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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就像百姓人家的年夜饭，应该是一席盛宴，值得精心准备，完全可以称得上倾尽心思之作。至少从主观良心上，应该这么去想。至于水平的高低、成绩的好坏，能否取得认同或称许，则是另一回事，那要有待于别人的评判。
哲学是一瓶醇厚浓烈的酒，让人痴迷，让人沉醉。正是这部论文，让我在复旦宿舍的那张单人床上辗转反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眠之夜。从论文的酝酿之日起，许多时候我都感觉到，不是我主宰思想，而是思想在左右着我。不断涌现的ideas，新的构思甚或换一种措辞，都曾引发过我在万籁俱寂之时，浮想联翩，起卧疾书。放弃不写吧，觉得可惜；写吧，又需要更长时间的进一步思索，免不了再受折腾。为一点发现而兴奋，被一句要害所刺激，其中的酸甜苦辣，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难以领会的。思的煎熬与痛苦常常使我多么渴望有一天能够真的变成一根被风摇曳的芦苇。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确凿地意识到哲学研究绝不是纯粹的知识论，而一定已经与人的生命性情相连通。生活中有许多事情，远非逻辑认识论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三年的博士生活，足足让我体会到了读书尤其是读哲学的有趣和无奈。在日益浮躁的世道里，哲学在一部分人眼里已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臆说，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则毋宁已成为思想超越与精神自由的向往与追求，甚至还被溶入了自己的全部人生。
大学时代，我所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硕士期间转向了西方哲学，读博士时又选择做中国哲学、中西比较的研究。饶有兴趣的是，个人的这一求学经历恰好暗合于今后时期中国思想的发展走向。而所感叹的只是自己才学的粗陋和定力的浅薄，难以应付由大好历史机遇所带来的挑战。记得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在弄明白了我论文的大体意图后，曾意味深长地说：“看来，老祖宗一时还丢不了！”这足以令我欣慰，也更加坚定了我立足中国、立足生活世界进行哲学追寻的信念。同时，从这句话里我也琢磨出，只要中国的人种不灭，中国人的血脉里就一定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传统情结在激荡、在飞扬。而这恰恰又是哲学研究所必须正视的。
在我完成博士学业的过程中，无数的人们曾给予过关心、鼓励甚或实际性的支持与帮助，值得我永志于生。导师谢遐龄教授的耳提面命与随心点拨，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极为深刻而又富有转折意义，本书中的一些论点甚至就是恩师思想的延伸和发挥。同时，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孙承叔教授、俞吾金教授、刘放桐教授、潘富恩教授、黄颂杰教授、张汝沦教授、王雷泉教授、张庆熊教授、汪堂家教授、徐洪兴教授等诸多师长的谆谆教诲，也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些能够经常与我一起，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话题进行沙龙式讨论或激烈争辩的许多博士同学。思想火花的碰撞与灵魂心性的沟通，曾让我收获过无数次的精神满足和情感愉悦，也将永远留给我无尽的回味与思忆。我一直坚信，复旦大学的那种开放自由、海纳百川的学风，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哺育出优秀的科学家和卓越的思想家。
学术研究是冰冷的事业，基础学科的研究尤为如此。为在博士毕业之前能向长时间的学生生涯作出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我对论文的撰写，一方面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斟字酌句，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另一方面也始终有一种尽快完成、早点了结的愿望，总期待着那种如释重负、飘然若仙境界的出现。
现在，当我完成论文的最后一段文字时，推开窗，迎接我的是一个盎然生机的世界，遍地的阳光和满眼的绿彩扑面而来，湛蓝蓝的天际挂出几朵如棉的闲云，白玉兰花绽出灿烂的笑脸，热情地给我送上春天的问候。我张开双臂，终于又开始拥抱生活的美丽。
余治平
2001年4月，复旦，上海
斗转星移，时迁事易。2001年春，就在写成博士论文之后，我再一次面临毕业就业的选择，在诸多诱人的工作去向中，我毅然决定告别仕途，弃政从学，于是便开始了另一种人生生活。由政府部门而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由国家公务员而学生而教师、研究人员，由复旦大学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事其境其情，颇有变数。短短两年时间内所浓缩的风云变幻与人世沧桑，没有相同阅历的人往往是很难体会的。
记得在博士论文评审、答辩的时候，许多专家、学者针对文中涉及的本体及信念本体问题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尽管当时的我还不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复，但却由此引发了我对本体论问题的执著追寻。走出复旦校门之后，在最初的那一年时间里，我几乎一直陷入对本体论的沉思。于是，便有了那本《哲学的锁钥——源于本体论的形上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成都）。显然，这本书中的诸多观点已从《唯天为大》走出很远。然而，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对本体论的探讨远还没完，我还有许多话要说。我发现，哲学的心魂是本体论。本体论的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吸引着我。正是本体论，让我走进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哲学天地。所以，我由衷地感谢参加我博士论文评审、答辩的各位专家、学者。
尽管眼下的北京已是春天，但仍觉得寒意料峭。于是，我总不免抬头遥望千里之外的南国，那里早该是一片姹紫嫣红了！太平洋的西海岸，江的妩媚与街的缤纷，总让人百般流连。飘逸飞舞的楼宇，流光溢彩的夜，还有那行色匆匆的一拨拨人群，勾勒出一座城市蒸蒸日上的万千气象。博士论文付梓之际，令我无法忘怀的是交大“985工程”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金赞助。所以，我要向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各位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专家、教授致以谢忱，正是他们对学术青年的鼎力支持才使得原本静静躺在我书房里的这一博士论文现实地走向了它的读者。此间，哲学研究所所长王平教授所给予的极大关切与热情鼓励尤值记念。
从投稿，到审稿，到签约，到定稿，直到最终成书、发行，这本博士论文已在出版社里横跨了三个年头，这期间商务印书馆的责任编辑王希勇博土，给予了主动而周到的关心，并提出过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余治平 又记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2003年春，北京
哲学是一瓶醇厚浓烈的酒，让人痴迷，让人沉醉。正是这部论文，让我在复旦宿舍的那张单人床上辗转反复了一个又一个的难眠之夜。从论文的酝酿之日起，许多时候我都感觉到，不是我主宰思想，而是思想在左右着我。不断涌现的ideas，新的构思甚或换一种措辞，都曾引发过我在万籁俱寂之时，浮想联翩，起卧疾书。放弃不写吧，觉得可惜；写吧，又需要更长时间的进一步思索，免不了再受折腾。为一点发现而兴奋，被一句要害所刺激，其中的酸甜苦辣，没有身临其境的人是难以领会的。思的煎熬与痛苦常常使我多么渴望有一天能够真的变成一根被风摇曳的芦苇。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确凿地意识到哲学研究绝不是纯粹的知识论，而一定已经与人的生命性情相连通。生活中有许多事情，远非逻辑认识论所理解的那么简单。三年的博士生活，足足让我体会到了读书尤其是读哲学的有趣和无奈。在日益浮躁的世道里，哲学在一部分人眼里已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臆说，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则毋宁已成为思想超越与精神自由的向往与追求，甚至还被溶入了自己的全部人生。
大学时代，我所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硕士期间转向了西方哲学，读博士时又选择做中国哲学、中西比较的研究。饶有兴趣的是，个人的这一求学经历恰好暗合于今后时期中国思想的发展走向。而所感叹的只是自己才学的粗陋和定力的浅薄，难以应付由大好历史机遇所带来的挑战。记得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中国百姓，在弄明白了我论文的大体意图后，曾意味深长地说：“看来，老祖宗一时还丢不了！”这足以令我欣慰，也更加坚定了我立足中国、立足生活世界进行哲学追寻的信念。同时，从这句话里我也琢磨出，只要中国的人种不灭，中国人的血脉里就一定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传统情结在激荡、在飞扬。而这恰恰又是哲学研究所必须正视的。
在我完成博士学业的过程中，无数的人们曾给予过关心、鼓励甚或实际性的支持与帮助，值得我永志于生。导师谢遐龄教授的耳提面命与随心点拨，对我的启发和影响，极为深刻而又富有转折意义，本书中的一些论点甚至就是恩师思想的延伸和发挥。同时，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孙承叔教授、俞吾金教授、刘放桐教授、潘富恩教授、黄颂杰教授、张汝沦教授、王雷泉教授、张庆熊教授、汪堂家教授、徐洪兴教授等诸多师长的谆谆教诲，也使我受益匪浅。让我始终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些能够经常与我一起，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话题进行沙龙式讨论或激烈争辩的许多博士同学。思想火花的碰撞与灵魂心性的沟通，曾让我收获过无数次的精神满足和情感愉悦，也将永远留给我无尽的回味与思忆。我一直坚信，复旦大学的那种开放自由、海纳百川的学风，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哺育出优秀的科学家和卓越的思想家。
学术研究是冰冷的事业，基础学科的研究尤为如此。为在博士毕业之前能向长时间的学生生涯作出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我对论文的撰写，一方面是兢兢业业，如履薄冰，斟字酌句，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另一方面也始终有一种尽快完成、早点了结的愿望，总期待着那种如释重负、飘然若仙境界的出现。
现在，当我完成论文的最后一段文字时，推开窗，迎接我的是一个盎然生机的世界，遍地的阳光和满眼的绿彩扑面而来，湛蓝蓝的天际挂出几朵如棉的闲云，白玉兰花绽出灿烂的笑脸，热情地给我送上春天的问候。我张开双臂，终于又开始拥抱生活的美丽。
余治平
2001年4月，复旦，上海
斗转星移，时迁事易。2001年春，就在写成博士论文之后，我再一次面临毕业就业的选择，在诸多诱人的工作去向中，我毅然决定告别仕途，弃政从学，于是便开始了另一种人生生活。由政府部门而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由国家公务员而学生而教师、研究人员，由复旦大学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其事其境其情，颇有变数。短短两年时间内所浓缩的风云变幻与人世沧桑，没有相同阅历的人往往是很难体会的。
记得在博士论文评审、答辩的时候，许多专家、学者针对文中涉及的本体及信念本体问题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与建议，尽管当时的我还不能给出一个圆满的答复，但却由此引发了我对本体论问题的执著追寻。走出复旦校门之后，在最初的那一年时间里，我几乎一直陷入对本体论的沉思。于是，便有了那本《哲学的锁钥——源于本体论的形上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成都）。显然，这本书中的诸多观点已从《唯天为大》走出很远。然而，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对本体论的探讨远还没完，我还有许多话要说。我发现，哲学的心魂是本体论。本体论的魅力深深地打动了我、吸引着我。正是本体论，让我走进了一片更为广阔的哲学天地。所以，我由衷地感谢参加我博士论文评审、答辩的各位专家、学者。
尽管眼下的北京已是春天，但仍觉得寒意料峭。于是，我总不免抬头遥望千里之外的南国，那里早该是一片姹紫嫣红了！太平洋的西海岸，江的妩媚与街的缤纷，总让人百般流连。飘逸飞舞的楼宇，流光溢彩的夜，还有那行色匆匆的一拨拨人群，勾勒出一座城市蒸蒸日上的万千气象。博士论文付梓之际，令我无法忘怀的是交大“985工程”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资金赞助。所以，我要向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各位领导和学术委员会的专家、教授致以谢忱，正是他们对学术青年的鼎力支持才使得原本静静躺在我书房里的这一博士论文现实地走向了它的读者。此间，哲学研究所所长王平教授所给予的极大关切与热情鼓励尤值记念。
从投稿，到审稿，到签约，到定稿，直到最终成书、发行，这本博士论文已在出版社里横跨了三个年头，这期间商务印书馆的责任编辑王希勇博土，给予了主动而周到的关心，并提出过很好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余治平 又记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博士后流动站
2003年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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