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方克立
在刘岳兵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之际，我想起了几件往事。这些事情或许对读者了解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及其主旨会有所助益。
1996年春，我应邀到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客座研究，在三个月的研究计划即将完成之际，中心的芳贺徹教授帮助我筹划了一次中日两国学者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及对21世纪的展望”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有幸请来了日本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和学者，包括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岛田虔次、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内山俊彦、副教授池田秀三(早就已经升为教授了)；东京大学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学)研究室的三代主任教授户川芳郎、沟口雄三、池田知久；还有关西大学的吾妻重二教授、爱知大学的加加美光行教授等人。我在会上以《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现代新儒学研究在中国》为题先后作了两次报告，日本学者则对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学及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包括对东京大学和京都学派中国哲学研究的传统、特点与新动向，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总结和评估。会上还就中日两国中国哲学研究的交流与互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芳贺徹教授把这次会议组织得井井有条，发言热烈而且讨论深入，对我来说确实受益匪非浅。刘岳兵当时正在东京的立教大学留学，我也请他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这次会议的综述就是他执笔写的，曾发表于《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会上议及的一些日本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如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小岛祜马等人，后来都成了刘岳兵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我当时心存一个问题：日本近现代是不是也有类似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这样的学说或学派?现在刘岳兵完成的博士论文，可以说已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一个回答。
刘岳兵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对中国的现代新儒学已经下过一番工夫，对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他是1996年4月去日本留学的。临行之前，他对我说想利用这次机会重点了解和摸清日本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情况。我表示赞成和支持，并建议他首先系统地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他到日本后，几乎隔一两周就会给我来一次国际长途电话，报告收集资料的情况。有一天，他在电话里欣喜地告诉我说，找到了一些与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观点相近的文章。我鼓励他继续搜索，并注意比较明治以后的日本近现代儒学，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态度、方法上与中国的近现代儒学有什么同和异。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对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资料有了较多积累的基础上，他提出想做“日本近代儒学思想研究”这个题目，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研究提纲。我在详细了解日本学界此方面的研究情况后，意识到这一课题很可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1998年秋，刘岳兵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我决定同意他用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我一向鼓励学生在研究中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经过探索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导师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判断此一课题研究的价值、意义与可行性，并指出可能突破与创新的关键所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是学生自己体会出来的，才能成为他自己问题。这样的研究对他来说才能真正“有所得”，并形成自己的特色。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一选题的意义，刘岳兵入学后不久，又有一次随我到日本作短期访问的机会。其间曾就这一选题与东京、名古屋和关西地区的日本学者广泛地交流了意见，得到一些著名的思想史研究专家的支持和指导，于是更增强了他做这一课题的信心。在论文写作期间，他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到我的老朋友、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门下作一年专题研究，也得到了一次更全面地收集、整理、消化有关原始资料，系统地清理研究思路的机会。池田教授向以立论严谨和对学生要求严格著称，刘岳兵过去不是没有尝过他的“厉害”，这次他同意做刘岳兵的指导教授就意味着对其研究态度、能力，包括对其论文选题的肯认。这也使我更放心了，因为此一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需要得到日本学界的认可，才能在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产生影响。刘岳兵以其勤奋与创造性劳动最后完成的博士论文，虽然只是做了几个人物的个案研究，但已足可说明日本近代儒学是日本儒学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环节。他没有辜负池田先生和中日学界的期望，这从池田先生对其论文的评价和专程从日本赶来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就可以看得出来。
刘岳兵目前对日本近代儒学的研究，尚属基础性的个案研究。只有把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做扎实了，今后进行理论提升和概括才有依据。当然不是说，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指导了，儒学与时代的关系是他始终注意把握的一条主线。刘岳兵对日本近代儒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我希望他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再多做一些个案研究，比如宇野哲人、西晋一郎、吉川幸次郎等思想家，都值得下一番工夫，甚至安冈正笃、大川周明等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些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再写出《日本近代儒学概论》、《中日儒学比较》等著作，那才是中日学界的真切期望。以刘岳兵的学术功底与勤勉学风，我相信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我也希望他编辑的《日本学者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思想》一书能够早日出版面世。
在刘岳兵的博士论文即将出版之际，我想起了几件往事。这些事情或许对读者了解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及其主旨会有所助益。
1996年春，我应邀到日本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做客座研究，在三个月的研究计划即将完成之际，中心的芳贺徹教授帮助我筹划了一次中日两国学者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现状及对21世纪的展望”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有幸请来了日本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哲学研究专家和学者，包括京都大学的名誉教授岛田虔次、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教授内山俊彦、副教授池田秀三(早就已经升为教授了)；东京大学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学)研究室的三代主任教授户川芳郎、沟口雄三、池田知久；还有关西大学的吾妻重二教授、爱知大学的加加美光行教授等人。我在会上以《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和《现代新儒学研究在中国》为题先后作了两次报告，日本学者则对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学及中国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包括对东京大学和京都学派中国哲学研究的传统、特点与新动向，进行了全面的回顾、总结和评估。会上还就中日两国中国哲学研究的交流与互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芳贺徹教授把这次会议组织得井井有条，发言热烈而且讨论深入，对我来说确实受益匪非浅。刘岳兵当时正在东京的立教大学留学，我也请他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作为会议工作人员做了一些具体工作。这次会议的综述就是他执笔写的，曾发表于《哲学研究》1996年第9期。会上议及的一些日本近代著名的哲学家，如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小岛祜马等人，后来都成了刘岳兵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我当时心存一个问题：日本近现代是不是也有类似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这样的学说或学派?现在刘岳兵完成的博士论文，可以说已在一定程度上给了我一个回答。
刘岳兵在南开大学攻读硕士期间，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哲学，对中国的现代新儒学已经下过一番工夫，对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他是1996年4月去日本留学的。临行之前，他对我说想利用这次机会重点了解和摸清日本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情况。我表示赞成和支持，并建议他首先系统地收集整理这方面的资料。他到日本后，几乎隔一两周就会给我来一次国际长途电话，报告收集资料的情况。有一天，他在电话里欣喜地告诉我说，找到了一些与中国的现代新儒学观点相近的文章。我鼓励他继续搜索，并注意比较明治以后的日本近现代儒学，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态度、方法上与中国的近现代儒学有什么同和异。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对日本近现代思想史资料有了较多积累的基础上，他提出想做“日本近代儒学思想研究”这个题目，不久就收到了他寄来的研究提纲。我在详细了解日本学界此方面的研究情况后，意识到这一课题很可能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1998年秋，刘岳兵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我决定同意他用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我一向鼓励学生在研究中自己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经过探索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导师的作用是帮助学生判断此一课题研究的价值、意义与可行性，并指出可能突破与创新的关键所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是学生自己体会出来的，才能成为他自己问题。这样的研究对他来说才能真正“有所得”，并形成自己的特色。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一选题的意义，刘岳兵入学后不久，又有一次随我到日本作短期访问的机会。其间曾就这一选题与东京、名古屋和关西地区的日本学者广泛地交流了意见，得到一些著名的思想史研究专家的支持和指导，于是更增强了他做这一课题的信心。在论文写作期间，他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到我的老朋友、东京大学池田知久教授门下作一年专题研究，也得到了一次更全面地收集、整理、消化有关原始资料，系统地清理研究思路的机会。池田教授向以立论严谨和对学生要求严格著称，刘岳兵过去不是没有尝过他的“厉害”，这次他同意做刘岳兵的指导教授就意味着对其研究态度、能力，包括对其论文选题的肯认。这也使我更放心了，因为此一课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在更大的程度上需要得到日本学界的认可，才能在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产生影响。刘岳兵以其勤奋与创造性劳动最后完成的博士论文，虽然只是做了几个人物的个案研究，但已足可说明日本近代儒学是日本儒学史上的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是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或环节。他没有辜负池田先生和中日学界的期望，这从池田先生对其论文的评价和专程从日本赶来参加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就可以看得出来。
刘岳兵目前对日本近代儒学的研究，尚属基础性的个案研究。只有把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工作做扎实了，今后进行理论提升和概括才有依据。当然不是说，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就不需要理论指导了，儒学与时代的关系是他始终注意把握的一条主线。刘岳兵对日本近代儒学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我希望他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再多做一些个案研究，比如宇野哲人、西晋一郎、吉川幸次郎等思想家，都值得下一番工夫，甚至安冈正笃、大川周明等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这些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再写出《日本近代儒学概论》、《中日儒学比较》等著作，那才是中日学界的真切期望。以刘岳兵的学术功底与勤勉学风，我相信这一目标是可以达到的。我也希望他编辑的《日本学者论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思想》一书能够早日出版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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