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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信息
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要避免仓促得出结论。经过大约240多页的讨论，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提供了。但我们写这个后记， 是想追随伟大的词典编撰家萨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的精神，他将自己的小说《拉塞列斯》(Rasselas)的最后一章称为“没有结论的结论”。’而我们在这里，是想要把书里一些贯穿数章，但没在任何一章特别强调的一些线索联系起来。
资源与限制
首先，我们要强调资源与限制的复杂特征。就像好人与坏人一样，资源与限制并非总是要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群体。两者有时会出现难以分辨的重叠。而人们的许多批评就是因为忽视了这种重叠而提出。在这些情况下，新的技巧、新的技术，都是为了克服表面上的限制(实物、组织、经验、体制)，却忽视了限制里的潜在资源。令技术专家和未来学家大感失望的是，当碰到这种情况时，占上风的往往是旧的资源。对新技术的顽强抵抗的例子本身虽然有趣，但也反映了一个技术设计的普通问题。
尤其是视野狭隘的人，只注意到信息，自以为是且无视背景，对数字世界保持绝对的忠诚。所以他们认为信息受到的限制如同阻碍血液循环的血栓块，应该要消除，而不能保留。例如，想一下我们在第7章中提到的带醋味的信件，醋的味道不但削弱了杜奎德对那些信件的解释，而且也否定了他关于信息资源和载体终端，以及关于从背景中分离内容的简单假设。
就像分离背景与内容一样，在熟悉的物体上区分限制资源尤其困难，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依靠不断出现的技术限制来提供社会和体制资源。因此，虽然纸张对信息的流通来说可能是限制，但读者和作者却使纸张成为制造、定型、证明、解释，甚至保护信息的有力资源。纸张的例子告诉我们，要想使设计更适应大众要求，在一个明显的限制被否定之前，应该先考虑社会大众是否已把这个限制发展成社会资源。
另一方面，设计者更可以设法把限制转化成资源。举一个具体的小例子，我们来看看施乐帕罗奥托研究中心(PARC)的麦德卡普(Madcap)计划。这个计划建立在该中心的简单观察基础上，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我们记录下了许多来到此地的专家的讲演，这些录音带，不知有多少卷，时间也不知道有多长，都极少被使用。
用录音带或录像带来听或观看整场讲演比亲临现场聆听要困难得多，而且也不可能像浏览文件那样去跳跃着观看。另一方面，传统》的录制或注释方式，是一件紧张且费力的工作，因此人们很少使用它们。
所以麦德卡普计划试图动态地给这些磁带加一些注释。比如，把现场观众的注释加上去，并标上时间标记作索引。你可以选定某个注释，直接切换到磁带上该注释所在的地方。
麦德卡普计划也使用背景噪音作资源。或许有人认为噪音是有碍听讲的限制，消除都来不及。但他利用观众噪音、笑声和鼓掌及其他――这些是对事件的集体的社会反应，可以使用它们作为讲演中的一些关键时刻的索引，告诉人们哪些地方值得一听，哪些可以跳过。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一直想要表明的，限制也是资源，它们不一定是像纸张或磁带上的噪音一样的真实物质，它们可能也包括诸如社会团体、组织与体制一类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理由来改变这些限制，新技术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做的途径。但如果忽视了其资源的丰富性，限制也许会逗留不前，有时甚至是以一种极为愚钝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一旦了解了限制的正面意义，它就不再是阻碍前进的阻力，而且还会指引方向。例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讨论的，若忽视了在教室里面对面教学所能提供的资源――即“偷窃”知识和集体创作的机会，那么远程教学的技术基础也会动摇。
反之，正确理解这些资源可能会有助于发展更强大有力、对社会更有益的学习技术。
我们一直认为，忽视了这些资源，将导致技术因重视距离而忽视了互惠，强调自发性而牺牲了条理性。毫无疑问，互惠和条理性可能包含了限制，但它们也可能是资源性的限制。
体制的演进
在强调个人自由的时代，体制常被描述成仅仅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尤其是被描述成食古不化、停滞甚至是顽固的限制。然而，因为体制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他们的意义绝不止于此。体制会随着人类的改变而改变，他们会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进行调整。忽视体制的有用性和适应能力，就很难理解社会变化的大方向。然而矛盾的是，斥责体制最厉害的人往往是那些受惠于未来及其所带来变化最多的人。
社会批评家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在谈到社会永远是处于主流体制、残余体制及新兴体制的混合影响下时，他把注意力放到了体制的进化特征。’一个时代的主流体制多半是最明显，且影响社会最直接的体制。例如，自由市场体制、普遍的民主、知识产权等都存在于我们周围并且是讨论的主题。
体制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任何体制的出现都是为了取代旧体制形式。例如，在很多地方，重商主义和君主主义出现在自由市场和普遍民主之前，知识产权也是由其他财产权延伸而发展起来的。当新体制形式发展起来以后，旧的、残余的体制不会马上消失。它们会阴魂不散，时刻让人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例如，重商主：义会作为自由贸易的对立面、君主主义会作为阶级差别的残余而存在。但是，因为人们误以为旧体制已不复存在，故而难以看到或理解它所造成的影响。但愿世人能意识到体制是演进的，而不是简单的消亡，如此就不会有人相信终结论，至少能灭它一点威风。
上述有关体制的论述或许有点抽象模糊(它们的确很难描述)，但是体制本身在其兴衰的各个阶段，确实以一种很重要的方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技能，因此，理解它们很重要。当人们在为旧体制的衰亡和新体制的出现而欢呼时，总应该回头看一看，有没有我们想当然地已被扫除了的旧体制仍然存在。
例如，当许多人在讨论商业和金融的新前景时，仍值得注意“损益栏”这个自从复式簿记以来已有600多年历史的遗物。盈亏的会计体制仍对我们的思想有极大的影响力。企业改造大师也许会告诉我们“忘记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但他们自己很少有人会允许自己忘记“损益栏”。
又如，当人们在如此热情地谈论新电子商务经济、网络力量和新兴市场时，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谈论广告的继续存在。许多网站商业计划就是建立在假定大公司的持久生存并投人大量的网站广告费的设想之上，然而同一计划书又断言大公司将要消亡和“完美”信息的成功可行。这些计划书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线上课程不相上下，他们想既摧毁又要保留同一体制。用杰弗里?伦伯格(GeofferyNunberg)的比喻来说，他们是既想炸掉水库，又想在湖上划船。
对于人类来说，把影响人类生活甚深的体制作为残余体制加以抛弃，同样是很容易的。例如，一些律师曾提出了“网络空间法律”的概念。但没有理由相信，关于人类实际生活及场所的旧法律已经无效。电子商务在保证、核对、签约及防伪等方面，仍需要依赖较为传统的法律。
码中之码
许多人认为，在信息时代，版权法连“残余”都谈不上。版权主要是因文件而形成的现象。社会利用纸张的限制，建立了一个围绕该限制的资源丰富的体制。版权法的执行，大多建立在文件不易复制的基础上，想追究用手抄方式抄袭几行文字的个人，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考虑到印刷和发行工作的操作规模，对那些想大规模复制发行的人，是能够经由法律进行起诉的。
数字技术已经动摇了这些隐含的设想。要印制1000份微软的Word手册，可能需要大规模的操作，然而从个人电脑上复制1000份的文件，只要手指轻按一下即可。不过，现在宣告版权的死亡为时尚早。比尔?盖茨仍然靠它在积累财富，将来大概也不会变。因为虽然网上复制和传播轻而易举，但代理软件也不难追踪到大规模数字化传播的来源。以往纸张的物质资源限制，如今已n9由数字物体内的软件内码来执行。针对软件限制现象的展开，哈佛法学院的拉里?莱锡格(LarryLessig)提出“码中之码”一说，代替以往的实际物体的资源限制，合法的编码现在反映了软件代码。从这个角度看，版权及其相关的体制并未消失，而是在变化。其结果是，版权的数字法律化，可能会替换以往依靠纸张维持的体制均衡。
直到现在，版权仍是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矛盾的和不断变化的妥协。名义上，它是为公众获得知识的权利而设，可是它又给出版商不将知识产品公诸于众的权利。版权法一方面保障个人的知识产权，同时版权法又坚持公众可以在若干年后享有自由使用的权利，社会和版权所有人彼此在进行利益交换。软件密码同时尊重了个人财产权和公众利益。它使得精确地确定什么人可以或不可以使用数字文件以及如何使用，成为可能。
它可以防止你重复听同一首歌，或把一个文本转入另一个文件中，或发送给朋友一张图像。但是它也可组织公众永久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文件。“公共领域”和所有相关的公共财物，在新的密码化均衡中不可能存在。
这些变化对谁有利，眼下还不清楚。有人评论认为，软件密码表面上是为了个别创作者而设，但似乎更有利于大型组织，因为它们控制着管理密码及其执行所需的所有软件和硬件。如果真是这样，则社会又在走回头路。社会花了150多年在知识产权上所做的努力，好不容易从出版商手中拿到控制权，还给创作者。如今，尽管网络上有关消除中介化的说法很多，但社会也许会回到出版商和企业拥有版权的年代。
对我们来说，这场争论虽然尚未解决且仍在发生变化，但它主要是使我们明白了信息和技术语言可能会使人们看不清社会与体制问题。这里，语言可能认为信息是与体制、组织和物质限制毫不相关的，但实际上软件的限制，使得管理和控制如像知识产权这样的事物的体制权力能够发生转移。伯克利分校前任图书馆馆长彼特?莱曼(PeterLyman)认为，注重知识产权的信息面，而不是其社会面和体制面，并不会使社会和体制问题消失，只会导致不良的政策、法律和软弱无力的公共制度。知识生态的挑战忽视体制的存在，必然会造成人们忽视体制求变和改革的需要。第6章我们谈到的区域知识生态问题，正表明了由于这种忽视而产生的这类问题。
有两种终结论使体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首先是体制终结论：既然体制将要消亡，何必为之担心。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假定25l它要消亡，但它没有，它们便可能在我们不注意时反咬一口。其次是距离的消失或终结论，即主张区域优势将不再存在。事实上，区域优势并非是无稽之谈，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要素，而且也反映了区域体制或被反映于区域体制之中。
对那些承认区域及其体制的重要性的人而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人们或组织在区域间――特别是在有明显差异的区域间――进行操作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对某区域内的组织而言体制可能是一种资源，但对区域外的人而言或许就是一种限制。
举一个大范围的例子，美国与欧洲因对个人信息的态度不同，表明了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冲突。欧洲人正探究严密且限制重重的隐私准则，以防止企业泄露顾客信息。对比之下，北美对个人信息的商业用途不很在意，但更关心个人信息的政府用途。如此对立的走向反映出不同的文化与历史，欧洲人通常对企业比较有戒心，比较信任政府。北美人则通常比较怀疑政府，相信企业。
在欧美之间进行贸易的人要不断解决像这样的信任差异，它使表面上看似平静的全球经济，却暗含着深深的鸿沟。跨地区与跨体制“管理制度”的贸易，历来都是要求超越政府正式管理的在体制上与组织上的创新，以便能更快地得到发展。’它要求公司及正式体制的有益的整合。我们相信未来也是这样，但那些坚持认为区域与体制都不重要，距离和组织已经消失的人，要做到创新就252很难。为了游刃于公司、网络、群体、区域及体制之间，创新日渐必要，而首先必须承认它们。
这些有关资源与限制、条理性与自发性、距离与互惠，以及有关主流、残余及新兴体制的诸多讨论，都会影响到设计，包括从数字化电器到跨国组织和体制的设计。正如本书开始就提到的，在我们当前所处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是设计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所以，这些问题及其含义影响我们所有的人，而且影响比原来发生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迫切。我们在开始就说过，我们没有什么良方可以提供，我们只想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明，如果我们用狭隘的眼光看待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周边和边缘、实践和群体、组织和体制，视若无睹或掉以轻心的话，那么想解决问题则是难上加难。
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过要避免仓促得出结论。经过大约240多页的讨论，我们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提供了。但我们写这个后记， 是想追随伟大的词典编撰家萨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的精神，他将自己的小说《拉塞列斯》(Rasselas)的最后一章称为“没有结论的结论”。’而我们在这里，是想要把书里一些贯穿数章，但没在任何一章特别强调的一些线索联系起来。
资源与限制
首先，我们要强调资源与限制的复杂特征。就像好人与坏人一样，资源与限制并非总是要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群体。两者有时会出现难以分辨的重叠。而人们的许多批评就是因为忽视了这种重叠而提出。在这些情况下，新的技巧、新的技术，都是为了克服表面上的限制(实物、组织、经验、体制)，却忽视了限制里的潜在资源。令技术专家和未来学家大感失望的是，当碰到这种情况时，占上风的往往是旧的资源。对新技术的顽强抵抗的例子本身虽然有趣，但也反映了一个技术设计的普通问题。
尤其是视野狭隘的人，只注意到信息，自以为是且无视背景，对数字世界保持绝对的忠诚。所以他们认为信息受到的限制如同阻碍血液循环的血栓块，应该要消除，而不能保留。例如，想一下我们在第7章中提到的带醋味的信件，醋的味道不但削弱了杜奎德对那些信件的解释，而且也否定了他关于信息资源和载体终端，以及关于从背景中分离内容的简单假设。
就像分离背景与内容一样，在熟悉的物体上区分限制资源尤其困难，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依靠不断出现的技术限制来提供社会和体制资源。因此，虽然纸张对信息的流通来说可能是限制，但读者和作者却使纸张成为制造、定型、证明、解释，甚至保护信息的有力资源。纸张的例子告诉我们，要想使设计更适应大众要求，在一个明显的限制被否定之前，应该先考虑社会大众是否已把这个限制发展成社会资源。
另一方面，设计者更可以设法把限制转化成资源。举一个具体的小例子，我们来看看施乐帕罗奥托研究中心(PARC)的麦德卡普(Madcap)计划。这个计划建立在该中心的简单观察基础上，像其他许多地方一样，我们记录下了许多来到此地的专家的讲演，这些录音带，不知有多少卷，时间也不知道有多长，都极少被使用。
用录音带或录像带来听或观看整场讲演比亲临现场聆听要困难得多，而且也不可能像浏览文件那样去跳跃着观看。另一方面，传统》的录制或注释方式，是一件紧张且费力的工作，因此人们很少使用它们。
所以麦德卡普计划试图动态地给这些磁带加一些注释。比如，把现场观众的注释加上去，并标上时间标记作索引。你可以选定某个注释，直接切换到磁带上该注释所在的地方。
麦德卡普计划也使用背景噪音作资源。或许有人认为噪音是有碍听讲的限制，消除都来不及。但他利用观众噪音、笑声和鼓掌及其他――这些是对事件的集体的社会反应，可以使用它们作为讲演中的一些关键时刻的索引，告诉人们哪些地方值得一听，哪些可以跳过。
正如我们在本书中一直想要表明的，限制也是资源，它们不一定是像纸张或磁带上的噪音一样的真实物质，它们可能也包括诸如社会团体、组织与体制一类的东西。我们有充分理由来改变这些限制，新技术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样做的途径。但如果忽视了其资源的丰富性，限制也许会逗留不前，有时甚至是以一种极为愚钝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一旦了解了限制的正面意义，它就不再是阻碍前进的阻力，而且还会指引方向。例如，我们在第8章中所讨论的，若忽视了在教室里面对面教学所能提供的资源――即“偷窃”知识和集体创作的机会，那么远程教学的技术基础也会动摇。
反之，正确理解这些资源可能会有助于发展更强大有力、对社会更有益的学习技术。
我们一直认为，忽视了这些资源，将导致技术因重视距离而忽视了互惠，强调自发性而牺牲了条理性。毫无疑问，互惠和条理性可能包含了限制，但它们也可能是资源性的限制。
体制的演进
在强调个人自由的时代，体制常被描述成仅仅是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尤其是被描述成食古不化、停滞甚至是顽固的限制。然而，因为体制是人类创造的产物，他们的意义绝不止于此。体制会随着人类的改变而改变，他们会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进行调整。忽视体制的有用性和适应能力，就很难理解社会变化的大方向。然而矛盾的是，斥责体制最厉害的人往往是那些受惠于未来及其所带来变化最多的人。
社会批评家雷蒙?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在谈到社会永远是处于主流体制、残余体制及新兴体制的混合影响下时，他把注意力放到了体制的进化特征。’一个时代的主流体制多半是最明显，且影响社会最直接的体制。例如，自由市场体制、普遍的民主、知识产权等都存在于我们周围并且是讨论的主题。
体制不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任何体制的出现都是为了取代旧体制形式。例如，在很多地方，重商主义和君主主义出现在自由市场和普遍民主之前，知识产权也是由其他财产权延伸而发展起来的。当新体制形式发展起来以后，旧的、残余的体制不会马上消失。它们会阴魂不散，时刻让人感觉到它们的存在。例如，重商主：义会作为自由贸易的对立面、君主主义会作为阶级差别的残余而存在。但是，因为人们误以为旧体制已不复存在，故而难以看到或理解它所造成的影响。但愿世人能意识到体制是演进的，而不是简单的消亡，如此就不会有人相信终结论，至少能灭它一点威风。
上述有关体制的论述或许有点抽象模糊(它们的确很难描述)，但是体制本身在其兴衰的各个阶段，确实以一种很重要的方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技能，因此，理解它们很重要。当人们在为旧体制的衰亡和新体制的出现而欢呼时，总应该回头看一看，有没有我们想当然地已被扫除了的旧体制仍然存在。
例如，当许多人在讨论商业和金融的新前景时，仍值得注意“损益栏”这个自从复式簿记以来已有600多年历史的遗物。盈亏的会计体制仍对我们的思想有极大的影响力。企业改造大师也许会告诉我们“忘记我们所知道的一切”，但他们自己很少有人会允许自己忘记“损益栏”。
又如，当人们在如此热情地谈论新电子商务经济、网络力量和新兴市场时，值得注意的是很少有人谈论广告的继续存在。许多网站商业计划就是建立在假定大公司的持久生存并投人大量的网站广告费的设想之上，然而同一计划书又断言大公司将要消亡和“完美”信息的成功可行。这些计划书跟“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线上课程不相上下，他们想既摧毁又要保留同一体制。用杰弗里?伦伯格(GeofferyNunberg)的比喻来说，他们是既想炸掉水库，又想在湖上划船。
对于人类来说，把影响人类生活甚深的体制作为残余体制加以抛弃，同样是很容易的。例如，一些律师曾提出了“网络空间法律”的概念。但没有理由相信，关于人类实际生活及场所的旧法律已经无效。电子商务在保证、核对、签约及防伪等方面，仍需要依赖较为传统的法律。
码中之码
许多人认为，在信息时代，版权法连“残余”都谈不上。版权主要是因文件而形成的现象。社会利用纸张的限制，建立了一个围绕该限制的资源丰富的体制。版权法的执行，大多建立在文件不易复制的基础上，想追究用手抄方式抄袭几行文字的个人，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考虑到印刷和发行工作的操作规模，对那些想大规模复制发行的人，是能够经由法律进行起诉的。
数字技术已经动摇了这些隐含的设想。要印制1000份微软的Word手册，可能需要大规模的操作，然而从个人电脑上复制1000份的文件，只要手指轻按一下即可。不过，现在宣告版权的死亡为时尚早。比尔?盖茨仍然靠它在积累财富，将来大概也不会变。因为虽然网上复制和传播轻而易举，但代理软件也不难追踪到大规模数字化传播的来源。以往纸张的物质资源限制，如今已n9由数字物体内的软件内码来执行。针对软件限制现象的展开，哈佛法学院的拉里?莱锡格(LarryLessig)提出“码中之码”一说，代替以往的实际物体的资源限制，合法的编码现在反映了软件代码。从这个角度看，版权及其相关的体制并未消失，而是在变化。其结果是，版权的数字法律化，可能会替换以往依靠纸张维持的体制均衡。
直到现在，版权仍是公众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矛盾的和不断变化的妥协。名义上，它是为公众获得知识的权利而设，可是它又给出版商不将知识产品公诸于众的权利。版权法一方面保障个人的知识产权，同时版权法又坚持公众可以在若干年后享有自由使用的权利，社会和版权所有人彼此在进行利益交换。软件密码同时尊重了个人财产权和公众利益。它使得精确地确定什么人可以或不可以使用数字文件以及如何使用，成为可能。
它可以防止你重复听同一首歌，或把一个文本转入另一个文件中，或发送给朋友一张图像。但是它也可组织公众永久使用受版权保护的文件。“公共领域”和所有相关的公共财物，在新的密码化均衡中不可能存在。
这些变化对谁有利，眼下还不清楚。有人评论认为，软件密码表面上是为了个别创作者而设，但似乎更有利于大型组织，因为它们控制着管理密码及其执行所需的所有软件和硬件。如果真是这样，则社会又在走回头路。社会花了150多年在知识产权上所做的努力，好不容易从出版商手中拿到控制权，还给创作者。如今，尽管网络上有关消除中介化的说法很多，但社会也许会回到出版商和企业拥有版权的年代。
对我们来说，这场争论虽然尚未解决且仍在发生变化，但它主要是使我们明白了信息和技术语言可能会使人们看不清社会与体制问题。这里，语言可能认为信息是与体制、组织和物质限制毫不相关的，但实际上软件的限制，使得管理和控制如像知识产权这样的事物的体制权力能够发生转移。伯克利分校前任图书馆馆长彼特?莱曼(PeterLyman)认为，注重知识产权的信息面，而不是其社会面和体制面，并不会使社会和体制问题消失，只会导致不良的政策、法律和软弱无力的公共制度。知识生态的挑战忽视体制的存在，必然会造成人们忽视体制求变和改革的需要。第6章我们谈到的区域知识生态问题，正表明了由于这种忽视而产生的这类问题。
有两种终结论使体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首先是体制终结论：既然体制将要消亡，何必为之担心。但是如果我们简单地假定25l它要消亡，但它没有，它们便可能在我们不注意时反咬一口。其次是距离的消失或终结论，即主张区域优势将不再存在。事实上，区域优势并非是无稽之谈，它是一个重要的经济要素，而且也反映了区域体制或被反映于区域体制之中。
对那些承认区域及其体制的重要性的人而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当人们或组织在区域间――特别是在有明显差异的区域间――进行操作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对某区域内的组织而言体制可能是一种资源，但对区域外的人而言或许就是一种限制。
举一个大范围的例子，美国与欧洲因对个人信息的态度不同，表明了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冲突。欧洲人正探究严密且限制重重的隐私准则，以防止企业泄露顾客信息。对比之下，北美对个人信息的商业用途不很在意，但更关心个人信息的政府用途。如此对立的走向反映出不同的文化与历史，欧洲人通常对企业比较有戒心，比较信任政府。北美人则通常比较怀疑政府，相信企业。
在欧美之间进行贸易的人要不断解决像这样的信任差异，它使表面上看似平静的全球经济，却暗含着深深的鸿沟。跨地区与跨体制“管理制度”的贸易，历来都是要求超越政府正式管理的在体制上与组织上的创新，以便能更快地得到发展。’它要求公司及正式体制的有益的整合。我们相信未来也是这样，但那些坚持认为区域与体制都不重要，距离和组织已经消失的人，要做到创新就252很难。为了游刃于公司、网络、群体、区域及体制之间，创新日渐必要，而首先必须承认它们。
这些有关资源与限制、条理性与自发性、距离与互惠，以及有关主流、残余及新兴体制的诸多讨论，都会影响到设计，包括从数字化电器到跨国组织和体制的设计。正如本书开始就提到的，在我们当前所处的条件下，每个人都是设计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所以，这些问题及其含义影响我们所有的人，而且影响比原来发生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迫切。我们在开始就说过，我们没有什么良方可以提供，我们只想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明，如果我们用狭隘的眼光看待问题――也就是说对于周边和边缘、实践和群体、组织和体制，视若无睹或掉以轻心的话，那么想解决问题则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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