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20世纪80年代初，钱君宗武先生即从先师周秉钧先生授治《尚书》，至今已有二十年了。钱君宗武先生二十年如一日，专事《尚书》语言研究，博综宏览，笔耕不辍，撰写学术论文、学术专著百万余言，胜义纷呈，多有创获，已形成《尚书》语言研究的独特风格，影响遍及海内外。
《尚书》为唐、虞、三代之文，流传时代久远，语言古奥艰深，句读舛误，诘屈聱牙，加之版本繁杂，真伪莫辨，历来最为难读。自汉以降，治《尚书》者，层出不穷，至于清世，局面更为之一新，蔚为大观，清代之后，研究者继续不断。其名著大作，可谓多矣，然而真正系统研究《尚书》语言，特别是系统研究《尚书》语法的，则是凤毛麟角。据笔者所知，最早研究《尚书》语法的专论，可能要算1928年发表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上的《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了，作者何定生先生的写作意图，主要还在于通过文法分析来确定《尚书》各篇产生的年代，因而作者仅研讨了代词、介词、连词、助词等几类虚词中的部分词语，偶尔涉及副词，还不能说是《尚书》词法的系统研究，更谈不上《尚书》语法的系统研究。尔后六十余载，几无嗣响，至1996年，钱君宗武先生《今文尚书语言研究》问世，才开创了对《尚书》语言进行研究的新局面，出现了《尚书》语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者从《尚书》的语料价值，《尚书》的文字、词汇、语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出了科学的论述，填补了汉语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今天钱君宗武先生又完成了《今文尚书语言研究》的续篇，即《今文尚书语法研究》。作者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不畏艰辛、不辞劳苦、积极奋进的精神，的确令人钦佩!
《今文尚书语法研究》是钱君宗武先生《尚书》语言研究系列的第三部力作。这部专著既保持了作者《尚书》语言研究的统一风格，又具有专书语法研究的许多特色。首先是特点突出，鲜明深刻。作者研究《尚书》二十年不曾间断，对今文《尚书》语言现象特别娴熟，驾驭自如。该书第一部分便能准确地从词法和句法两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勾画出今文《尚书》众多的语法特点，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同时又能引起读者需要继续读下去、进一步深究的兴趣，先知其然，后知其所以然。例如以往的文言语法著作都认为文言人称代词的特点之一是单复数同形，而作者指出今文《尚书》中的自称代词并非单复数同形，而是用不同形态的同义词来表达。在后面的专论中，则详尽地阐明了《尚书》“我”、“予”、“朕”在格位和单复数表示方面，存在着互补关系。“朕”主要用于领格，表示单数。“我”和“予”主要用于主格，“我”用于主格多表复数，“予”用于主格几乎皆表单数。“我”、“予”在同位语中，“我”多表复数，“予”几乎皆表单数。另外三个低频词“卬”、“台”、“吾”，则与“我”、“予”、“朕”存在着语音上的联系，“卬”是“我”的地方变体，“卬”、“我”上古同为疑纽。“台”是“予”的地方变体，“台”、“予”上古同为影纽。“朕”自为一组。“吾”是后人改窜，古本作“鱼”，或即“予”。吾、予、鱼，上古皆为模部字。予，影纽。吾、鱼，疑纽。影、疑喉牙邻韵，例得相通。作者所言信而有征，令人叹服。
其次是纵横比较，语料宏富。比较研究的方法，也是钱君宗武先生《尚书》语言研究的一个特色。作者既善于运用共时语料，也善于运用历时语料。例如在论述今文《尚书》的判断句时，他一方面与共时语料金文中的判断句进行比较，发现了汉语判断句的最早形式；另一方面又与《史记》引《书》判断句的同义语料进行比较，理清了汉语判断句由商周至秦代发展演变的轨迹。其结论，古汉语判断句的基本形式是“主语+名词性谓语”。这种形式不仅是西周金文和今文《尚书》判断句的基本形式，也是判断句的最早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存在于文献语言中。到了秦汉时期，“也”字由于煞句的需要而出现在名词性谓语后面，起到帮助判断的作用。“主语+名词性谓语+也”型判断句成为秦汉时期判断句的一种常式。同样，“者”字作为语气助词出现在主语后面，起到标识判断句的主语、提示停顿的作用，加强句子的语气。“主语+者+名词性谓语”型判断句也是秦汉时期判断句的一种常式。“者”、“也”两字的出现，使得“者”、“也”俱全的判断句型“主语+者+名词性谓语+也”成为古汉语判断句的典型形式。这种形式在《史记》中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形式。作者运用丰富翔实的语料，通过对比研究，使读者对汉语判断句的原委一目了然。对其他词法、句法的论述也往往如此。
再次是穷尽研究，结论可信。钱君宗武先生非常重视穷尽性地定量分析，对各类句型及其词语的使用频率，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因而往往能纠正前人之讹误，结论令人信服。在对人称代词的研究中，何定生先生在《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一文中说：“《周书》各篇，告戒大众的文尽多，然皆绝对用‘尔’，而不用‘汝’。凡用‘汝’时，皆表单数。今《商书》所用，则不统一了，但还不奇；及‘汝’竟与《周书》各篇恰恰站在相反的地位，用于‘众数’。”钱君通过对《尚书》语言穷尽性地考察，则指出，“汝”在《周书》中也有用于复数的。《顾命》2见，《费誓》7见，《秦誓》1见。“汝”在《商书》各篇中皆用“众数(复数)”的说法，也不尽然。如《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之“汝”，很明显是指夏桀，表单数。还指出，何先生未分析《虞夏书》中的“汝”。在《虞夏书》中“汝”有2l例表单数，10例表复数。而“尔”仅8例表单数外，余皆表复数。“汝”、“尔”、“乃”单复数的使用，取决于说话的对象。若说话对象是个人，则用单数；若说话对象是群体，则用复数。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仅《虞夏书》的《尧典》、《商书》的《汤誓》、《周书》的《金縢》和《酒诰》因言谈对象的变换而变换单复数。从《尚书》的语言事实来看，钱君的说法是可信的。何定生先生的说法则略有疏漏。
最后是胜义纷呈，多所创获。今文《尚书》多为可信的商周古文，和商周甲、金文是共时的语言材料，但商周甲、金文有字数篇幅、行文格式等多种限制，不能全面反映商周语言风貌。今文《尚书》篇幅较长，语料丰富，详于记言，又有叙述描写，既具有书面语的特点，又具有口语的特点，是研究商周语言极其宝贵的资料。由于历代研究《尚书》者，对于《尚书》语法很少问津，蕴藏在今文《尚书》中的许多语法现象，亦未曾被挖掘出来。钱君宗武先生师承往哲，研究《尚书》语言能得其真谛，经他冥心爬梳，剖肌析理，把许多早期的语法格式，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具道其所以，令人耳目一新。现略举数条简述于下。就句法而言，如判断词“是”构成的判断句到底起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本书中，作者明确指出《周书•金縢》中的“乃并是吉”是一个判断句，其中的“是”是在文献中作判断词的最早语例。又如对叙述句中宾语前置形态的论述，本书说甲骨文和金文中没有“惟+名词宾语+是、之+动词谓语”式，而有“惟+宾语+谓语”式，先秦两汉文献中罕见“惟+宾语+谓语”式，而常见“惟+名词宾语+是、之+动词谓语”式，今文《尚书》二者兼而有之，为叙述句宾语前置式的演变发展过程续接了一个重要阶段，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新形式产生了，旧的形式还没有消亡的过渡状态。再如作者在分析了今文《尚书》中的许多特殊省略现象之后，指出今文《尚书》特殊的省略现象，既反映了周秦口语的某些语法特点，也反映了商周语言向秦汉语言过渡语法规则构造的某些不规则性。这些语法构造有些在后代文献语言中逐渐演变成语法规则。因此，研究今文《尚书》的省略对于汉语省略现象发生、发展、演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就词法而言，书中对代词、叹词、语气词等都有许多精到的论述，有的已在前面谈过，其他的也不再赘述了。现仅就作者对今文《尚书》中无“者”字一事，看看他的见解。他认为“者”字结构有可能脱胎于动词或形容词用于名词这一语言现象。“者”字是文献语言中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用为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的标识。《尚书》时代人们对于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用如名词或名词性词组这一语言现象可能习以为常。先秦两汉以来，随着长篇巨制的不断涌现，人们必须仔细琢磨才能明白这些词或词组的特殊词汇意义和语法作用。《史记》引《书》大量用“者”作为这些词或词组的标识。在《尚书》、《左传》、《史记》三部典籍中，“者”从无到有，渐次增加。今文《尚书》中没有一个“者”字，而“者”的使用频率《左传》为千分之二点八，《史记》为千分之八点四。在谈到“者”字的词性时，作者通过对于文献语言中“者”字结构产生发展的动态分析以及对于今文《尚书》和《史记》同义语料的对比研究指出：“者”起初的作用或许是把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的一般用法和特殊用法区别开来，“者”的作用或许首先是结构作用而不是称代作用，“者”本身不能表示人或事物，不能作句子的语法成分，不具备代词的本质属性。“者”作为结构助词符合语言事实。以上分析，入情入理，颇具新意，能给人以启迪。
先师周秉钧教授在《尚书易解》自序中曾提出善读古书的二十字原则，即：“核之以诂训，衡之以语法，求之以史实，味之以文情。”钱君宗武先生在今文《尚书》的语言研究中，恪守师教，对诂训、文情、史实、语法诸方面均能全面重视，广搜博览，资料宏富，因而在研究的过程中，能得心应手，成绩斐然。钱君宗武先生在《尚书》语言研究的领域内，大大弘扬了周秉钧教授严谨求实的学风，慎于著书立说，每成一稿，必反复斟酌，修葺不辍。《今文尚书语法研究》虽成稿多年，仍一直搁在案头，不断地进行修改。钱君宗武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这种审慎态度，定能使他不断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王大年写于岳麓山景德村
辛巳年仲冬下浣
《尚书》为唐、虞、三代之文，流传时代久远，语言古奥艰深，句读舛误，诘屈聱牙，加之版本繁杂，真伪莫辨，历来最为难读。自汉以降，治《尚书》者，层出不穷，至于清世，局面更为之一新，蔚为大观，清代之后，研究者继续不断。其名著大作，可谓多矣，然而真正系统研究《尚书》语言，特别是系统研究《尚书》语法的，则是凤毛麟角。据笔者所知，最早研究《尚书》语法的专论，可能要算1928年发表于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上的《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了，作者何定生先生的写作意图，主要还在于通过文法分析来确定《尚书》各篇产生的年代，因而作者仅研讨了代词、介词、连词、助词等几类虚词中的部分词语，偶尔涉及副词，还不能说是《尚书》词法的系统研究，更谈不上《尚书》语法的系统研究。尔后六十余载，几无嗣响，至1996年，钱君宗武先生《今文尚书语言研究》问世，才开创了对《尚书》语言进行研究的新局面，出现了《尚书》语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作者从《尚书》的语料价值，《尚书》的文字、词汇、语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作出了科学的论述，填补了汉语史研究上的一个空白。今天钱君宗武先生又完成了《今文尚书语言研究》的续篇，即《今文尚书语法研究》。作者在攀登科学高峰的道路上，不畏艰辛、不辞劳苦、积极奋进的精神，的确令人钦佩!
《今文尚书语法研究》是钱君宗武先生《尚书》语言研究系列的第三部力作。这部专著既保持了作者《尚书》语言研究的统一风格，又具有专书语法研究的许多特色。首先是特点突出，鲜明深刻。作者研究《尚书》二十年不曾间断，对今文《尚书》语言现象特别娴熟，驾驭自如。该书第一部分便能准确地从词法和句法两个方面，全面系统地勾画出今文《尚书》众多的语法特点，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同时又能引起读者需要继续读下去、进一步深究的兴趣，先知其然，后知其所以然。例如以往的文言语法著作都认为文言人称代词的特点之一是单复数同形，而作者指出今文《尚书》中的自称代词并非单复数同形，而是用不同形态的同义词来表达。在后面的专论中，则详尽地阐明了《尚书》“我”、“予”、“朕”在格位和单复数表示方面，存在着互补关系。“朕”主要用于领格，表示单数。“我”和“予”主要用于主格，“我”用于主格多表复数，“予”用于主格几乎皆表单数。“我”、“予”在同位语中，“我”多表复数，“予”几乎皆表单数。另外三个低频词“卬”、“台”、“吾”，则与“我”、“予”、“朕”存在着语音上的联系，“卬”是“我”的地方变体，“卬”、“我”上古同为疑纽。“台”是“予”的地方变体，“台”、“予”上古同为影纽。“朕”自为一组。“吾”是后人改窜，古本作“鱼”，或即“予”。吾、予、鱼，上古皆为模部字。予，影纽。吾、鱼，疑纽。影、疑喉牙邻韵，例得相通。作者所言信而有征，令人叹服。
其次是纵横比较，语料宏富。比较研究的方法，也是钱君宗武先生《尚书》语言研究的一个特色。作者既善于运用共时语料，也善于运用历时语料。例如在论述今文《尚书》的判断句时，他一方面与共时语料金文中的判断句进行比较，发现了汉语判断句的最早形式；另一方面又与《史记》引《书》判断句的同义语料进行比较，理清了汉语判断句由商周至秦代发展演变的轨迹。其结论，古汉语判断句的基本形式是“主语+名词性谓语”。这种形式不仅是西周金文和今文《尚书》判断句的基本形式，也是判断句的最早形式。这种形式一直存在于文献语言中。到了秦汉时期，“也”字由于煞句的需要而出现在名词性谓语后面，起到帮助判断的作用。“主语+名词性谓语+也”型判断句成为秦汉时期判断句的一种常式。同样，“者”字作为语气助词出现在主语后面，起到标识判断句的主语、提示停顿的作用，加强句子的语气。“主语+者+名词性谓语”型判断句也是秦汉时期判断句的一种常式。“者”、“也”两字的出现，使得“者”、“也”俱全的判断句型“主语+者+名词性谓语+也”成为古汉语判断句的典型形式。这种形式在《史记》中已发展成为一种相当成熟的形式。作者运用丰富翔实的语料，通过对比研究，使读者对汉语判断句的原委一目了然。对其他词法、句法的论述也往往如此。
再次是穷尽研究，结论可信。钱君宗武先生非常重视穷尽性地定量分析，对各类句型及其词语的使用频率，都有精确的统计数字。因而往往能纠正前人之讹误，结论令人信服。在对人称代词的研究中，何定生先生在《尚书的文法及其年代》一文中说：“《周书》各篇，告戒大众的文尽多，然皆绝对用‘尔’，而不用‘汝’。凡用‘汝’时，皆表单数。今《商书》所用，则不统一了，但还不奇；及‘汝’竟与《周书》各篇恰恰站在相反的地位，用于‘众数’。”钱君通过对《尚书》语言穷尽性地考察，则指出，“汝”在《周书》中也有用于复数的。《顾命》2见，《费誓》7见，《秦誓》1见。“汝”在《商书》各篇中皆用“众数(复数)”的说法，也不尽然。如《汤誓》“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之“汝”，很明显是指夏桀，表单数。还指出，何先生未分析《虞夏书》中的“汝”。在《虞夏书》中“汝”有2l例表单数，10例表复数。而“尔”仅8例表单数外，余皆表复数。“汝”、“尔”、“乃”单复数的使用，取决于说话的对象。若说话对象是个人，则用单数；若说话对象是群体，则用复数。另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仅《虞夏书》的《尧典》、《商书》的《汤誓》、《周书》的《金縢》和《酒诰》因言谈对象的变换而变换单复数。从《尚书》的语言事实来看，钱君的说法是可信的。何定生先生的说法则略有疏漏。
最后是胜义纷呈，多所创获。今文《尚书》多为可信的商周古文，和商周甲、金文是共时的语言材料，但商周甲、金文有字数篇幅、行文格式等多种限制，不能全面反映商周语言风貌。今文《尚书》篇幅较长，语料丰富，详于记言，又有叙述描写，既具有书面语的特点，又具有口语的特点，是研究商周语言极其宝贵的资料。由于历代研究《尚书》者，对于《尚书》语法很少问津，蕴藏在今文《尚书》中的许多语法现象，亦未曾被挖掘出来。钱君宗武先生师承往哲，研究《尚书》语言能得其真谛，经他冥心爬梳，剖肌析理，把许多早期的语法格式，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具道其所以，令人耳目一新。现略举数条简述于下。就句法而言，如判断词“是”构成的判断句到底起于何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本书中，作者明确指出《周书•金縢》中的“乃并是吉”是一个判断句，其中的“是”是在文献中作判断词的最早语例。又如对叙述句中宾语前置形态的论述，本书说甲骨文和金文中没有“惟+名词宾语+是、之+动词谓语”式，而有“惟+宾语+谓语”式，先秦两汉文献中罕见“惟+宾语+谓语”式，而常见“惟+名词宾语+是、之+动词谓语”式，今文《尚书》二者兼而有之，为叙述句宾语前置式的演变发展过程续接了一个重要阶段，真实地反映了一种新形式产生了，旧的形式还没有消亡的过渡状态。再如作者在分析了今文《尚书》中的许多特殊省略现象之后，指出今文《尚书》特殊的省略现象，既反映了周秦口语的某些语法特点，也反映了商周语言向秦汉语言过渡语法规则构造的某些不规则性。这些语法构造有些在后代文献语言中逐渐演变成语法规则。因此，研究今文《尚书》的省略对于汉语省略现象发生、发展、演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就词法而言，书中对代词、叹词、语气词等都有许多精到的论述，有的已在前面谈过，其他的也不再赘述了。现仅就作者对今文《尚书》中无“者”字一事，看看他的见解。他认为“者”字结构有可能脱胎于动词或形容词用于名词这一语言现象。“者”字是文献语言中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用为名词或名词性词组的标识。《尚书》时代人们对于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用如名词或名词性词组这一语言现象可能习以为常。先秦两汉以来，随着长篇巨制的不断涌现，人们必须仔细琢磨才能明白这些词或词组的特殊词汇意义和语法作用。《史记》引《书》大量用“者”作为这些词或词组的标识。在《尚书》、《左传》、《史记》三部典籍中，“者”从无到有，渐次增加。今文《尚书》中没有一个“者”字，而“者”的使用频率《左传》为千分之二点八，《史记》为千分之八点四。在谈到“者”字的词性时，作者通过对于文献语言中“者”字结构产生发展的动态分析以及对于今文《尚书》和《史记》同义语料的对比研究指出：“者”起初的作用或许是把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的一般用法和特殊用法区别开来，“者”的作用或许首先是结构作用而不是称代作用，“者”本身不能表示人或事物，不能作句子的语法成分，不具备代词的本质属性。“者”作为结构助词符合语言事实。以上分析，入情入理，颇具新意，能给人以启迪。
先师周秉钧教授在《尚书易解》自序中曾提出善读古书的二十字原则，即：“核之以诂训，衡之以语法，求之以史实，味之以文情。”钱君宗武先生在今文《尚书》的语言研究中，恪守师教，对诂训、文情、史实、语法诸方面均能全面重视，广搜博览，资料宏富，因而在研究的过程中，能得心应手，成绩斐然。钱君宗武先生在《尚书》语言研究的领域内，大大弘扬了周秉钧教授严谨求实的学风，慎于著书立说，每成一稿，必反复斟酌，修葺不辍。《今文尚书语法研究》虽成稿多年，仍一直搁在案头，不断地进行修改。钱君宗武先生在学术研究中的这种审慎态度，定能使他不断取得更大的学术成就。
王大年写于岳麓山景德村
辛巳年仲冬下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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