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序言
与大雷兄的交往，不算太早，但也可以追溯到1996年，其时，他的第一部专著《中古文学集团》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给我邮来，令人十分欣喜。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考上研究生，从段熙仲(1897—1987)先生治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曾对南齐永明文学下过一些功夫，八十年代初，还作过一篇《建安游宴诗略论》的文章，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人集团有过较多的思考，无奈，九十年代之后，心有旁骛，分身从事地方文献与文学的研究，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未能全力以赴，某些原先的研究计划不能不搁浅，因此见到大雷兄的著作就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学界多了一位同道。
其实，和大雷兄的交往，还仅止于神交而已，在2002年11月之前，我们一直未曾谋面——不是没有机会，而是都错过了。例如，在桂林召开过学术会议和其他的大雷兄到会的学术会议，大都是由于经费的原因，我未能出席；有一次，我所在的福建师范大学召开全国师范院校研究生处长、部长工作会议(大雷兄时任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处长)，大雷兄给我来电话，说这下可以见面了，可细算一下时间，我恰好有外出任务，失之于交臂。2002年4月，大雷兄推荐其弟子陈恩维来报考我的博士生。思维君外语好，写过几篇六朝的文章，他颇有信心，面试我也很满意，但因我只有一个招生名额，不能不割爱。后恩维被其他大学所录取，但仍然和我保持很好的联系。2002年11月，我校95周年校庆，大雷兄与他们的校领导来榕，我们通了话，因为受到公务和责任的制约，直到大雷兄离开福州的前十五分钟我们才得以见面，一盅清茶未尽，他就有别的事离开了。没想到事隔半年，大雷兄又出现在福建师范大学。会下，我们是朋友，是同道，谈的最多的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状况和心得。有朋自远方来，悠然和从容的细谈、长谈、深谈，实为人生一大乐事。他还说，这部《宫体诗研究》的书稿已经过审查，将由商务出版，让我写一篇序。
宫体诗，是南朝梁出现的一种诗体。由于“宫体”之名起自宫廷(东宫)，更由于这一诗体长于轻艳，所写多为衽席闺房之辞，故宫体诗往往被看成是艳诗的代名词。从唐朝到晚清，在漫长的一千多年间，由于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宫体诗的名声一直不怎么好。“五四”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在旧道德看来很不顺眼的宫体诗，新道德如何能加以容纳？建国之后，从文艺必须反映政治，到后来对“封建糟粕”的总清算，“宫体诗”的名声已经狼藉不堪，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著作和有关论文，避之惟恐不及，批判惟恐不及。思维的定势，影响了多少学人！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者，对宫体诗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见解，但说实在的，我更愿意绕道走(“避之”)，而不去正面论及它。我相信，这种心态有相当的代表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有学者有限而谨慎地对宫体诗做些客观的评价。我和大雷兄的看法大体相同，对宫体诗的兴起、特点、得失、流布的阐释，最为圆通的当数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段先生延请曹道衡、沈玉成二先生来南京主持论文答辩，曹先生还是我答辩时的主席。曹、沈二先生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著名专家，他们的论著，我是有见必读，有的论著还读过数遍。1995年，沈先生过世，我们在研究宫体诗时，不能不想起他。
宫体诗研究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选题。我在读其他学人的论著前，往往会想，如果这个题目叫我来做，我将怎么个做法。早几个月和大雷兄交谈，让我作序，脑海中自然浮出这么个轮廓：宫体诗的界定，溯源，产生，代表作家和作品，特点，影响与批判什么的。这大概是最为常见而又稳妥的写法，但稳妥是稳妥了，写起来不大可能有什么新见。思维的定势，常常限制着我们的创造能力。收到大雷兄的打印稿后数天，厦门大学王玫教授请我为她的硕士生审查论文并前去主持答辩，恰好她的两个学生中也有一位是做宫体诗研究的。这位学生很细心，他将研究的题目定为《梁代宫体诗论》，据《梁书》所载，宫体之号，起自梁代，“梁代宫体诗”的提法，当然比起“齐梁宫体诗”要准确一些，我是赞同的。但如果要进一步做到精确，似还可以用“梁代中后期宫体诗”的提法，因为宫体之号起于梁代中大通(529—534)，宫体诗诗体的产生即使还要早一些，也不会早至梁初的天监(502—519)。
大雷兄的研究，换了一种思路，他的视野不受宫体诗名号起于何时的制约(并不是说他不关注这一问题)，而是从宫体诗最重要的特质——女色(描摹女性及女性生活内容)、艳情——入手进行研究。当然，研究的重心和重点，仍然是梁代这一诗体的形成及繁荣的情况，仍然是宫体诗诗人的活动及相关的文学理论问题。和传统研究不同的是，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研究宫体诗产生之前，即从先秦的《诗经》一直至南齐那些描摹女性和女性生活情况的作品，其中甚至包括了某些赋作。沿波讨源，源头追溯甚远；缘干寻枝，枝蔓笼络甚广。顺水逐流，梁陈之后，研究一直伸延至隋甚至唐初。大雷兄说，他的这一研究属于“类型”研究的范畴，即以宫体为中心的先秦至初唐的描摹女性、艳情诗的研究。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研究，可否说，它是一种文学史大视野下的宫体诗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既包括侧重于理论阐发的批评研究，又包括古代文论研究，考证式的批评研究，作家生平研究，文学流派文学集团的研究，还包括作品分析鉴赏的研究等。我个人一向认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在专业上至少应具备三方面的能力，即古籍阅读与整理的能力，理论阐发能力，作品分析与鉴赏能力，而且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前些年，有人撰文说，古籍整理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是低层面的，只有理论的阐发才是高层面的，作品的分析鉴赏则不是什么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轻视理论固然是不对的，但如果把古典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理论阐发一途，就无异于抹杀这一学科的特点，将其与文学理论的研究等同起来。近年来，又有不少学者重视在文化大背景下来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且写出一批有质量的论著，这是十分可喜的，但也有研究者过分强调大文化，或过分强调某一文化分支，把古典文学的论文写成文化学的论文(假设该作者所运用的文化学理论和知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因此，近期又有一些富有学养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出来呼吁，古典文学的研究要回归文学，回归作品。大雷兄的研究，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是相当关注作品的，都是以作品作为研究基础的。《宫体诗研究》一书，作者并不标榜什么理论建构之类的大话，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本书的研究是一种作品鉴赏式的批评”，“是建立在鉴赏基础上的作品分析与作品批评”(《前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不作理论上的阐发，不作任何的综合归纳，综观全书，作者是在作品的分析鉴赏基础上作综合归纳，是将理论的阐发融入作品的分析鉴赏中去。《宫体诗研究》一书的研究方法，虽然没有特别的惊人之处，但这一研究方法，却无形中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继《中古文人集团》之后，大雷兄又出版了《文选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诗人文体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两部专著，如果我没有统计错，《宫体诗研究》是他的第四部专著了。用力之勤，成果之富，同行有目共睹。大雷兄的研究，都集中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如果从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算起，到隋灭陈为止，大约四百年的时间，这四百年是中国古代社会很不稳定的时期，然而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作家众多，文学现象相当丰富，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借此作序的机会，愿与大雷兄共勉；大雷兄正当富年，精力丰沛，研究前景当然也更加远大。作为同道，殷切期盼着。
陈 庆 元
2003年8月31日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其实，和大雷兄的交往，还仅止于神交而已，在2002年11月之前，我们一直未曾谋面——不是没有机会，而是都错过了。例如，在桂林召开过学术会议和其他的大雷兄到会的学术会议，大都是由于经费的原因，我未能出席；有一次，我所在的福建师范大学召开全国师范院校研究生处长、部长工作会议(大雷兄时任广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处处长)，大雷兄给我来电话，说这下可以见面了，可细算一下时间，我恰好有外出任务，失之于交臂。2002年4月，大雷兄推荐其弟子陈恩维来报考我的博士生。思维君外语好，写过几篇六朝的文章，他颇有信心，面试我也很满意，但因我只有一个招生名额，不能不割爱。后恩维被其他大学所录取，但仍然和我保持很好的联系。2002年11月，我校95周年校庆，大雷兄与他们的校领导来榕，我们通了话，因为受到公务和责任的制约，直到大雷兄离开福州的前十五分钟我们才得以见面，一盅清茶未尽，他就有别的事离开了。没想到事隔半年，大雷兄又出现在福建师范大学。会下，我们是朋友，是同道，谈的最多的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状况和心得。有朋自远方来，悠然和从容的细谈、长谈、深谈，实为人生一大乐事。他还说，这部《宫体诗研究》的书稿已经过审查，将由商务出版，让我写一篇序。
宫体诗，是南朝梁出现的一种诗体。由于“宫体”之名起自宫廷(东宫)，更由于这一诗体长于轻艳，所写多为衽席闺房之辞，故宫体诗往往被看成是艳诗的代名词。从唐朝到晚清，在漫长的一千多年间，由于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宫体诗的名声一直不怎么好。“五四”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在旧道德看来很不顺眼的宫体诗，新道德如何能加以容纳？建国之后，从文艺必须反映政治，到后来对“封建糟粕”的总清算，“宫体诗”的名声已经狼藉不堪，各种各样的文学史著作和有关论文，避之惟恐不及，批判惟恐不及。思维的定势，影响了多少学人！作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研究者，对宫体诗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见解，但说实在的，我更愿意绕道走(“避之”)，而不去正面论及它。我相信，这种心态有相当的代表性。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有学者有限而谨慎地对宫体诗做些客观的评价。我和大雷兄的看法大体相同，对宫体诗的兴起、特点、得失、流布的阐释，最为圆通的当数曹道衡、沈玉成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1982年，我研究生毕业，段先生延请曹道衡、沈玉成二先生来南京主持论文答辩，曹先生还是我答辩时的主席。曹、沈二先生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著名专家，他们的论著，我是有见必读，有的论著还读过数遍。1995年，沈先生过世，我们在研究宫体诗时，不能不想起他。
宫体诗研究是一个有相当难度的选题。我在读其他学人的论著前，往往会想，如果这个题目叫我来做，我将怎么个做法。早几个月和大雷兄交谈，让我作序，脑海中自然浮出这么个轮廓：宫体诗的界定，溯源，产生，代表作家和作品，特点，影响与批判什么的。这大概是最为常见而又稳妥的写法，但稳妥是稳妥了，写起来不大可能有什么新见。思维的定势，常常限制着我们的创造能力。收到大雷兄的打印稿后数天，厦门大学王玫教授请我为她的硕士生审查论文并前去主持答辩，恰好她的两个学生中也有一位是做宫体诗研究的。这位学生很细心，他将研究的题目定为《梁代宫体诗论》，据《梁书》所载，宫体之号，起自梁代，“梁代宫体诗”的提法，当然比起“齐梁宫体诗”要准确一些，我是赞同的。但如果要进一步做到精确，似还可以用“梁代中后期宫体诗”的提法，因为宫体之号起于梁代中大通(529—534)，宫体诗诗体的产生即使还要早一些，也不会早至梁初的天监(502—519)。
大雷兄的研究，换了一种思路，他的视野不受宫体诗名号起于何时的制约(并不是说他不关注这一问题)，而是从宫体诗最重要的特质——女色(描摹女性及女性生活内容)、艳情——入手进行研究。当然，研究的重心和重点，仍然是梁代这一诗体的形成及繁荣的情况，仍然是宫体诗诗人的活动及相关的文学理论问题。和传统研究不同的是，他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研究宫体诗产生之前，即从先秦的《诗经》一直至南齐那些描摹女性和女性生活情况的作品，其中甚至包括了某些赋作。沿波讨源，源头追溯甚远；缘干寻枝，枝蔓笼络甚广。顺水逐流，梁陈之后，研究一直伸延至隋甚至唐初。大雷兄说，他的这一研究属于“类型”研究的范畴，即以宫体为中心的先秦至初唐的描摹女性、艳情诗的研究。如果换一个角度来审视这一研究，可否说，它是一种文学史大视野下的宫体诗研究。
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既包括侧重于理论阐发的批评研究，又包括古代文论研究，考证式的批评研究，作家生平研究，文学流派文学集团的研究，还包括作品分析鉴赏的研究等。我个人一向认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在专业上至少应具备三方面的能力，即古籍阅读与整理的能力，理论阐发能力，作品分析与鉴赏能力，而且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前些年，有人撰文说，古籍整理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是低层面的，只有理论的阐发才是高层面的，作品的分析鉴赏则不是什么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轻视理论固然是不对的，但如果把古典文学研究仅仅局限于理论阐发一途，就无异于抹杀这一学科的特点，将其与文学理论的研究等同起来。近年来，又有不少学者重视在文化大背景下来进行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且写出一批有质量的论著，这是十分可喜的，但也有研究者过分强调大文化，或过分强调某一文化分支，把古典文学的论文写成文化学的论文(假设该作者所运用的文化学理论和知识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因此，近期又有一些富有学养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出来呼吁，古典文学的研究要回归文学，回归作品。大雷兄的研究，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是相当关注作品的，都是以作品作为研究基础的。《宫体诗研究》一书，作者并不标榜什么理论建构之类的大话，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本书的研究是一种作品鉴赏式的批评”，“是建立在鉴赏基础上的作品分析与作品批评”(《前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不作理论上的阐发，不作任何的综合归纳，综观全书，作者是在作品的分析鉴赏基础上作综合归纳，是将理论的阐发融入作品的分析鉴赏中去。《宫体诗研究》一书的研究方法，虽然没有特别的惊人之处，但这一研究方法，却无形中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继《中古文人集团》之后，大雷兄又出版了《文选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和《诗人文体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两部专著，如果我没有统计错，《宫体诗研究》是他的第四部专著了。用力之勤，成果之富，同行有目共睹。大雷兄的研究，都集中在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段上。魏晋南北朝文学，如果从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算起，到隋灭陈为止，大约四百年的时间，这四百年是中国古代社会很不稳定的时期，然而也是这一时期，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作家众多，文学现象相当丰富，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还有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借此作序的机会，愿与大雷兄共勉；大雷兄正当富年，精力丰沛，研究前景当然也更加远大。作为同道，殷切期盼着。
陈 庆 元
2003年8月31日于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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