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这里收录的十七篇文章是我近二十年来所写论著的一部分，大体上可以反映我将西方的语言理论、方法和汉语研究相结合而进行语言理论建设的探索历程。十七篇文章分五组，首、尾两组虽然各只有一篇文章，但由于它们都代表一个独立的方面，因而在目录中独立成组。第一组的《说“结合”》一文主要是以汉语的方言和音韵研究为例讨论中西语言学结合的途径。这是我进行语言理论研究的指导思想，后面几组文章的得失成败或许可以透视这种指导思想的成效与局限。“结合”，这是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一点学界没有争论，问题是如何“结合”？以什么为基础去实现“结合”？我自1956年毕业而成为语言理论研究的一个小兵以来，学界对语言理论研究最尖锐的批评就是“重洋轻中”“脱离实际”，只介绍国外语言学的某些说法，而不进行汉语的研究，而且介绍也没有介绍清楚。我国没有语言理论研究的传统，在一个学科的初创时期出现这样一些弊端虽然有其客观的原因，但这不能成为语言理论研究者“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的借口。我既已成为语言理论研究的一个小兵，自然不甘心脑袋上顶着“重洋轻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帽子，因而总想在自己的业务活动中力避这些弊端，摘掉这两顶帽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不断地探索“理论联系实际”的途径的过程中，我思想上逐步明确“结合”应有自己的立足点，即应立足于汉语的研究去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立论精神，弄清楚人家是根据什么样的语言材料才提炼出我们所看到的语言理论来的，从中学习研究的思路、途径和方法，并根据汉语的研究去总结、提炼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以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说“结合”》一文就是对这种摸索的一个小结，后面的几组文章则是这一“结合”的思想的具体实践。
第二组的四篇文章主要讨论语言变异和语言理论研究、语言史研究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接触以拉波夫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觉得很有意思，但对他的一些论断的价值吃不透、拿不准，于是自己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根据汉语方言的变异去检验、评述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的利弊得失，吸收其有价值的立论精神，补正其不足，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一些语言理论的建设。这一探索过程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结构、变异和音变的相互制约关系，即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而变异的范围和方向则受音系结构格局的控制，并根据这种制约关系的研究提出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的对立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这对语言史的研究我想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人们可以借此去研究语言的演变，用现实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第三组的四篇文章就是用这一原理研究汉语的音节结构，从音系的角度探索每一位置上音位的结构规律、运转规律和演变规律，对一些有争议的音变规律作出了新的、有现实语言材料可加以验证的解释。这是我在“结合”道路上迈出的有点价值的一步。迈出这一步很艰苦，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探索，碰了不少钉子，才从《马氏文通》以来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渐悟出“结合”的真谛。 吕叔湘先生说：“‘结合’二字谈何容易”(为龚千炎《中国语言学史稿》写的序言)，有了自己的一些真情实感，对这八个字的千钧分量才有了一点认识。
第四组的七篇文章集中研究汉语语义句法，第五组的一篇研究语汇，这八篇文章都是以“字”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展开的语言理论研究，现在一般称之为“字本位理论”。这是对“结合”途径的一次新的探索。在语言变异的研究中，我逐步感觉到“结合”必须有一个可靠的立足点，不然就难以把握研究的方向。《马氏文通》以来，我们中西语言学结合的立足点是“西”，基本上是以印欧语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把汉语“结合”到这种理论中去研究，结果是抛弃了自己的研究传统，用印欧语的理论模式来改造汉语的研究。固然，科学无国界，我们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但不管自己的研究传统、紧跟西方的语言理论，“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同上），终究不是中国语言学应该遵循的发展道路。毋视或忽视自己有悠久传统的语言研究，我想最终是不会有什么出路的。这种反常发展的原因在哪儿？是“结合”的立足点弄错了，我们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不应以印欧语的理论、方法为立足点，而应立足于汉语的研究，吸收印欧语理论的立论精神，即它如何从材料的梳理中提炼出相应理论的思维方法和论证方法，对汉语的特点作出理论的解释，进行我们自己的语言理论建设，摆脱“跟着转”的研究思路。汉语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哪儿？一言以蔽之，就是“字”。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汉语特点的凝聚点，正像词和句是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集中凝聚印欧语的特点一样。要立足汉语的研究，就应该紧紧抓住字，使其成为“结合”的立足点，以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和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研究的有效结合。四、五两组的八篇文章都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这是“结合”的新思路，“离经叛道”，直接与现在流行的理论相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固守现行研究阵地的人们的反对。学术的生命力在于竞争，在于争鸣，有人反对不是坏事，但遗憾的是，一些反对的文章缺乏研究，提出的理由有点想当然，或者扣一顶“违背常识”之类的帽子，真正能提出实质性问题的文章不多。这难以促进不同理论的竞争或争鸣。固然，“字本位理论”的研究现在还仅仅是开始，研究的成果也还比较粗糙，有待于改进的地方颇多，但已经提出了一些带方向性的重要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就我自己的研究进程来说，应该说已经实现了“结合”立足点转移的初衷。这是一次带方向性的转移，现在已得到不少同人的理解与支持，相关的研究成果已陆续问世或即将问世，相信今后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
从事语言理论研究已近半个世纪，我探索的始终是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途径，从最初以汉语的例子注释国外语言学家的论断的“拼合”，经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去鉴别、吸收、补正现在流行的理论，到“结合”立足点的转移，总算在“结合”的道路上摸索出一点成效。尽管“结合”的道路没有尽头，需要不断地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而加以改进和完善，但我深信自己探索和追求的“结合”的方向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随着研究的深化，“结合”立足点应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和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研究的结合，这一方向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十七篇文章，因写作时间的先后曾使用过不同的符号，这次结集出版作了统一；文字上只对个别字句作了一点改动，只在必要的时候加几句话或加一个注；引文中一些原注“待刊”“未刊”的文章，已根据后来发表的时间予以注明。第二组文章是在1991年以前写成的，行文中仍旧使用“词”“语素”的概念，为保留原文的面貌，这次没有改动。感谢曾为这些论文的写作提供过很多帮助的王福堂先生、王洪君女士和过早离开人世的学长叶蜚声先生，感谢商务印书馆为这本集子提供一个出版的机会。论著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 通 锵
2001年11月于北大寓所
第二组的四篇文章主要讨论语言变异和语言理论研究、语言史研究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接触以拉波夫为代表的社会语言学的变异理论，觉得很有意思，但对他的一些论断的价值吃不透、拿不准，于是自己进行汉语方言的调查和研究，根据汉语方言的变异去检验、评述社会语言学变异理论的利弊得失，吸收其有价值的立论精神，补正其不足，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一些语言理论的建设。这一探索过程的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结构、变异和音变的相互制约关系，即结构的不平衡性产生变异，而变异的范围和方向则受音系结构格局的控制，并根据这种制约关系的研究提出语音的易变性和音系结构格局的稳固性的对立统一的理论和方法。这对语言史的研究我想是很有价值的，因为人们可以借此去研究语言的演变，用现实的音变机理去解释历史上已经完成的音变规律。第三组的四篇文章就是用这一原理研究汉语的音节结构，从音系的角度探索每一位置上音位的结构规律、运转规律和演变规律，对一些有争议的音变规律作出了新的、有现实语言材料可加以验证的解释。这是我在“结合”道路上迈出的有点价值的一步。迈出这一步很艰苦，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探索，碰了不少钉子，才从《马氏文通》以来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中逐渐悟出“结合”的真谛。 吕叔湘先生说：“‘结合’二字谈何容易”(为龚千炎《中国语言学史稿》写的序言)，有了自己的一些真情实感，对这八个字的千钧分量才有了一点认识。
第四组的七篇文章集中研究汉语语义句法，第五组的一篇研究语汇，这八篇文章都是以“字”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展开的语言理论研究，现在一般称之为“字本位理论”。这是对“结合”途径的一次新的探索。在语言变异的研究中，我逐步感觉到“结合”必须有一个可靠的立足点，不然就难以把握研究的方向。《马氏文通》以来，我们中西语言学结合的立足点是“西”，基本上是以印欧语的理论、方法为基础，把汉语“结合”到这种理论中去研究，结果是抛弃了自己的研究传统，用印欧语的理论模式来改造汉语的研究。固然，科学无国界，我们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但不管自己的研究传统、紧跟西方的语言理论，“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吕叔湘，同上），终究不是中国语言学应该遵循的发展道路。毋视或忽视自己有悠久传统的语言研究，我想最终是不会有什么出路的。这种反常发展的原因在哪儿？是“结合”的立足点弄错了，我们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不应以印欧语的理论、方法为立足点，而应立足于汉语的研究，吸收印欧语理论的立论精神，即它如何从材料的梳理中提炼出相应理论的思维方法和论证方法，对汉语的特点作出理论的解释，进行我们自己的语言理论建设，摆脱“跟着转”的研究思路。汉语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哪儿？一言以蔽之，就是“字”。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汉语特点的凝聚点，正像词和句是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集中凝聚印欧语的特点一样。要立足汉语的研究，就应该紧紧抓住字，使其成为“结合”的立足点，以实现中西语言学的有效结合和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研究的有效结合。四、五两组的八篇文章都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写成的。这是“结合”的新思路，“离经叛道”，直接与现在流行的理论相冲突，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固守现行研究阵地的人们的反对。学术的生命力在于竞争，在于争鸣，有人反对不是坏事，但遗憾的是，一些反对的文章缺乏研究，提出的理由有点想当然，或者扣一顶“违背常识”之类的帽子，真正能提出实质性问题的文章不多。这难以促进不同理论的竞争或争鸣。固然，“字本位理论”的研究现在还仅仅是开始，研究的成果也还比较粗糙，有待于改进的地方颇多，但已经提出了一些带方向性的重要问题，这是不容置疑的。就我自己的研究进程来说，应该说已经实现了“结合”立足点转移的初衷。这是一次带方向性的转移，现在已得到不少同人的理解与支持，相关的研究成果已陆续问世或即将问世，相信今后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与支持。
从事语言理论研究已近半个世纪，我探索的始终是中西语言学的结合的途径，从最初以汉语的例子注释国外语言学家的论断的“拼合”，经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去鉴别、吸收、补正现在流行的理论，到“结合”立足点的转移，总算在“结合”的道路上摸索出一点成效。尽管“结合”的道路没有尽头，需要不断地随着语言研究的发展而加以改进和完善，但我深信自己探索和追求的“结合”的方向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随着研究的深化，“结合”立足点应以汉语的研究为基础、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和现代语言学与汉语传统研究的结合，这一方向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
十七篇文章，因写作时间的先后曾使用过不同的符号，这次结集出版作了统一；文字上只对个别字句作了一点改动，只在必要的时候加几句话或加一个注；引文中一些原注“待刊”“未刊”的文章，已根据后来发表的时间予以注明。第二组文章是在1991年以前写成的，行文中仍旧使用“词”“语素”的概念，为保留原文的面貌，这次没有改动。感谢曾为这些论文的写作提供过很多帮助的王福堂先生、王洪君女士和过早离开人世的学长叶蜚声先生，感谢商务印书馆为这本集子提供一个出版的机会。论著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 通 锵
2001年11月于北大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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