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人们常说，与改革前相比，中国出现了惊人的繁荣与进步。我赞同这个看法。然而，我试图通过一项农村工业发展的研究来说明，历史没有被1978年切断，改革前的中国与改革后的中国之间有一座精致漂亮的桥梁。我研究这两段历史之间的桥梁，说明中国农村改革的成就来自改革前原有的、被普遍认为是失败了的基层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组织。一座原先用千百万人的生命建造起来的社会主义桥梁，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和繁荣昌盛铺平了道路，也为经济体制转型中的政治稳定构筑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专业是世界政治，以研究和教授比较政治体制为生。却因早年在陈翰笙先生门下读硕士学位，早有“青出于蓝”、做点中国农村研究的弘愿。陈先生也并不专做农村研究，却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率领薛暮桥、孙冶方等当时的年轻人做过出色的农村调查，取得了迄今仍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成果。
我于1993年初开始认真研究中国农村，1995年底结束，1996 年4月写成了这本书，迄今已近十年。书的原文是英文，为我在美国赚得了博士学位。因为观点不同于主流，答辩后立即获得了美国一家大出版社的出版合同。但回国后发现情况变化非常快，便一直踌躇到今天仍未付梓。用英文写本书很不易，此生大约就此一次，我想还是等乡镇企业的变化进程结束后，证明自己的观点仍有价值，做了应有的完善，再在美国出版。如果结论经不住时间考验，对知识没什么贡献，也就可以无悔地放弃。出版一本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书，没什么意思，也愧对自己的老师们。回国后，有同事听到我的观点，认真地指出其与官方政策相左的危险，我也就打消了出中文版的念头。此后忙于授课，研究兴趣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民主迷信”是个极有趣的事，就把这部书稿束之高阁，印象逐渐淡了。
到2002年，随着乡镇企业的进程进入尾声，“三农”又成了举世关注的严重问题。我才想到，自己十年前的研究仍有不错的现实意义，可能对专业研究农村问题的人有所启发。同时，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里读过这部书稿的朋友也多了，反馈是积极的。因为书的现实意义，他们鼓励我首先出中文版，并且补充一个对乡镇企业私有化过程的总结。而今，中国的出版业呈现空前繁荣。恰逢北京因“非典”(SARS)肆虐而停课，有时间为这本书做些补充。光阴似箭，让这部书稿“与时俱进”已经不可能了，况且脱离农村研究已久，我已无力详细修订原稿。主要是根据最近一年的实地调研，增加一章对乡镇企业消亡的评论，完成一个夙愿。
当然，出版这本书不仅为了满足私愿。通过一项具体的农村事务研究，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学界主流的抗议，直指当前经济学界的“私有化”迷信和政治学界的“海选”迷信。
还应当说明，本书前后的语言风格有较大差异，是因为我用中文思考和写作比用英文思考和写作熟练得多。从欠流畅的英文再翻译成中文，很难抹去欠流畅的痕迹。
能够完成这本书，我首先要感谢哈佛大学Elizabeth．J．Perry的悉心指导。作为论文委员会的主席，她阅读了我的英文版博士论文的每一稿，仔细到为我一句句地订正语法、句型和用词。回国这么多年，自己除了继承她对学生的认真负责精神，在学术上没什么成就，愧对导师。感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其他成员，即加州伯克利大学的Robert Scalapino、Lowell Dittmer和Thomas Gold。感谢犹他州立大学的童燕齐，当初与这位老同学的讨论是激发这条思路的最初因缘。特别感谢中央党校的刘德喜，这位老同学邀我参加一项资料收集工作，为我去全国各地实地调研提供了重要帮助，并为我提供了他收集来的全部资料，构成了我第二手资料的重要来源。后来，这些资料的大部分录入他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感谢康奈尔大学的段宏和哈佛大学的尚英为这本书的翻译、资料、图表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老朋友杨学军为本书出版耗费的心血。感谢为我进行实地调研提供帮助的所有企业家、政府官员、农民、工人和学者。感谢一切为此书的出版提供帮助的朋友，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编辑们。缘起不灭，大家的情谊永在我心里。
能完成这本书，归根结底，应当感谢陈翰笙先生。作为我学术生涯的第一启蒙人，他启发了我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兴趣。这本书题献给中国学界共同的“翰老”，学生以此向恩师表达永远的敬意。
当然，作者为此书的观点，乃至书中所有的错误和疏漏负全部责任。
我的专业是世界政治，以研究和教授比较政治体制为生。却因早年在陈翰笙先生门下读硕士学位，早有“青出于蓝”、做点中国农村研究的弘愿。陈先生也并不专做农村研究，却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率领薛暮桥、孙冶方等当时的年轻人做过出色的农村调查，取得了迄今仍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成果。
我于1993年初开始认真研究中国农村，1995年底结束，1996 年4月写成了这本书，迄今已近十年。书的原文是英文，为我在美国赚得了博士学位。因为观点不同于主流，答辩后立即获得了美国一家大出版社的出版合同。但回国后发现情况变化非常快，便一直踌躇到今天仍未付梓。用英文写本书很不易，此生大约就此一次，我想还是等乡镇企业的变化进程结束后，证明自己的观点仍有价值，做了应有的完善，再在美国出版。如果结论经不住时间考验，对知识没什么贡献，也就可以无悔地放弃。出版一本经不住时间考验的书，没什么意思，也愧对自己的老师们。回国后，有同事听到我的观点，认真地指出其与官方政策相左的危险，我也就打消了出中文版的念头。此后忙于授课，研究兴趣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民主迷信”是个极有趣的事，就把这部书稿束之高阁，印象逐渐淡了。
到2002年，随着乡镇企业的进程进入尾声，“三农”又成了举世关注的严重问题。我才想到，自己十年前的研究仍有不错的现实意义，可能对专业研究农村问题的人有所启发。同时，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里读过这部书稿的朋友也多了，反馈是积极的。因为书的现实意义，他们鼓励我首先出中文版，并且补充一个对乡镇企业私有化过程的总结。而今，中国的出版业呈现空前繁荣。恰逢北京因“非典”(SARS)肆虐而停课，有时间为这本书做些补充。光阴似箭，让这部书稿“与时俱进”已经不可能了，况且脱离农村研究已久，我已无力详细修订原稿。主要是根据最近一年的实地调研，增加一章对乡镇企业消亡的评论，完成一个夙愿。
当然，出版这本书不仅为了满足私愿。通过一项具体的农村事务研究，这本书表达了作者对当前学界主流的抗议，直指当前经济学界的“私有化”迷信和政治学界的“海选”迷信。
还应当说明，本书前后的语言风格有较大差异，是因为我用中文思考和写作比用英文思考和写作熟练得多。从欠流畅的英文再翻译成中文，很难抹去欠流畅的痕迹。
能够完成这本书，我首先要感谢哈佛大学Elizabeth．J．Perry的悉心指导。作为论文委员会的主席，她阅读了我的英文版博士论文的每一稿，仔细到为我一句句地订正语法、句型和用词。回国这么多年，自己除了继承她对学生的认真负责精神，在学术上没什么成就，愧对导师。感谢我的博士论文指导委员会的三位其他成员，即加州伯克利大学的Robert Scalapino、Lowell Dittmer和Thomas Gold。感谢犹他州立大学的童燕齐，当初与这位老同学的讨论是激发这条思路的最初因缘。特别感谢中央党校的刘德喜，这位老同学邀我参加一项资料收集工作，为我去全国各地实地调研提供了重要帮助，并为我提供了他收集来的全部资料，构成了我第二手资料的重要来源。后来，这些资料的大部分录入他主编的两卷本《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感谢康奈尔大学的段宏和哈佛大学的尚英为这本书的翻译、资料、图表所做的大量工作，感谢老朋友杨学军为本书出版耗费的心血。感谢为我进行实地调研提供帮助的所有企业家、政府官员、农民、工人和学者。感谢一切为此书的出版提供帮助的朋友，特别是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和编辑们。缘起不灭，大家的情谊永在我心里。
能完成这本书，归根结底，应当感谢陈翰笙先生。作为我学术生涯的第一启蒙人，他启发了我对中国农村问题的兴趣。这本书题献给中国学界共同的“翰老”，学生以此向恩师表达永远的敬意。
当然，作者为此书的观点，乃至书中所有的错误和疏漏负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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