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全部前言
<FONT size=3><STRONG> 说在前面</STRONG></FONT>
《史记》是我最爱读的伟大著作之一，它的作者司马迁是我最仰慕的学者之一。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曾陈述伟大作品诞生的原因“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今天我们捧读《史记》，真想接着说一句：“司马迁重刑，完成《史记》!”
伟大作品的诞生往往都是作者在国家或个人遭到重大不幸之际，受到激励而发愤图强的结果。在十分危难的情况下是没有私利可图的，创作的最大动机往往就是为当代和后世留下一点有益的东西。这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面对种种物质利益、名声权势的诱惑，自当有所警示。不论客观世界如何变化，学术、创作的领域应当是尽可能干净的；创作的动机应当是尽可能纯正的。实事求是、严谨不苟的学风永远不能变。
司马迁大概没有料到，他用自己的血泪写下的《史记》会受到后人如此喜爱，万世流传，永葆青春，成为中华民族无价的财宝和永远的骄傲。他为之付出了全部才华与智慧的《史记》，不仅为由三皇五帝到西汉的历史人物立下栩栩如生的传记，还是包藏古代社会各方面实情的百科全书。两千年后的今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大概都能从它获益，《史记》几乎成为一切学者的必读书。
我们研究祖国语言特点及其发展历史的学者也不例外。《史记》给我们留下了两千年前祖先们运用的活生生的语言，我们读起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一个时代的语言为那个时代的作家、学者的创作提供源泉。伟大作品之所以拥有广大的读者，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语言上和广大读者是相通的，这才能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史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语言的极其珍贵的语料，因而受到语言工作者极大的重视。
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又会以其对语言的加工和运用，通过自己的作品影响全民语言的提高，推动语言的发展。司马迁的《史记》对汉语就具有这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我们拿《史记》与《左传》的语言进行比较时，会明显地感受到司马迁在语言运用中对汉语发展所作的贡献。我说这话绝无贬低《左传》之意。《左传》是我一生投入精力最多的作品，它的语言也是十分生动的。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观察问题不能超越历史的阶段。《左传》起到了在它那个时代推动语言发展的作用，《史记》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本书的几篇文章也许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一事实。总起来说就是句子成分由比较简单变得比较复杂多样；句子结构由比较单调变得比较丰满完善。正如许国璋先生在为本文写的书评中所说：“他(司马迁)扩展了汉语的句法，使表达受限制的纪录体语言成为流畅丰满的描写体。这位大文学家对汉语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值得一切语言学工作者努力认知的。”当然，推动语言向前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因素和语言自身的规律，但伟大作家及其作品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观察分析《史记》语言特点的过程中，我常常为作者运用语言的力量所震撼，不时发出内心的赞叹。我忘了困倦与劳累，也从未感到思路枯竭，在写作时几乎是欲罢不能。尽管文章还未能充分反映出《史记》的全部语法特点，但老师和朋友们还是给予很大鼓励。杨伯峻师在1983年曾认真审阅全文并写了“读后印象”。许国璋先生在1987年写了书评《中国计量语言学的尝试》。现谨将两文作为本书的“附”，用以激励我自己同时也表示我对两位恩师的深深感激和永久的怀念。
近年来围绕《史记》语法特点，我在原文的基础上，又写了三篇文章：《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汉语句法结构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从〈左传〉、〈史记〉的比较看介宾短语位置的前移》、《〈左传〉、〈史记〉名词作状语的比较》，这次都收入本书，共为四篇。
我深知我的拙文对于《史记》这部光辉巨著语言特点的挖掘，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这几年语言学界有不少研究《史记》语言特点的作品问世，今后定会有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科学研究的发展总是由低到高逐步前进的，二十年前的这篇文章自有它幼稚片面、不够细致成熟之处，加上本人才学浅薄，疏漏和失误更是在所难免。但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篇对《左传》和《史记》语法面貌进行全面比较的文章还是有它自身的特色。同时自发表以来国内外引用这篇文章也较多，还算有些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如今承蒙商务印书馆厚爱，愿将它作为专书语言研究系列中的一种，单独出版。为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我没有作大的改动，只对已发现的错误和疏漏作了一些修正。现在郑重地奉献给大家，恳请批评指正。
《史记》是我最爱读的伟大著作之一，它的作者司马迁是我最仰慕的学者之一。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曾陈述伟大作品诞生的原因“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为也。”今天我们捧读《史记》，真想接着说一句：“司马迁重刑，完成《史记》!”
伟大作品的诞生往往都是作者在国家或个人遭到重大不幸之际，受到激励而发愤图强的结果。在十分危难的情况下是没有私利可图的，创作的最大动机往往就是为当代和后世留下一点有益的东西。这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面对种种物质利益、名声权势的诱惑，自当有所警示。不论客观世界如何变化，学术、创作的领域应当是尽可能干净的；创作的动机应当是尽可能纯正的。实事求是、严谨不苟的学风永远不能变。
司马迁大概没有料到，他用自己的血泪写下的《史记》会受到后人如此喜爱，万世流传，永葆青春，成为中华民族无价的财宝和永远的骄傲。他为之付出了全部才华与智慧的《史记》，不仅为由三皇五帝到西汉的历史人物立下栩栩如生的传记，还是包藏古代社会各方面实情的百科全书。两千年后的今天，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大概都能从它获益，《史记》几乎成为一切学者的必读书。
我们研究祖国语言特点及其发展历史的学者也不例外。《史记》给我们留下了两千年前祖先们运用的活生生的语言，我们读起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一个时代的语言为那个时代的作家、学者的创作提供源泉。伟大作品之所以拥有广大的读者，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语言上和广大读者是相通的，这才能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和喜爱。《史记》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汉代语言的极其珍贵的语料，因而受到语言工作者极大的重视。
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又会以其对语言的加工和运用，通过自己的作品影响全民语言的提高，推动语言的发展。司马迁的《史记》对汉语就具有这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当我们拿《史记》与《左传》的语言进行比较时，会明显地感受到司马迁在语言运用中对汉语发展所作的贡献。我说这话绝无贬低《左传》之意。《左传》是我一生投入精力最多的作品，它的语言也是十分生动的。但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观察问题不能超越历史的阶段。《左传》起到了在它那个时代推动语言发展的作用，《史记》则在前人的基础上起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本书的几篇文章也许有助于我们看到这一事实。总起来说就是句子成分由比较简单变得比较复杂多样；句子结构由比较单调变得比较丰满完善。正如许国璋先生在为本文写的书评中所说：“他(司马迁)扩展了汉语的句法，使表达受限制的纪录体语言成为流畅丰满的描写体。这位大文学家对汉语所作的贡献是巨大的，也是值得一切语言学工作者努力认知的。”当然，推动语言向前发展的原因主要是社会因素和语言自身的规律，但伟大作家及其作品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在观察分析《史记》语言特点的过程中，我常常为作者运用语言的力量所震撼，不时发出内心的赞叹。我忘了困倦与劳累，也从未感到思路枯竭，在写作时几乎是欲罢不能。尽管文章还未能充分反映出《史记》的全部语法特点，但老师和朋友们还是给予很大鼓励。杨伯峻师在1983年曾认真审阅全文并写了“读后印象”。许国璋先生在1987年写了书评《中国计量语言学的尝试》。现谨将两文作为本书的“附”，用以激励我自己同时也表示我对两位恩师的深深感激和永久的怀念。
近年来围绕《史记》语法特点，我在原文的基础上，又写了三篇文章：《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汉语句法结构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从〈左传〉、〈史记〉的比较看介宾短语位置的前移》、《〈左传〉、〈史记〉名词作状语的比较》，这次都收入本书，共为四篇。
我深知我的拙文对于《史记》这部光辉巨著语言特点的挖掘，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这几年语言学界有不少研究《史记》语言特点的作品问世，今后定会有更多优秀的研究成果。“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科学研究的发展总是由低到高逐步前进的，二十年前的这篇文章自有它幼稚片面、不够细致成熟之处，加上本人才学浅薄，疏漏和失误更是在所难免。但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篇对《左传》和《史记》语法面貌进行全面比较的文章还是有它自身的特色。同时自发表以来国内外引用这篇文章也较多，还算有些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如今承蒙商务印书馆厚爱，愿将它作为专书语言研究系列中的一种，单独出版。为保持历史的本来面貌，我没有作大的改动，只对已发现的错误和疏漏作了一些修正。现在郑重地奉献给大家，恳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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