东南亚、夏威夷和旧金山的路途。在今天的北美西部各州，华人随处可见，追源溯流，在很大程度上是那场可怕的“种族”战争促使四邑农民冒险走上“猪仔”之旅的。
作者还对清朝统治在华南乡村的软弱无力进行了分析。即使是在平常年份，地方行政体制也无力应对械斗的发生，待到土客双方日益敌视、经济日益萧条，“内乱”与“外患”并起，清政府要平息这场大规模械斗就更难措手了。
最后，刘平博士站在公正和同情的立场对土客双方的猜疑与仇恨(在那场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中依然存在)进行了评价，他认为有必要对广府人与客家人依然存在的隔阂引起足够的重视。
本书内容乃是近代中国进程的重要一环，作者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对许多相关问题的深入了解，我很高兴能向大家介绍这一成果。
孔飞力(Philip A．Kuhn)
2003年3月13日
于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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