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家通史 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中东国家通史

《中东国家通史》出版说明
    《中东国家通史》是12卷本的中东地区国别史。每卷由一个国家或国家群组成，既介绍了一国家的过去，也介绍了其现在。

　　　　　　　　　　　　　　　　　一
    “文明交往论”对于研究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意义，在于它重视人类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在于它关注这种相互联系和影响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中所达到的程度与发挥的作用。
    我在《中东国家通史》的《卷首叙意》中，已明确了这一点，并把它作为全书的主旨肯定下来。在编完《中东国家通史》的阿富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土耳其、叙利亚和黎巴嫩共7卷之后，我进一步加深了对文明交往的上述意义的认识。
    中东地区上述7国的通史给我的启发是：
    第一，文明交往的作用，最重要的内在精神，在于对不同文明的相互刺激、相互激发彼此的创造力上，在于促进、激励不同文明之间吸收对方经验、调整自身和充实生命活力上；
    第二，像整个人类文明史一样，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也贯穿于全部中东文明史之中，即使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也不存在不同文明之间的绝对闭塞状态；
    第三，文明交往的原动力，是它的开放性、主动性和自主性，具有这些特性的文明，在地理环境相同的条件下，会更积极利用邻近文明接触的机遇，开展多样化的交往形式，吸收其他文明以丰富自己，并且传播自己文明；
    第四，文明的本土因素在交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失去本土因素即失去文明主体，以本土文明因素为基线而吸收外来文明，是内部和外部交往平衡状态得以保持的前提条件。
    这里，根据叙利亚(泛义上的叙利亚地区)的文明交往史，除了以上共同点之外，还有三点需要加以特别强调：
    第一，商贸交往在文明交往过程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在卷首叙意中已经提到。商贸交往是地区之间物质交往的重要途径，在叙利亚地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看到的环海和沿草原与欧亚大陆地带的贸易，已愈来愈成为跨地区的文明交往。以中东最早的两个古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和北非的埃及文明)而论，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是尼罗河与红海之间的吸引苏美尔商人的金矿；另一方面是，在今黎巴嫩有埃及商人需要的木材。通过这种商贸交往，埃及人了解并学习苏美尔文明，促使其在本土发展起来的有独特性的埃及古文明，以灿烂的光辉出现在人类文明史上。
    第二，文明交往的互动性规律，在叙利亚地区有许多具体的实例表现。例如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反影响，持续了相当长时期，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使之减弱，反而使之愈加强烈。早在亚历山大的400年前，即公元前8世纪，叙利亚文明就向希腊文明传送了腓尼基字母。这种文明交往中送去主义的影响，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此外，公元前7世纪，叙利亚文明又把腓尼基、阿卡德和埃及相融汇的艺术风格传送给希腊文明。公元前4世纪，叙利亚文明又把斯多葛哲学的伦理和宇宙观传送给希腊文明。众所周知，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是塞浦路斯岛腓尼基人城邦基提翁的公民。同样，也是在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希腊文明也传往叙利亚地区。W．F.奥尔布莱特在1957年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从石器时代到基督教》一书中指出，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陶器等物品和艺术品已输入叙利亚地区，而且到公前4世纪该地区已经采用了雅典的货币制度。该书还特别提到，波斯的总督们、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当地统治者、朱迪亚的犹太人自治国教长们，甚至包括叙利亚世界另一端的南阿拉伯人，都在铸造雅典的硬币。
    第三，叙利亚地区文明交往过程中的文明分解转化环节，延续了叙利亚和希腊文明解体后的断层，从而衍生了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由于希腊文明在叙利亚地区长期渗透的历史背景，为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叙利亚文明迅速屈服于希腊文明创造了条件。但叙利亚文明的解体，并不意味着它的销声匿迹、荡然无存。叙利亚文明在败于希腊文明之后，通过一种文明分解的微妙过程之后，与希腊文明进行长期融合，把胜利者变成了自己文明的俘虏。这种分解出的叙利亚文明因素和希腊文明因素一起综合而成的“叙利亚—希腊文明模式”，是一个矛盾对立的混合体。它使叙利亚文明核心的犹太教分化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种相互对立的文明，并使希腊世界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失去自身文明特质而解体了。希腊文明在同叙利亚文明交往中，最终结果是自己的解体。这和我们后来看到的16世纪迄今的西方文明强势地位不同，希腊文明与同时代文明这次重要接触反而泯灭了自身。这种反差曾激起了汤因比的历史好奇心：“过去是那样，现在怎么会是这样?”“世界与西方接触的故事将来是否会重复与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文明接触所经历的过程呢?一个新的‘文化混杂区’是否会养育新的宗教，并会有新的文明接踵而来呢?”他因此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关于自愿协商联合的未来世界设想，以抑止西方文明的“破坏倾向”。
　　　　　　　　　　　　　　　　　　二
    编审完《中东国家通史》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卷》以后，在我的研究中东的视野中，出现了两个互相区别、互相联系的东西方文明交往汇聚的历史交通枢纽汇聚图：
    第一个是我在《中东国家通史》的《阿富汗卷》中已经描述过的、以阿富汗地区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历史交通枢纽汇聚图；
    第二个是以叙利亚地区为“文明十字路口”的历史交通枢纽汇聚图。
    在世界古代文明的数千年中，中东地区一直处于创造力的中心，而叙利亚和阿富汗地区又是中东地区文明最古老的中心。不同时代的东西方文明，犹如从四面八方驶来的车辆，以车辚辚、马萧萧之声势，纷纷纳入中东的叙利亚和阿富汗这两个地区的文明交往序列之中，经过冲突和融合之后，又向邻近地区扩散而去。时代毁灭的巨轮，给这两个地区古代文明留下的遗迹，因为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而显示出了各自在文明交往中经常影响世界文明，并在接触和联系方面受着外来的影响。
    在这里，我不去重述阿富汗地区“文明十字路口”的文明交往详细情况。我只想着重论述叙利亚地区“文明十字路口”交往之路。但在此之前，为了比较起见，先简要概括阿富汗地区“文明十字路口”的主要特点。
    阿富汗地区是中东东部一个文明交往中心区，它连接中亚、东亚和南亚，并与西亚的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辐射区相毗邻。它的最突出的特点，首先是文明交往的多样性。它是一个东西方各种文明接触的汇聚点和扩散地。欧亚大陆、游牧文明、伊朗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贵霜文明、叙利亚文明、中华文明、俄罗斯文明等等文明之光，先后在这里相互辉映、交聚闪烁，又先后从这里四散扩张，迸发出令人目眩的多彩文明交往景观。其次，在这些文明中，欧亚大陆游牧文明对这一地区影响最为深远。早在公元前8世纪开始，欧亚游牧部落便越过乌浒河和药杀水流域，进入阿富汗地区，虽历经多个世纪历史变迁和文明渗透，游牧民族的文明因素因地理环境而始终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至今日，人们观察这里的社会，仍然不能不关注它的部族作用。再次，这里又是邻近各大帝国争夺的政治舞台。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塞琉古帝国、大夏帝国、贵霜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帖木尔帝国、俄罗斯帝国和英印帝国，如历史上走马灯般的侵略干预，以至于左右这里的政局。外国的作用，成为内部政局变化不可忽视的因素，这种内外交往的态势，使小国阿富汗处于夹缝生存空间之中。
    总之，各种文明和帝国政治的历史交往，游牧民族的社会遗存，特别是伊斯兰文明给予阿富汗地区的影响，都同它所处的“文明十字路口”的内外交往息息相关。从古文明的交往中心区(巴尔赫、赫拉特、坎大哈、加兹尼和喀布尔)向周围辐射的地理交通图，可以看清楚交往的状况。这个“文明十字路口”北部由巴尔赫经铁门关、撒马尔汗通向伏尔加河流域，西北通向马尔古斯(亚历山大，里亚马尔吉亚纳、梅尔夫)。正西由喀布尔经赫拉特经由里海通向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安纳托利亚，西南经由哈兹尼、坎大哈通向普罗弗萨西亚以至哈马丹、巴比伦和波斯湾。南部由坎大哈通向印度河三角洲，东南经由开伯尔山口通向恒河流域。东北由巴尔赫和卡皮萨通向中国，这是一条从长安到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丝绸大道，它像一条文明纽带把阿富汗和叙利亚两个“文明十字路口”连接起来。
    同阿富汗“文明十字路口”地区相比较，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地区的同异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像阿富汗地区一样，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是就其历史地理上的广义而言，其地域并不限于今日叙利亚和黎巴嫩两国疆域。阿富汗地区指乌浒河、药杀水和印度河流域之间的地区。叙利亚则比阿富汗更为广泛，它包括了北阿拉伯草原、地中海东岸、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高原南坡，其中心是被称为肥沃的新月带”。正如本书第一章所说，它包括了今天的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等国家和地区以及土耳其南部的伊斯坎德伦(叙利亚称之为亚历山大勒塔)。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有三条交通路线通向阿富汗地区，其终点都是印度。第一条由坦弗里克经过西幼发拉底河通向里海、乌浒河、药杀水流域和印度。第二条由尼西比斯通向里海、波斯湾和印度。第三条分别由阿勒颇经尼斯福里姆和由帕尔米拉通向波斯湾和印度。这三条路线实际上是西亚古文明和中亚、南亚古文明的连接线，它也延伸到中华文明地区。
    第二，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交通线与阿富汗地区不同之处，在于它是面向欧洲和非洲的交往方向。叙利亚有三条交通线通向欧洲。它的西北部有两条分别由塞巴斯蒂亚、凯撒里亚巴扎和奇里乞亚山口通向爱琴海、海峡和欧洲。它的正西部从安条克和加沙经过地中海而通向直布罗陀海峡和大西洋而达到欧洲。这三条环海路线的意义非同寻常，它构成了叙利亚文明交往环岛区域的主要特点。这是区别于阿富汗内陆文明交往的相异点。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使叙利亚文明具有接触西方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并且相互影响的直接有利条件。这种外部和内部的文明交往对叙利亚的影响特别深远，包括黎巴嫩在内，许多社会问题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尤其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宗教文化状况，有别于其他中东国家的缘由，都要追溯到历史地理上的“文明十字路口”。
    第三，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的西南路线和南部路线的交通状况，也相当重要。西南方向由加沙通向北非尼罗河流域的交通线，把中东两个古老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联系在一起，这种交往的后果，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作用，远远超过了一般的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南方的两条路线，有两个不同方向。一个方向是由耶路撒冷、加沙、佩特拉、马安通向麦地那、麦加和也门；另一个方向是由大马士革、马安、埃拉特通向红海、印度洋和太平洋。前者把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同伊斯兰教的圣地直接联系起来，这对叙利亚在阿拉伯文化中所起的作用，创造了优越条件。从公元7世纪到公元16世纪这9个世纪中，叙利亚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它代表着中世纪的先进文化一部分。它在伊斯兰教文明的中心地位超过了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埃及、伊拉克和伊朗。后者则表现了叙利亚环海地区的开放性，在红海地区尤其发挥着传播文明的作用。
    上述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的交通路线，反映了密集于新月地带多种文明的交往特点。在上古时期，它处于两个古老文明之间，一个是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另一个是埃及文明。向它挑战的既有来自北方的小亚细亚文明，还有来自阿拉伯地区的游牧文明和来自地中海的欧洲文明。它是传播者，又是应战者。它吸取了阿卡德、埃及、爱琴海和赫梯文明的因素，成功地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古代叙利亚人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三大贡献：发明了字母拼音的文字体系、创造了一神教、对西地中海和北非的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探险和移民，在航海距离上超过了有史记载的苏美尔人和埃及人。
    叙利亚地区文明在政治方面同阿富汗地区颇为类似，它长期处于帝国争夺的分裂状态。早在公元前3000年，叙利亚北部和南部就被苏美尔—阿卡德和埃及兴起的王国所占领。公元前2000年后半期，埃及和赫梯瓜分了叙利亚。从公元前8世纪起，叙利亚先后被许多帝国、王国和公国占领或瓜分，其中有亚述帝国、新巴比伦王国、阿赫明尼德帝国、托勒密王国、塞琉古王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法蒂玛哈里发国家、东罗马帝国、十字军建立的各公国、伊斯兰邻国、奥斯曼帝国、直到法国和英国。文明十字路口的叙利亚的这种政治变迁，表明了它的文明交往活动在中东史上的重要作用。在文化上富于创造性，而在政治上却是分裂状态，这一点与同时代的希腊也有相同之处。但是，叙利亚地区毕竟是塞琉古王国和伍麦叶王朝的政治中心。在这方面不仅有别于希腊。也与阿富汗地区不同。总起来说，叙利亚的政治变迁比阿富汗更为剧烈。
    叙利亚“文明十字路口”交往汇聚区的最突出之点，在于它是世界性宗教文明的发源地、融合地和扩散地。阿富汗地区也有这个特点，它是祆教的发源地和扩散地。祆教后日成为萨珊朝波斯国教并由阿富汗东传至中亚和中国。阿富汗也是佛教的传播中介区，中亚、东亚地区佛教的传播，也主要是通过阿富汗。但是，叙利亚地区在这方面表现得更突出。它创造了一神教，这在精神上和智力上都是文明的伟大成就。这种对上帝的特殊观念，既与埃及、苏美尔—阿卡德、印度和希腊宗教思想和情感相通，也与犹太教、祆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同。从宗教意义上，犹太教代表着古代叙利亚文明。希伯来人创造的犹太教，在公元前2世纪已经吸取了祆教的上帝灵魂和最后审判的因素，也就是在那时它与希腊文明在叙利亚科埃莱山区发生了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基督教文明来源于叙利亚文明，它是叙利亚文明和希腊文明融合体基础上交往的产物。基督教最初是作为法利赛人的犹太变种在加利利出现，然后在安条克形成为新宗教而由此传遍希腊世界的。叙利亚文明因素和希腊因素，同样在伊斯兰教中也是根深蒂固的。伊斯兰教反对基督教偏离犹太教一神论的希腊化倾向，但并没有回到犹太教严格的反希腊传统。相反，希腊哲学和科学逐渐变成伊斯兰文明的一部分。因此，在文明交往过程中，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叙利亚和希腊因素在叙利亚“文明交往十字路口”汇聚交融的产物。
    历史上叙利亚地区经过多次的政治、宗教和民族的历史变迁，至今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联系，其中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现代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国家了。正是考虑到这种从古到今的连续性联系，我在《中东国家通史》中，把这两个关系密切的毗邻而居的国家，放在一卷之中，命名为《叙利亚和黎巴嫩卷》。
　　　　　　　　　　　　　　　　　　　三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多元社会，是历史上长期文明交往的结果。不但是古代的“文明十字路口”深远影响，尤其是近现代以来文明交往的结果。
    奥斯曼帝国4个世纪的统治，法国20多年的殖民统治，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后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演变，导致这两个国家在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独特性质。它们既以同西方文明交往密切而著称，又以民族、宗教和语言多元社会的特征而置身于阿拉伯国家的群体之中。这两个国家都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同时都存在着其他众多的民族。这两个国家居民的大多数都信仰伊斯兰教，但都有相当数量的基督教徒。当今叙利亚约有14％的居民信奉基督教，这在阿拉伯国家中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比例。在黎巴嫩更为突出，从前，基督教徒已超过全国居民的50％，穆斯林一度只占37％，其他教派占11％。现在黎巴嫩的基督教徒仍占46％，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比例。尤为独特的，是它的教派林立，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分属17个不同派别。这种状况，直接影响到政治，出现了教派政治和“政治教派体制”。当代阿萨德家族与阿拉威教派的关系也不容忽视，两任总统的连续性确保了它们之间的政治地位。尽管在逊尼派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叙利亚拥有200万的阿拉威派仅占人口约11％，但阿萨德家族“政治之狮”仍然加强了统治力量。
    除了宗教、血统的多元性以外，这两国在语言上既都以阿拉伯语为国语，同时又广泛地使用法语和英语。
    叙利亚和黎巴嫩至今仍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的变革地位上，正像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东西方文明汇聚地位一样。以叙利亚为例，可以窥见在不同时代中这种文明交往的传承与变动的轨迹。2000年7月17日，巴沙尔．阿萨德在总统就职演说中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能把别人的民主用于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具备特别适合我们的民主经验。这种经验来自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文明，它适应我们社会的需要，适应我们现实的需要。”叙利亚正在经历一场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重大变革，它面临的是一场提升内部文明交往程度和外部文明交往程度的重大抉择。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它将更加开放，着力于解决经济弊病、政治体制和社会诸多问题，推进现代化进程；同时也要解决与以色列、土耳其、美国等国关系问题，从而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叙利亚需要一代着眼于世界并具有现代素质的年轻人，而现在1600多万人口中，有一半以上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将在21世纪中重演历史上“文明十字路口”辉煌角色，使叙利亚进入一个文明化的新时代。
    然而，面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诸多现实问题，重视事物来龙去脉和源流关系的历史学者，总愿意把现实和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过去、现在和未来是拔刀断水水复流的不可绝对加以分割的关系，用不同文明和内外文明交往的联系性和综合性进行思考这三者的关系，是不可缺少的思维方式。中东国家通史的编纂，对我说来，就是把整体性、联系性和综合性三个关键因素贯通起来，使过去、现在和未来成为一个完整的文明交往链条。人类的历史可分为已经凝固、正在凝固和尚未凝固的3个层次的历史。已经凝固的历史是远古、中古和近现代史。正在凝固的历史是当代史。尚未凝固的历史，就是现实问题和现况。这三个层次是一个互相区别，又彼此联系的统一过程。历史学者的任务，是从第三层次的现实问题和现状出发，追溯和反思第二和第三个层次，然后再从这个历史高度来审视和观察现实问题和现状，并且思考和关照未来。
    这种整体史观，对于现状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成果赋予相对稳定的性质；对于历史研究成果赋予延续发展的性质；对于历史具有现实感和对于现实具有历史感。历史和现实问题，在通古今之变中都便于理解了，在究天人之际中都易于领悟了。当然，发现历史和现实中的规律，对于一个时代的人的有限智力来说，确实困难重重，甚至是可望不可及的事业。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努力绝不是徒劳的。历史学是基于理解自然界、社会界和人们内心世界的分析科学。如果一个历史学者力求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更广阔的联系，关注普遍历史过程的综合和分析，他至少是在探求规律方面迈进了一步，虽然他不能奢望自己会发现社会规律，这如同自然科学家会发现物质的根本性质一样艰难。
    整体史观最直接体现在通史上，大者为全球通史、地区通史、国家通史，以及专题通史，然其中心线索在于现实和历史的贯通。在我看来，贯通然后才有整体。若要贯通，需要有通识、综合和比较三个相互连贯和反复酝酿的过程。通识是贯通于各种专门史之中的史学理论。比较是把握同与异、共性与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方法。综合如范文澜所说：“局部性的研究愈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愈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深入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催促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次，庶几写出好的中国通史来。”这是研究通史的经验之谈。研究历史有各种角度和分类，无论是在通识、综合和比较方面，用联系和影响的观点 观察人类文明交往关系，都可以达到通史的整体性目标。
    20世纪国际史学界取得了许多突出成果，但最突出的当推对通史的认识、研究和撰述上。全球的、世界的、地区的和国别的通史，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探索历史发展的总脉胳、揭示不同文明的内涵及其内外交往，从而审视其相互影响和作用。例如仅见的中译本《叙利亚地理与历史概要》(伊萨特•阿尔一努斯等著、马肇春译，三联书店1958、1974年版)的序言中就指出，文明是“很多民族经过若干世纪的发展和进步，在人类文化的各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而积累起来的人类共同遗产”。而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先民“善于选取他们所接触和联系的许多民族文化精华，在各个世纪中保持了文明的稳步发展”。这里要特别提到美籍黎巴嫩裔学者菲力普•K．希提，他对通史的贡献，是在《阿拉伯通史》、《叙利亚史》和《黎巴嫩简史》以及《近东史》等一系列著作中，把地区和国别通史的通识、综合、全局和局部融为一体。读希提的著作，使人想起了现代阿拉伯文学中以纪伯伦为代表的“侨民文学”。希提在阿拉伯、叙利亚和黎巴嫩史的卓越成就，反映了不同文明的交往，堪称为黎巴嫩“侨民史学”的代表人物。我主编的《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正是继续许多前人的工作，以人类文明交往的相互联系和影响的理论为线索，为通史研究提供一个历史个案。
    曾著有《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德国史学家弗里德里希•迈内克(1862―1954年)的通史观点值得一提。他把历史研究看作是对不同时代人们的斗争、希望、恐惧、挫折和成就的一种富于理解性的参与。他确信，历史学家只有经由当今之门，才能进入往昔之地，也就是只有关注当今现实，才能强烈意识到什么真正重要、什么是历史上需要把握的东西。任何采取别种做法的人，任何以蛀书虫心志习惯埋头于历史资料的人，都将无法同已逝年代里活生生的力量建立真正的联系，都无法把握古往今来极为本质的东西。他把从现实出发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讲透了。这是研究现实学者的优势。如果能充分发挥关注现实的优势，从而追溯历史，反思历史，再从历史高度审视现实，那就更完美了。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现实中不确定的因素很多，当代事态的未来结果又是为难以预见的不可知数所困扰。历史科学依靠知识积累和依靠对先前的解释的再解释中向前发展。学术史告诉我们，当代史著作无论达到什么高度，都只是未来历史学家的一种参考文献而已。
　　　　　　　　　　　　　　　　　　　　　　　　　　彭树智　
　　　　　　　　　　　　　　　　　　　　　　2001年12月31日于悠得斋

　　本书是彭树智主编的13卷本《中东国家通史》中的一卷。全书以文明交往理论为指导，采用通史的叙述方式，系统介绍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由古及今的历史发展过程，探究了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社会特征和历史发展规律，涉及历史与现实、政治与经济、宗教与民族、自然与社会、文化与外交等。

《中东国家通史》卷首叙意
绪论：叙利亚、黎巴嫩概况
　　一、古老土地上的现代国家叙利亚
　　二、雪松之国黎巴嫩
第一章　远古文明
　　一、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二、古代塞姆人的迁徙、交往与文明的传播
　　三、外族入侵与塞姆人时代的结束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代
　　一、叙利亚的希腊化
　　二、罗马帝国时代的叙利亚
第三章　阿拉伯帝国初期的统一与兴盛
　　一、伊斯兰兴起前的叙利亚
　　二、征服运动和伍麦叶王朝
　　三、伍麦叶王朝统治下的叙利亚
第四章　阿拔斯王朝时期的独立王朝和外族入侵
　　一、阿拔斯帝国前期的叙利亚
　　二、阿拔斯帝国中期统治叙利亚的独立王朝
　　三、十字军东侵叙利亚与艾尤卜王朝
　　四、马木鲁克王朝
　　五、叙利亚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第五章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西方势力的渗透
　　一、16―18世纪的叙利亚、黎巴嫩
　　二、19世纪初的叙利亚、黎巴嫩
　　三、旦齐马特时代
　　四、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叙利亚、黎巴嫩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民族独立运动
　　一、战争中的叙利亚、黎巴嫩
　　二、法国吞并叙利亚、黎巴嫩
第七章　法国的委任统治
　　一、委任统治初期的叙利亚、黎巴嫩
　　二、1925―1927年反法起义及其政治协商
　　三、现代化与农村生产关系的变动
　　四、叙利亚、黎巴嫩实现独立
第八章　现代叙利亚政治发展历程
　　一、殖民主义时期叙利亚现代政治的萌生
　　二、现代议会民主政治的艰难历程
　　三、议会民主政治体制的终结
　　四、党政合一政治体制的确立
　　五、一党制总统共和体制下的国家与社会
第九章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对外关系
　　一、维护国家独立与反美联苏的对外政策
　　二、叙利亚与第三次中东战争
　　三、70年代中东国际事务中的叙利亚
　　四、叙利亚与中东国际冲突
　　五、后冷战时期中东国际关系中的叙利亚
第十章　现代叙利亚经济
　　一、经济发展的战略
　　二、经济发展的措施
　　三、经济的调整与改革
第十一章　黎巴嫩共和国的政治与经济
　　一、教派归属为基础的政治体制
　　二、旷日持久的内战
　　三、内战后的黎巴嫩内政
　　四、共和国的经济与战后重建
第十二章　中东国际政治中的黎巴嫩对外关系
　　一、黎巴嫩与阿以争端
　　二、黎巴嫩的对外关系
第十三章　叙利亚、黎巴嫩与中国
　　一、悠久的历史联系
　　二、叙利亚、黎巴嫩与新中国
主要参考书目
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